欲求和平，必先备战；欲求忍耐生命，必先准备死亡。为死亡做好准备，可能是所有考试中最难的一场，不过这场考试最终会帮助我们得以从容地活下去。
已经很久没有因为读一本书而潸然泪下。或者是最近工作的压力和自我要求让人不能放松，或者是这本书，又一次唤醒了我关于死亡意义的思考。人类面对死亡，有着来自本能的恐惧。但是作为外科医生，死亡是永远无法规避的“日常”。陈葆琳，一位在英国出生、在美国长大的华人外科医生，在《Final Exam》（中文译名《最后的期末考》）中，讲述了她眼中的“死亡”。
生命的秘密：关于生的机会往往是从死亡开始
当陈葆琳医生还是医学生时，她在哈佛大学的医学院里接受系统而严苛的训练。她这样描述自己学医的初衷：我期望着自己能用专业知识去治病救人。
“我们是一个奇特的群体，既充满理想主义精神，又拥有高度的专注力和超强的竞争意识。因此才能通过严格的医学预科课程。……大部分人的初衷是想学习如何挽救生命。……我们大都没有意识到，梦想如此美好，但这个职业却要求我们生活在临终患者当中。与生命相比，我们将更多地接触死亡。”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成为医生的第一课，就是要学会与死亡和平共处。第一次在解剖课上见到尸体的经历，相信每一个小医生都记忆犹新。当陈医生还不是陈医生的时候，她跟自己的小组成员们接触的第一具尸体，是一个罹患卵巢癌的女性。
对新生来说，医学院的解剖课永远充满着神秘色彩；师兄师姐们作为“过来人”也会慷慨大方地提供学习经验：“准备好旧衣服，上完课就不想再穿的那种。”无他，福尔马林的味道会教你做人。陈医生的解剖课也不例外。她用理智冷静的语言讲述了自己第一次上解剖课的经历。
“沿矢状面将盆骨切开”，在课本上简洁的一句话，却让她们小组成员犯了难。几经踌躇，她们小组中来自医生世家的女同学走上前，拿起电锯，将尸体沿着骨盆中线锯开。完成这个作业要求的规定动作后，她们一下午都没有再相互交谈。
经过几个星期的学习，这些医学生们已经不再畏惧尸体，福尔马林的味道已经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甚至有些其他研究生们与他们擦肩而过时，闻到这种特殊的气味，还会投来崇拜的眼神。不论这种崇拜是因为学习能力，还是敬仰他们的勇气，总之，是让人自豪且欣慰的。
初次接触尸体的解剖课，让陈医生至今都记忆犹新。她常常在忙碌工作的间隙，想起自己第一次解剖的尸体，在那位大体老师还不是尸体的时候，曾过着怎样的生活，经历了怎样的苦痛，又是如何下定了决心才将生命的终点留在了医学院的解剖室。
对于普通人来说，尸体是一生中都不想触碰的；甚至有些人在“不期而遇”之后还会做噩梦。医生也是。每一所医学院都流传着各种与解剖课有关的神奇传说和噩梦自述。一个从没梦见过自己解剖课大体老师的医学生不是好学生。（注：中国将捐献遗体以供学生学习的尸体标本，尊称为大体老师。）
为了让学生们能够有正常的渠道抒发自己对于生命的敬畏，而不是在解剖课学习期间疯掉。
一般国内会在解剖课开课之前和之后，为“大体老师”举行纪念仪式，感谢他们为医学教育的付出。在贵州医科大学的校史馆内，有一位老专家捐献了自己的遗体。他的皮肤做成了人皮鼓，敲一下要为学校捐出若干费用，用于医学教育；他的骨骼经过处理之后，就安坐在人皮鼓旁边，静静注视着每一个从他面前经过的医学生。
大体老师们，跨越了生死的界限，用自己的骨骼、肌肤、血肉铸成了一道从死到生的桥梁。
陈医生用细腻温柔的笔触，写下了她与她的告别：
“她被仔细地包裹在白色塑料袋里，即将被运往最后安息的地方。隔着塑料袋，我摸了摸她的额头，她的肩膀还有她的双手。我穿着旧牛仔裤和高中时的旧T恤，坐了下来，在记忆中回味她的身体和它传递给我们的故事。我闭上眼睛，想象她的人体构造，就像我在后来的工作中将会无数次想起她一样。我在心中默念，‘谢谢你’，感受着自己胸中强烈而规律的心跳，”‘谢谢你最后的馈赠。’”
治疗的真相：谁该为死亡买单？
陈医生从医学院毕业后，她来到医院成为了一名外科住院医生。带着她学习的前辈，罗布，正处于附属专科训练的最后一年，聪明、机灵、反应迅速、执行力强且乐于分享。在开始自己的住院医生涯前，罗布给陈葆琳的忠告是：“接下来的哪一天，你会杀死某位患者。”
罗布依旧耐着心解释：“也许你并不想这样，但是这会发生，会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这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你只能把它当做学习过程的一部分，渐渐接受它。”
虽然这句话像溃疡一样侵蚀着陈医生的心，但直到她住院医生涯的第二年，才深切体会到罗布的真正用意。
那一年，她接收了一名病人，65岁的二战老兵，外号“荷兰佬”。荷兰佬十分信任陈医生，在她检查之余，偶尔还会开开玩笑。即使罹患食道癌，依旧会自我调侃“吃不下饭，是因为医院的伙食太差。”
当最终决定做手术的时候，术前谈话是由陈医生进行的。她带着一份承诺书去了荷兰佬的病房，告知和解释了手术前的注意事项后，荷兰佬略显迟疑地问：你觉得这个手术应该做，对吧？”当时的陈医生笃信荷兰佬会在术后恢复，并且得到更好的生活品质。她毫不犹豫点了头。手术进行得很顺利，结束后荷兰佬被安置在外科的临时重症监护室。陈医生还在凌晨去探望了荷兰佬，跟他说了最后一句话。陈医生离开时，荷兰佬的手被放在柔软的约束带中，防止他在昏迷中拉扯呼吸管。
这本应该是皆大欢喜的剧情；但是在陈医生离开半小时以后，陈医生收到了坏消息。因为荷兰佬在最角落的房间，没有人看到他把手从约束带中挪了出来，在镇静状态下自己拔出了呼吸管。
当陈医生赶到时，已经无力回天。抢救了45分钟之后，陈葆琳无奈地宣布了荷兰佬死亡。
“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我想起自己六岁的那个夏天。我走下泳池台阶去游泳，双腿仿佛在自动地下降。当水没到下巴时，我感觉到右腿滑了出去并开始向下沉……我努力踮起脚让自己升高，头露出水面时，我发出尖叫，却又沉到水底……水灌进嘴巴和肺部，使我发不出声来。我在荷兰佬病床边流泪时，仿佛又一次掉进了那个泳池，每一次喘息都使空气越来越少，直至再也不能呼吸位置。除此之外，这一次我带上了荷兰佬斯马尔德一起。”
随后的双率讨论会（美国外科医生举行的生存率与死亡率讨论会）上，大家把荷兰佬的死亡归结为“重症监护室配置的失误”，并没有人让陈医生为荷兰佬的去世负责。事实上，这样的事情每一天都有可能在重症监护室发生。但是，陈医生一直没有放下。即使荷兰佬已经去世12年了，她依旧会问自己：如果当时自己格外小心，第一次看见他就把约束带扎紧呢？假使自己再多抢救15分钟呢？假使当初没有鼓励他签署手术承诺书呢？是不是一切都会不同。
荷兰佬就像一个幽灵，每当她再看到食道癌患者，每当她再抢救病人，每当她接待新的实习生来病房时，她都会想起那45分钟刻骨铭心的经历。这件事，一直让她觉得非常艰难。但也时常让她心存感激。正是因为荷兰佬，她才“变成了一名更好、更有怜悯心的外科医生”。
死亡的代价，不仅仅是生命的逝去；留下的人怎样才能变得更好，是死亡更深刻的意义。谁来为死亡买单？如果死亡成为一种偶然中的必然，谁要为此负责？
外界总对医生有一些误解，认为医生过度冷漠，对患者缺乏同理心。其实不然，如果不能在诊疗中保持冷静，在危急关头做出准确的判断，就无法挽救一个又一个濒临死亡的生命。但是，总有救不回来的人，总有治不好的病。相信我，也相信陈医生，那时候的医生与患者家属一样痛苦，一样挫败，一样心碎。
如果说，一个人现实发生的死亡，能够避免未来可能避免的死亡，这种代价是否可以成为一种付出？这种付出会持续无数个日日夜夜，化作警钟长鸣，化作明灯陪伴；它是否可以成为真正为死亡买单的承载？
这个问题，陈医生没有正面回答。我也没有办法正面回答。关于死亡的意义，中国有句古话，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关于死亡的代价，或者也可以用这句话回答。
临终之美：何以“永生”
这本创作于2010年的书，记录了陈葆琳医生的从医经历。她花了不少笔墨，在最后一章告诉大家，临终关怀也是对患者诊疗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成为一名优秀的外科医生之前，她经历了一次又一次与“死亡”的相遇；终于，她觉得自己在救人方面已经具有相当的经验时，她又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患者的临终和生者的希望。
在电影《寻梦环游记》中，这样阐释“终极死亡”：如果在那边（现实世界）的活人世界中没人记得你，这边的你就会消失。我们叫它终极死亡。
这是借用隐喻告诉大家，对于逝者来说，被家人和朋友记住，是生命另一种方式的延续。永生者是被一直记住的人。
家属在患者临终时的感受，对他们后续生活的影响会持续很久很久。患者临终时的尊严、状态都牵动着家属们的心。陈医生的一位肝胆癌病人，在临终前，选择回到家中度过人生最后的时间。医院临终关怀的工作人员，联系到了患者生前的亲朋好友，与他共同面对这场人生最后的考试。
不幸的是，病人最终还是离开了人世；幸运的是，他见到了自己想见的人，做了一些自己想做的事，家人也因此感到宽慰：“他的兄弟哽咽着打来电话，陈医生，这正是他所希望的。”
如果说，现代医学昌明，人类的寿命逐渐延长；另一个好处就是，我们逐渐可以拥有选择去面对人生的最后一场考试。
题外话
从拿到这本书开始，我就对陈医生充满了亲切感。华人、顶级医学院的毕业生、医生，怪不得对考试情有独钟。对于工作时间不长，读书时间不短的我来说，生命中充满了大大小小的“考试”。每一场，我都会准备充分，从容应对。只是，看完这本书之后，我认真地问自己：对于死亡这场考试，我的准备充分么？
看着书中一个又一个消逝的生命，有从未长出腹腔壁却会对医生微笑的婴儿，也有十分相信医生配合治疗最终“有尊严”结束生命的老年人，还有去世前捐了一笔钱给医院又买了一身昂贵礼服的富豪……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了这场考试。你呢？我呢？在呼啸而来的死神面前，作为普通人，又该怎样面对？这个问题，似乎永远没有答案。因为可以坐在这里看故事的人，还没有成为主角；而成为主角的那一天，却再也不想知道答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