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通常认为，三国中蜀汉的失败与气数、天命有关。历史学家也有这样的看法，比如陈寿的《三国志》在写诸葛亮传时，就认为他抗不过天命。东晋常璩写的《华阳国志》是对巴蜀历史记述很详细的地方志，其中也说，诸葛亮想以区区一个蜀国，去争已经失去的天命，不可能成功。

《大汉帝国在巴蜀》则明确指出了为什么蜀汉失去了所谓天命。它认为天命其实是政治合法性问题，本来刘备以匡复汉室为旗号，足以凝聚天下人心，和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相抗衡，通过这种政治正确来实现自己的皇帝梦，但他一系列的政治失误，导致蜀汉政权的合法性受到强烈质疑，从而动摇了它的稳定，把一手好牌彻底打烂。

作者认为刘备最大的失误，在于过早抛弃了“天下为公”的幌子，把追求私利的目的表露得太明显、也太不合时宜了。尽管他喊着匡复汉室，行动上却与抢地盘、当割据势力无异。尤其是他仗着刘璋对自己的信任，以龌龊手段袭取了益州一事，使自己早年积累的仁德口碑丧失殆尽，招致益州人的不满，埋下叛乱祸根。也使孙刘联盟由此破裂，失荆州、损兵马，一度让蜀汉陷入内忧外患的境地。如果不是诸葛亮在刘备死后，以坚持北伐的方式重新建立了政权的合法性、凝聚了人心的话，蜀汉可能早已灭亡。

这本书的视野非常宽，作者观照了从刘备初登政治舞台直到蜀汉灭亡的整个过程，秉承了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理念。也就是说通过总结历史的规律，来对应分析这一个断代史的得失，从大历史的角度分析了蜀汉的败因。他认为，虽然刘备是依靠《隆中对》取得了立足根本，但这份策略从被提出之时，就缺少明确的政治手段的指导，使得刘备没有把“匡复汉室”作为贯彻始终的理念。仅仅关注这份策略提出的军事目标，过于注重短期利益，因此注定蜀汉不能取得成功。而且由于政治失策，《隆中对》提出的最基本的军事目标也未能实现，遑论与吴、魏鼎足相争。

这本书的作者饶胜文是中年历史学者，现在中国石油大学人文学院任教。他平时对军事史、军事地理还有战略思想非常关注。之前他写过一本书，叫作《布局天下》，关注的是历史军事地理话题，简单地说，就是研究历史过程中，军事与地理之间的关系。比如他在书里分析了关中、四川等地的险要对历史有过什么影响，历代掌权者对中原局势的判断有过什么得失等等。把政治与军事、地理等元素结合起来分析，这是饶胜文很喜欢的研究方式，在《大汉帝国在巴蜀》这本书里，这种方式体现得也非常明显。

好了，介绍完这本书和作者的基本情况，我们来说说今天的主要内容。首先我们会讲一讲《隆中对》对刘备战略思路的影响，如何帮助他崛起，又因为什么样的缺陷，埋下了刘备失败的伏笔。其次，我们将分析一下，刘备的三大政治失误，如何使蜀汉失去了与吴、魏争霸的资本。最后，我们要说一说，诸葛亮面对刘备失误造成的政治遗产，采取了哪些不得已而为之的措施，来延续蜀汉政权的存在，又为什么改变不了蜀汉败亡的结局。

第一部分

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的内容，《隆中对》对刘备的影响。

大家都知道，刘备在公元201年的时候，因为遭到曹操讨伐，不得不到荆州投奔刘表。那时候他没有立锥之地，兵马凋零，纯属寄人篱下，成天无事可做，还被刘表提防。有一次，他看见自己大腿上长了许多肉，还哭着感慨这是多年不骑马导致的，意思是自己追求的功业都要荒废了。就这样过了六年，在他46岁的时候，终于遇到了26岁的诸葛亮。一个接近知天命的年纪，一个快到而立之年要创一番事业，两个人做了对话，以诸葛亮所谈的方略为主，就形成了《隆中对》。此后刘备就以此为指导，先在荆州站稳脚跟，而后挺进巴蜀，建立了蜀汉政权，开启三分天下的局面，称得上是咸鱼翻身。因此，人们历来认为《隆中对》是一份水平非常高的策略。

简单描述一下《隆中对》，说的就是天下即将三分，刘备如果能占有荆州、益州，大概相当于今天的湖北、湖南、四川、云南一带，在内施行善政，在外联合孙权，就能对抗曹操，成就霸业。

巧的是，几年前鲁肃曾为孙权打造过一个战略，内容之一，也是先取得荆州，再夺益州，这就可以以长江为界，和曹操划江而治。也就是说，鲁肃和诸葛亮的思路是很像的，证明《隆中对》的战略是当时精英人士的共识。

《隆中对》一个最核心的观点，就是要实现“跨有荆益”，即同时拥有荆州、益州这两个重要地区。荆州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交通便利，能轻易获得资源，站住了脚就可以直逼中原。而益州有天险可守，还是沃野千里的地方，能为国家提供足够的战备力量。一旦实现了“跨有荆益”，那么到时候有两条路线可以出兵。一条是在北方，通过益州走秦川，从陕西一带逼近中原；另一个是在南方，通过荆州威胁洛阳。两面夹击之下，曹操会腹背受敌，十分难受。

可以说，《隆中对》为刘备规划的军事路线非常清晰，刘备后来也照此办理，一度拥有了荆州部分地区和整个益州，基本实现了“跨有荆益”，这才拥有了三足鼎立的资本。历史发展到这一步，体现的是《隆中对》的正确性。但饶胜文认为，《隆中对》其实暗含着非常大的缺陷，这个缺陷对于刘备和蜀汉政权来说是致命的。就是它的军事路线虽然清晰，但没有指出实现目标的正确方式，尤其是政治方式，这使刘备在实现“跨有荆益”时，采用了错误的手段。

诸葛亮曾对刘备说，荆州的刘表是个守不住地盘的人，而益州的刘璋也是没什么本事的人，当地人都盼着更英明的领导，所以这两个地方都是老天爷要送你的礼物。诸葛亮虽然没有明说让刘备趁机去抢地盘，但他的暗示刘备肯定是听明白了，也照做了。刘备取得荆州的部分地盘，是在赤壁之战以后，此时刘表和刘表的儿子刘琦都已经去世，刘备接替他们做了荆州的主管。这一过程尚属合法，但取益州的过程就不是了。当时刘璋掌管益州，因为受到张鲁的威胁，就请刘备来帮忙。而刘备认为，这是一个实现“跨有荆益”的好机会，不但不打张鲁，还和刘璋的下属勾结，围攻成都，自己取而代之。

应该说，刘备取益州，除了是按照《隆中对》的规划之外，也是现实所致。因为他此前虽占有一部分荆州，却是以建立联盟为前提，从孙权手中换来的，并不能算是自己的基本盘，只有西向益州，才能建立真正的立锥之地。但饶胜文认为，刘备的“跨有荆益”一点也没有考虑政治影响。要知道，刘备一向以汉朝宗室自居，喊的口号也是要恢复汉家天下。而刘璋本身也是汉朝宗室，刘备攻击同宗，就被人们认为是与汉室为敌，把自己置于了一个特别不利的位置。

我们之前提到，一个政权的天命问题，是与政治合法性密切相关的，如果刘备恢复汉室的过程，是以攻击同宗作为基础的话，那么这样一个矛盾的逻辑，就会使人产生一种疑惑：汉室到底是否还享有天命？如果有的话，那么攻击汉室岂不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更何况你也姓刘。而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你提出恢复汉室的口号是不是也站不住脚？所以今后无论刘备如何选择，他所建立的政权合法性都会受到质疑。所以刘备取益州的方式实在是政治上的失策。

这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夺益州成了孙、刘反目的起点。因为孙权曾提议和刘备一起讨伐张鲁，然后趁势袭取刘璋，共同占有荆州、益州之后，再一同对付曹操。但刘备告诉孙权，刘璋是自己的同宗，不能打，应该团结在一起讨伐曹操。假如历史这样发展了，那么“跨有荆益”就通过政治联盟的形式实现了。按照饶胜文的观点，这会让刘备更容易实现复兴汉室的目标。但刘备刚义正言辞地拒绝孙权，掉过头来就自己取了益州，让孙权对刘备产生怀疑：你究竟是要匡复汉室，还是要抢地盘？从此对刘备失去信任。而且我们之前提过，东吴也有“跨有荆益”这样的战略思路，因此本质上，孙权和刘备在益州问题上存在利益冲突，更何况在赤壁之战后，刘备已经占有了荆州的部分领地，再拥有了益州，对与他相邻的东吴而言，比长江以北的曹操威胁都大。这直接改变了孙刘的同盟关系，埋下了双方日后在荆州火并的伏笔。

好，以上就是第一部分的内容，那就是刘备在最潦倒的时候遇到了诸葛亮，依靠后者的《隆中对》理清了未来的发展路线，迈出了崛起的关键一步。但《隆中对》对实现“跨有荆益”的手段表述不足，使刘备过于重视“跨有荆益”的军事结果，而忽视了政治影响，为此出卖与东吴之间的政治联盟关系，为后来双方翻脸埋下了祸根，也影响了他在巴蜀的统治。

第二部分

接下来我们说说第二部分的内容，就是刘备在建立政权的过程中，他的三大政治失误，如何使蜀汉失去了与吴、魏争霸的资本。

这三个失误，一是取益州后没有处理好善后问题，二是命关羽进攻襄阳，三是称帝。

我们先来看刘备取益州后的善后问题。他一度纵兵抢掠，和土匪没什么区别，还是经过赵云的劝说才罢手，可是已经大失民心。此外，他还把刘璋送到荆州软禁了起来，一点宗室的感情也没有。

刘璋父子，在益州已经经营了两代，夺取刘璋的基业，还软禁，公然与宗室为敌，让刘璋原先的手下相当不满，这为刘备未来的统治埋下了人心不稳的隐患。而且刘备没想到的是，当他日后当汉中王时，因为天子被曹操挟持，不能对刘备进行封授，只能靠另一种方式获得王爵，就是由和他同级别的诸侯来举荐。符合这个条件的人非常少，刘璋算一个，但刘璋已经和刘备结了死仇，怎么可能举荐呢？所以称王的合法性问题，一度搞得刘备很尴尬。这就看出来他的政治眼光不足，如果他能意识到刘璋的政治价值，就应该在取益州后好好掂量掂量。

孙权占领荆州后，刘璋落入了东吴之手。孙权就把刘璋父子安置得很好，做出一副要让刘璋重新掌管益州的样子，利用他们在益州的影响力，策动反刘备的势力，给蜀汉政权找麻烦，还催生出了叛乱。两相比较，就能看出谁的政治手腕高明了。

对内的善后做得不好，对外也是如此。刘备取益州后，孙权迅速要求刘备让出荆州的三个郡，为此不惜派兵施加压力。在曹操可能要进攻益州的情势下，刘备不敢和孙权交战，只得和东吴谈判，划定新的势力范围，暂时化解了这次荆州危机。但他根本没意识到问题的症结，是他过于狭隘地理解了“跨有荆益”，在政治上的急功近利，导致了他与孙权的关系产生了质变。所以在五年后，他又犯下了第二个错误，彻底引爆了荆州这个炸弹。

刘备的第二个错误，就是主动对曹操发动进攻，即令关羽率军进攻襄阳。

饶胜文认为，尽管一些学者觉得，关羽攻打襄阳是他自己的主意，但实质上，这是得到刘备授意的。襄阳是一个战略枢纽地区，占领了襄阳，可以直逼宛城、洛阳等地，这和《隆中对》中所说的从南路进攻中原的部署相一致。但关羽攻打襄阳，不是因为要威胁中原，而是因为刘备占领了汉中。从汉中那里，有一条汉水顺流向东，可以直接到达荆州，十分方便，而汉水流经之处，襄阳是关键节点。拿下这里，就等于打通了汉中和荆州之间的一个便捷通道，实现更紧密的“跨有荆益”，稳固势力。说到底，在刘备眼里，占地盘还是比恢复汉室重要。

但不管怎样，由于襄阳是在曹操的控制之下，所以至少从表面上看去，刘备还是在联盟框架内打击曹操。他没有意识到的是，这时孙权对他和曹操的态度都发生了变化。

前面我们提到，刘备占领益州后，孙权已经把他看作最大的威胁，而且由于远走益州，刘备可以避开曹操的锋芒，把军事压力都推到了距离曹操更近的孙权身上。在赤壁之战后，荆州的四个郡，孙权只占了一个。也就是说，好处都被刘备占了，压力全被孙权承担了，这就使孙权开始重新审视三个政权之间的关系，并做出了一个决定：与曹操进行缓和，重点攻击刘备。双方因为夺荆州与益州而积累的矛盾，终于总爆发了。

于是，在关羽全力攻击襄阳时，吕蒙偷袭荆州得手，使关羽落入兵败被杀的境地，刘备彻底失去了荆州。从此，“跨有荆益”成了空话，《隆中对》的规划成了泡影，再未变为现实。这是刘备犯下的第二个大错。

关羽被杀的同一年，汉献帝禅位给曹丕。这时刘备做了一个令人无语的选择，就是当皇帝，定国号为汉。这是他犯下的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政治错误。

为什么这个举动很让人无语呢？我们还是要回到《隆中对》里去看。

《隆中对》里有一句话，叫作“汉室可兴”，也就是说大汉王朝可以得到复兴，认为刘备是“帝室之胄”，也就是汉朝的宗室。按饶胜文的观点，对刘备有利的政治选择，应该就是以恢复汉王朝的秩序为旗号和目标，把主要的对手曹操定义为篡权夺位的权臣和奸贼。然后把孙权和其他势力叫作同盟，一起对抗曹操，将自己树立为汉朝代言人的形象，借此壮大实力。

在这一点上，刘备大可以学汉光武帝刘秀。刘秀在称帝前，是更始皇帝的下属，但刘秀当时既有强大军事力量，并且在征讨王莽的过程中已经取得众多力量的拥戴，因此即便他与更始皇帝决裂，自立为帝，也并没有人说什么。因此《隆中对》在“汉室可兴”这个表述上很暧昧，并没有说要恢复什么样的汉室，就是为刘备留下了操作空间。

但是刘秀拥有人心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他先消灭了王莽的政权。而刘备则不顾消灭曹操，只急于实现军事上的“跨有荆益”这个短期利益，所以他并不拥有刘秀那样的政治资本，反而备受质疑。那么他称帝的举动，就更加重了这种质疑。

刘备对人们宣称，汉献帝已经遇害，天下无主，所以自己不得不当皇帝。其实汉献帝只是被曹丕供养了起来，所以刘备此举就给人以口实：天子还没死，就着急当皇帝，比为汉室报仇还着急。这个举动，割断了刘备与汉献帝之间的联系，直到刘备死前，他都未再有进攻曹魏的实质举动，那么他在称帝时喊出的“要代天讨伐曹家”就成了空喊。而且，天子已经死了，所以我才称帝，这其实是一个伪命题。所以他这个政权的正统性，就很成问题。

刘璋原来的部属，本来就对刘备夺取益州心存不满，他称帝的举动更让这些人非议。而后伐吴惨败，使得蜀汉内部的不稳定状态达到了极值。当刘备在白帝城郁郁而终时，这些益州人趁着国家疲敝，将对他当年豪夺益州的不满一并发泄出来，制造了一场叛乱。蜀汉不仅失去了进攻中原的实力，更陷入内忧外患的境地，政权岌岌可危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第二部分内容，那就是刘备在实现“跨有荆益”的过程中，陆续犯下了三个严重的政治错误。一是没有处理好攻占益州的善后问题，造成当地人的严重不满；二是令关羽进攻襄阳，被东吴趁机偷袭荆州，使“跨有荆益”成为泡影；三是在汉献帝禅让且被供养起来的情况下，假造天子被害的消息，选择自己称帝，在政权合法性方面遭到极大质疑，失去了民心基础，不仅再没有底气争霸天下，更陷入内忧外患的境地。

第三部分

我们再来说说今天的最后一部分内容，就是面对刘备制造的困局，诸葛亮采取了什么不得已而为之的措施，来延续蜀汉政权的存在，却改变不了其败亡的结局。

益州的叛乱使刘备终于明白，虽然汉献帝已经禅位，但只要强调这是曹魏篡权造成的，是被贼一时夺去，就能证明汉室仍是天命所归，道义仍在汉室这一边。那么由他这个宗室建立的蜀汉政权，作为唯一的刘氏余脉，就有资格代表汉室去讨回天下，并合理地存在下去。反之，放弃讨伐曹魏、贸然称帝，就是对自己这种资格的否定。所以，蜀汉必须坚持讨伐曹魏，才能证明自己的政治正确，压制人们对其政权合法性的质疑，阻止内忧外患的发生。于是，刘备把这个思路作为遗嘱，托付给了诸葛亮，让他不惜一切代价去实现。甚至告诉他，如果你觉得我儿子会拖你后腿，你就自己取代他。这一下就把伐魏上升到了谁也不能否定的高度。

历史学家田余庆先生认为，此前刘备一直没把诸葛亮当作贴身智囊对待。比如刘备入蜀占领益州，是法正和庞统起主要的谋划作用。向东吴复仇时，诸葛亮也劝阻不了刘备。所以直到刘备死后，诸葛亮才真正成为蜀汉核心，并制定了北伐战略。他也深刻意识到北伐是最大的政治，远不止军事问题那么简单。比如我们来看他对出兵时机的选择。

刘备死后不到四年，诸葛亮就着手第一次北伐。从国力的恢复来看显得有点着急，但此时曹魏政权已经交到了第三代手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原人对它的认同度会越来越高，对汉室的怀念会越来越少。长此以往，恢复汉室就不再有民心基础，所以诸葛亮不能再等，哪怕国力未复，也要出兵。

为了保障头等政治大事，诸葛亮采取了严刑峻法的模式。第一次北伐中，马谡失了街亭，诸葛亮不但斩了马谡，重罚了老将赵云，还把自己降了三级。因为他深知北伐一旦有失，政权都可能被颠覆，因此哪怕是他自己，也不能影响北伐的战果。他使蜀汉之人意识到，北伐的坚定性，是一种信念，代表的是道义和天命，谁都不能与之相违背。人心的认同会折射到行为上，为政治提供助力。所以尽管诸葛亮秉承严刑峻法，但在以天命为基础的观念感召下，蜀汉从刘备兵败的危机中走了出来，重新认可了这个政权的合法性，使之延续了数年生存。期间政治清明，国力虽然最弱小却最有进取心，不能不说得益于北伐这个准确的政治路线。

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北伐没能取得成功呢？这还是由刘备早期的政治失误造成的，因为《隆中对》最初提出的设想，毕竟是在“跨有荆益”的基础上实现两路出兵，夹击曹魏。但荆州已经失去，从那里出兵的通道没有了，蜀军就只能从地势不好的秦川一带进军。补给线长，粮草总是出问题，很难持续和曹魏作战，更谈不上威胁中原。不好打，还必须要打，所以说北伐是一个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选择，是诸葛亮面对的一个困局。

而另一个困局，就是益州的内忧。尽管诸葛亮很快平定了益州的叛乱，可是反抗的潜流始终存在。这仍然与刘备的失误有关。当初刘备取得益州以后，手下包括了两股力量，一股是原来益州刘璋的部属，一股是刘备从荆州带来的部属。前者是“旧部”，是原来益州的主人，后者则是所谓的新人，也叫客籍，这就形成了历史学家所说的“新旧”之分，或“主客”之分。

我们说过，益州旧部对刘备政权的态度很消极，这就造成了人心不稳。更何况从东汉末年开始，谶语的影响，也不利于姓刘的人当皇帝。什么是谶语呢？就是一种带有迷信色彩的预言。这些预言的核心观点，就是“刘祚将尽”。祚，就是皇帝之位，刘祚将尽，就是说姓刘的皇帝位子做不长。

由于对刘备不满，“刘祚将尽”这种论调在益州旧人中很流行，并在刘备死的时候催生了叛乱行为。诸葛亮在世时还能靠铁腕与北伐逻辑压制这个论调，当他去世后，益州旧部的力量抬头，这个论调就像火星遇到了鼓风机一样，疯狂燃烧起来了。

当时影响最大的声音，是担任光禄大夫的谯周写的一篇《仇国论》。仇国指的就是两个互为仇敌的国家，一个叫因余是小国，一个叫肇建是大国，其实就指现实中的蜀汉和曹魏。这篇文章的基调，就是力量弱小的国家打不过强敌，应该学周文王那样休养生息，不要穷兵黩武，实际上就是反对诸葛亮的北伐战略。

这个论调有现实依托。公元249年，司马懿趁着魏国皇帝去高平陵扫墓的时候，发动政变控制了魏国的军政大权，史称“高平陵事件”。曹家自己都要被司马氏篡位了，那么当年所谓的曹贼篡汉，就将成为历史。既然这件事都成了过去，那么以声讨曹贼为口号的北伐，还有存在的意义吗？失去了意义，不就成了为打仗而打仗，那不是穷兵黩武是什么呢？所以谯周的《仇国论》写出后，无论是文臣还是武将，都颇为认同，甚至连张翼、廖化这样跟着诸葛亮数度北伐的将军，都以此为依据，反对继续北伐。民间更是出现了大量逃避兵役的情况，这就看出当时的人心了。

但对蜀汉而言，《仇国论》的论调其实非常危险。因为我们说过，北伐是蜀汉政权合法性的保证，《仇国论》否定北伐，实质就是否定刘氏政权的合法性，瓦解抵抗心理，一旦有魏军来攻，就会促使人们去投降。

那么，客籍集团就眼睁睁地看着这种情况发生吗？答案是无奈的。因为在诸葛亮去世后，其继承者蒋琬、费祎等人，都没有他那样的影响力与掌控能力。而且蒋琬等人虽然还在喊着北伐，但在“穷兵黩武”理论的压力下，采取了军事收缩，把精力转移到了保境安民。这使得北伐逐渐成为空谈，人们越来越不想和曹魏争斗，只求得过且过。于是在公元263年，后主刘禅面对进攻的魏军，在《仇国论》的影响下，在诸多大臣的劝说下，选择了投降，蜀汉灭亡。而那时魏军距离蜀汉的都城其实还很远。刘备早年造成的政治痛苦，终于以悲剧的方式结束了。当然，历史上对《仇国论》和谯周的争议比较大，也有声音认为谯周是帮助蜀汉避免了战火，对百姓有益，这就是另外一种角度了。

我们再来简要回顾一下

蜀汉政权从建立到败亡，对它产生决定影响的，不是军事因素，而是政治选择。《隆中对》有明确的发展思路而无清晰的手段指导，使刘备虽在军事上部分实现了“跨有荆益”，得到短期利益，却付出了联盟破裂的政治代价。不但为此与孙权反目，还因为以不当手段占据益州和称帝，失去了人心，损失了最大的政治支持。尽管刘备死前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并由诸葛亮坚持北伐进行了挽救，一度延续了政权的寿命，但这一影响已经不能消除。益州旧人对政权合法性的质疑，始终伴随着谶语的秘密流行影响着人心，并在诸葛亮死后大行其道。不但否定了北伐方略，更催生了《仇国论》这样的理论，在外敌入侵时演化为投降舆论，直接促成了蜀汉的灭亡。因此可以说，早在蜀汉政权诞生之初，对政治缺乏深刻、准确的认识，就注定了其结局。

三国，乃至许多政权的历史命运，诚然是通过军事胜负的形式来显示结果，但真正决定成败的，是政治。它包含了道德考量、利益评估、社会心理借助等许多因素，比单纯的军事问题更具综合性、更复杂化，且需要以超越短浅的目光去审视、思考。所谓成王败寇，不是命，也不是运，而是经由一番严苛的政治考验后，由历史筛选出来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