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打蛇打七寸，拓跋弘的这两年来的认为自身最大优势在哪里呢？就是意识形态的修炼。于是，文明太后一方面是加强对士大夫加以儒家的紧箍咒，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对佛教的控制。
南北朝佛教有明显的国家控制色彩，都设有专门的国家宗教管理机构，一代宗师法果和尚开创了皇帝是当今如来的说法，带领沙门尽其礼，当时很多大型佛雕都是按照皇帝样子雕刻的，而民间的人叩拜他们的祖先也是祖先样貌再按照佛祖仪态修正后供后人瞻仰。
当时北魏的道教的力量已和儒家、萨满教可以同处一室，道教的传人之一寇仙胜还和文明太后的哥哥是好朋友，这个高度寄生的派已没有多大的煽动能力，况且老庄是心眼冷、心肠热的，是可以被儒家所取长补短的，而佛教力量却大得不可小觑，
佛教在当时也算是一个新东西，它所提出的概念出神入化，很多百姓闻所未闻，层出不穷的僧人都乐此不疲地对不停传进来的天竺经书进行翻译、传道、解惑，并根据前生、今生、来生三生因果的理论进行不停地解。一旦一个清白人入道，那受到的蛊惑是相当的大，僧人动人的解说更是绝对契合人们对沙漠以外无限西方世界的向往欲望。所以佛家是在立足现实，对未知事物很有意识的探索一般。
本人估计拓跋弘本人已经陷进去了，并且自认为得到了三生轮回之真理，于是才有这种满天说教的自信吧。
上面说到，拓跋弘曾采取了管理佛家的两项措施，就是“僧祗粟”和“佛图户”，这两项措施扩大了佛寺的人事权，增加了佛寺的财政收入。而当时民间，几乎只要是能念阿弥陀佛的，家里面都摆了佛，在外面参加了佛社，社会上很多著名的书法家、画家、营造大师、雕塑大师都在政府的公权力下免费为佛寺打工，佛教在当时就像一个无限制的政党，当时的有佛、崇佛的思想、因果报应、苦练成佛的思想就像我们现在实事求是、内因决定外因、事物的变化发展一样，是几乎普世的哲学，这些哲学教会了当时的人民如何拜佛，如何顺从。
当然，我也说过，这个佛教也允许人家对经典（毕竟是梵语翻译过来的）进行任何弯曲的翻译和说教，和尚中的僧兵就是为了捍卫一些自认为的道理而奋起反击的人群。为了有效将佛教的解读不偏向拓跋弘这一边，为了有效抑制拓跋弘就是当今世界真正如来的误判，所以文明太后在他南征北讨的两年制定了三个佛教诏令：
一是诏沙门要有证驾驶，详细一点就是说，和尚不在寺庙，在外面交通狡猾有很多例子，要民间五五相保，找出那些隐藏而没有正式身份的和尚，如果真的穿到的和尚，在民间的要领取州镇维那（是沙门统在各地的二级管理机构）文移，在官位的要拿都维那等印牒，然后才能传道，违者加罪。
二是有钱的人自然可以修建好的图寺，但是如果因攀比谁的佛寺造的漂亮而贫富相竞，费竭财产，伤杀昆虫含生之类，这是累土聚沙，福钟不朽，如果发现这个事情，全部拆掉。
三是宣布天下出现了祥瑞，有真佛诞生，这是一个故事，就是在刚被文明太后收回来的三齐东平，有一个泥塑的佛像一夜间变成了金铜之身，于是文明太后要当地政府和沙门统昙曜送像到平城，一路上有意让万民目睹这个佛的容貌，告知天下，新佛已经诞生。
这三个诏书的意思分为三层，一层是通过给僧人发放身份证，知道其底细，将其完全纳入文明太后的体制内；二是用佛即皇帝的意愿表达对广大爱佛者的关怀，只要心中有朕，并不定要挥金如土，只要心存信念；三是新佛就是现在的小皇帝，上天已显灵，请大家看清楚。
上面三条硬邦邦的措施，对文明太后在佛教内部的集权是有好处的，但是也正是因为这几条措施，却也在这个期间还引出了祸乱，之后再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