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城邦制度的出现意味着稳定的社会组织形态到来，而生活物资积累、社会阶层成形、非生产性活动如艺术、宗教、教育事业的出现，以上种种因素让城邦居民的生活趋向多样化。

多年下来，两河流域水源优势早已不限于农业灌溉，城市管理者从那些返乡人的口中探知到外面的世界，再看到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新奇事物：西方的金属（铜、铅、金银）、东方的石材（青金石、方解石、玛瑙）。这些平原所缺乏的物资不仅能满足城市建设，也是财富的象征。既然返乡人说平原的农产品在外界大受好评，那为何不互通有无呢？于是，基于两河优势，建设一条水路商贸体系的想法就这么在他们心中生根了。

其实，由农转商，以商促农的理念在这时也已并非一个新鲜话题，早在与平原外区域展开贸易业务以前，平原内南北部已经存在物物交易：

两河流域农业兴起是商业发展的前提，人们种植谷物、大麦、果蔬，早期主要是将过剩的作物和水果用于酿造啤酒和葡萄酒，待农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又开辟出专门以生产酿酒原料为目的的农场和葡萄园，产出的酒可以用作工人的薪酬，工人拿到酒以后也可以用来换取别的生活必需品，只不过这里起着货币功能的酒类，主要还是啤酒。

如前期篇章讲述（参见往期文章世界葡萄酒文明通史04-缘起两河：酒之初分级），平原最好的葡萄酒源自北部山区，作为非生活必需的高附加值饮品，酒类饮料在这一时期主要用于祭祀和供贵族与神职人员享用，相对于大众化的农产品来说，其消费具有较高的门槛，也自然有更高的商业价值。

随着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人们的贸易活动越发频繁，贸易版图也在日益扩张，他们从事的商业活动已经从最初的农产品交易扩大到贵金属、石材、木材、手工制品、饰品，葡萄酒作为贵重商品也在其中。在商业繁荣时期，由于商品的囤积导致货仓管理水平的提升，仓库管理员已经开始用楔形文字记录货物，其中也包括酒类。

20世纪30年代，在位于今天叙利亚境内的苏美尔文明古代城邦马里（Mari，左图为今天遗址，右图为复原图），考古学家们发掘出超过25000块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楔形文字泥板，其中有大量关于葡萄酒贸易方面的记录。

从地图可看到马里古城位处两河流域西北角（图中红色箭头所指），远离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文明主流区域（图中泛黄区）。根据马里古城出土泥板的文字记录表明，仅仅以该城为一个据点，葡萄酒贸易已经向西延伸进入地中海，向东南部扩展至波斯湾地区。直到公元前1000年前，虽然需求量和产量在不断上升，葡萄酒的生产依然有很强的地域性特点，属于珍稀饮品，流通于上层。如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北部属于出产好酒的地区，平原南部城邦的葡萄酒消费长期依赖于对这些北部地区葡萄酒的进口。

作为一个并不归属于平原主流文明地带的西北部城邦，马里古城之所以能够成为重要的葡萄酒贸易据点是因为其位处幼发拉底河上游，能够为商品的南下销售提供便利。北部各大葡萄酒产区看重其地理优势，酒商先走陆路，由毛驴驼运货物来到马里，随后他们的货物流向有两种可能：一是走水路顺幼发拉底河而下，将商品销往经济更加发达的南部平原，临波斯湾地带以及更远的亚洲地区如印度，二是由马里向西继续走陆路，来到黎凡特地区（今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等地），将货物出售给当地商人腓尼基人，再由后者将商品销入泛地中海地区（关于腓尼基人在世界葡萄酒文明中扮演的角色，后期将有专栏讲述）。

马里古城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其记载的葡萄酒供应情况，一定程度上反应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葡萄酒商路脉络，即平原北部山区是优质葡萄酒产地，平原北部沿河地带则发挥着葡萄酒的批发与分销功能。

知识链接

受历史变迁影响，考古学家们无法获得完整描绘当时葡萄酒贸易的商业文件。直到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84-公元前425年）走访两河流域，询问当地人数百年来的葡萄酒贸易情况，随后在其著作《历史》一书中，对两河流域的葡萄酒贸易进行了具体描述：

亚美尼亚商人以树木制作船的骨架，用动物皮包裹船的外围，商船的承重可达数十吨。随后他们在皮艇底部铺上稻草，将葡萄酒、其它货物、生活必需品和驴放置其上，继而离家远出。商人们顺河南下，来到巴比伦售卖货物。

待货物售尽，由于走水路难以逆流而上回到家乡，他们选择将船只拆卸，卖出船骨后，将其它物品用驴驼运，走陆路返回家乡。

这算是目前发现的最早完整记录两河流域葡萄酒销售的历史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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