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难料，天道无常。原以为做了手术，切掉赘肉，就万事大吉了，岂料病理结果又出来捣乱。

事情发生在出院三天后。七月十六日周日下午，我的主治医生李大帅哥来电说：你的病理结果有点问题，情况比较特殊，目前病情不明确。活体切片已被北京协和医院来我们医院授课的病理专家带走，要做进一步的会诊。周一下午你来病理科，有人会专门和你谈。

周一下午，病理科。负责我的医师姓杨，三十岁左右的女孩儿，她是那种一开口说话就让你觉得很靠谱、值得信赖的人。她尽可能不用术语，讲明了情况，让我别太担心，三四天以后协和那边结果就出来了。

七月二十四日，又一个周一，杨医师电话通知我去病理科。像一个匆匆赶往法院听取判决的嫌疑人，我感觉自己全身都是僵直的，不敢抬头看任何人，在熙来攘往的医院挂号大厅里，我如履薄冰似地走着，避免与任何人发生身体接触，因为此刻，我心里唯一的念头居然是：假如这一路上我能不触碰到任何一个人，结果就是良性；假如和别人有一点点摩擦，哪怕仅仅是衣服的接触，那结果可能是恶性。可以想象我行走时的谦让、躲闪、全神贯注和迟缓么？杨医师手里没有新的报告单，这是我最关心的。正疑惑间，她开了口：协和那边已来过电话，免疫组化做了，不显示腺瘤阳性；专家也会诊过了，意见不一致。所以没出病理报告，建议你到更权威点的上海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再次会诊，之后再做临床处理。

我怒了，很生气，气自己的身体怎么搞出这么个倒霉结果。一怒之下，决定除掉子宫及相关附件这些罪魁祸首、万恶之源。立刻要求住院进行切除手术。

下午，经闺蜜介绍，找到妇科主任王惠芬大夫——原来是她！第一天住院的早晨，那位如同运筹帷幄的将军一样率领部下查房、洋溢着书卷气的女大夫。了解过情况后，王主任婉转地解释说目前还不能手术，同样建议我去上海再次会诊。理由是——没有最终高级别医院做出的病理报告，无法确定手术范围，因为良性切除和癌切除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我理解，我也懂，但依然很愤怒，痛恨自己！姐姐开车百里来照顾我、给我送治疗费；老公在这种持续四十度高温的天气里得陪我去火炉一样的上海，来回奔波，送活检切片，托熟人找专家会诊！为什么我自己的罪孽要拖累他们来分担？我对自己痛恨到毁灭之方能后快的地步。我想到拿刀片去河里游泳时割腕，不要让尸体污秽了自己幸福生活很多年的家；想到此时既无结果，不如替儿子省一笔开销用作学费，离家出走，从此浪迹天涯，那里都可以做葬身之地；想到宁死不再检查不再手术，熬过儿子上研上博，一切圆满，死而无憾……可是，这些行为都有一个不可饶恕的后果，那就是丢下痛苦给母亲给老公给儿子，给姐姐他们。

在我若无其事的外表下，心里矛盾万分地纠结着。如果母亲知道，她会让我怎么做？儿子呢？他会有什么想法？可是，不能告诉他们，什么也不能让他们知道！

“那样，我一个人去上海，我去过，熟悉路。况且只是送病历和切片去，也没别的要做，没必要你陪着，还赔路费。”我向老公提议。他用一种复杂的眼神狠剜了我一眼，那眼神让我瞬间觉得自己是白痴，是异类，是精神病患者，是逆生长回去的蠢小孩儿。但是我心里非常清楚，他现在能够给我的也只有陪伴了，连买火车卧铺票这种事都帮不上忙。

悲从中来……

也许，这次的病正是摆脱一切的最佳契机。从上次手术至今，我似乎都活在混沌一片里，未曾有过冷静深入的思考：花很多钱，甚至用掉儿子的学业基金，去挽救自己已历经半个世纪、已走过万水千山、已饱尝酸甜苦辣、早已生无可恋的一条卑微得一粒尘埃都算不上的生命？每条生命不都是可以转眼成烟的吗？为什么我不能？这段时间也一次又一次触碰到心底深处暴露出来的求生本能，但是我几乎不被触动。那种本能对我的影响微乎其微，当然，它存在着。

也许正是这种来自本能的微弱存在，令我犹疑并徘徊在此刻的心境之中。也是这种微不足道的存在，让我躺在了开往上海的夜车上。窗外黑黢黢的原野、城市、村庄与江河都浸没在无边的幽冥中，黑暗无边无际。世界一片混沌，没有谁知道混沌的外面是什么。我想，其实前方和现在一样，现在是过去的前方，前方又是未来的现在，我们被铁皮包裹着的生活几乎永远不会脱离设定的轨迹，直到终点！而每个人的终点站是不同的，有人早早就下了车，有人中途下车，有人会抵达终点——那个终点也是相对的，因为还有人从那里出发启程，驶向别处。你的终点是别人的起点，所以旅途是没有尽头的，所以所有的人都是中途下车者！我此次的目的地是上海，其实，它也只是一个中点，我的旅途还有必要一次又一次地延伸吗？我觉得终止，休息，是内心真实的愿望，我走累了，前方无论有什么风景，对我都失去了吸引力，我渴望终结自己的旅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