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谢民师推官书》是一篇书信体文论，苏轼用生动简洁、舒展自如的笔墨，称赞了谢民师的诗文，并借此总结了自己的创作经验。信中指出，文章要如”行云流水”、”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这篇书信是苏轼文学创作基本观点的表述。
原文
近奉违（指与对方告别。奉:敬词。违:别离。），亟（qì，屡次）辱问讯，具审（完全了解。审:明白。）起居佳胜，感慰深矣。某受性（秉性）刚简（刚强质直），学迂（迂阔）材下（通”才”），坐废（因事贬职。苏轼于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被放逐惠州，绍圣四年改谪儋州，元符三年，始内调，前后达七年。）累年，不敢复齿（列入）缙绅。自还海北（徽宗继位，苏轼遇赦，自海南岛贬所渡海北还。），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旧交情），而敢求交乎？数赐见临，倾盖如故（一见如故。倾盖:《孔子家语》记孔子之郯，遇程子于途，并车对语，彼此的车盖相依而下倾。形容偶然相遇却如老朋友一般。），幸甚过望，不可言也。
所示书教（书启、谕告之类的官场应用文章）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体式），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文章的结构、脉络）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文采），行而不远。”又曰：”辞（语言）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怀疑）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奥妙），如系风捕景（影），能使是物（此物，所求得事物的奥妙。）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用不完）矣。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遮掩，粉饰。）浅易之说（内容，道理），若正言（直截了当地说）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雕琢字句的意思，比喻小技。虫:虫书，笔划如虫形的一种字体。刻:刻符，刻在信符上的一种字体。）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类也。而独（只是）悔于赋，何哉？终身雕篆，而独变其音节（辞赋的用韵、讲求声调等），便谓之经（扬雄仿《易经》作《太玄》，仿《论语》作《法言》，自以为是”经”书了。），可乎？屈原作《离骚经》（汉王逸注《楚辞》，尊《离骚》为经，称《九章》、《九歌》为传。），盖风雅之再变者（《诗经》风雅中一些抒写忧怨之情的诗，汉人称为”变风”、”变雅”。苏轼以《离骚》比附风雅，故云”再变”。），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可以其似赋而谓之雕虫乎？使贾谊见孔子，升堂有余矣（入门、升堂、入室，道德学问修养由浅入深的三种境界。升堂，喻学问已达相当的深度。升堂有余，就是已达到”入室”的极深造诣阶段。《论语·先进》:”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而乃以赋鄙（扬雄因为贾谊曾作过赋，所以轻视他。）之，至与司马相如同科（科，品类；同科，等类齐观。），雄之陋如此比（类）者甚众，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因论文偶及之耳。欧阳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惭愧和恐惧）不已！
所须惠力法雨堂（佛寺名。法雨堂:当为惠力寺中的一个堂名。谢民师曾求苏轼给惠力寺题写”法雨堂”的匾额。）两字，轼本不善作大字，强作终不佳；又舟中局迫（狭窄）难写，未能如教（照嘱托办）。然轼方（将来）过临江（今江西省清江县），当往游焉。或僧有所欲记录，当为作数句留院中，慰左右念亲之意。今日至峡山寺（广庆寺，在广东省清远县，因山对峙江中，故得此名。），少留即去。愈远，惟言，惟万万以时（随时）自爱（保重自己）。
作品鉴赏
全文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依着一般书信的规格，开头寒暄几句，并从中流露出”坐废累年”的感慨，同时也对谢民师的热情相待以及二人的文章知交表示特别的高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部分发于客套寒暄，但却又不仅仅流露于一般文人的那种故作姿态。作者在问候致意之中，自然而然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使文章显得真切诚挚。本来如”亟辱问讯，具审起居佳胜，感慰深矣”，这些话都属于一般性的客套，但联系到苏轼这个人，则就是出自内心肺腑了。苏轼一生坎坷多难，遭际极不平常，晚年又被谪贬岭南，历尽艰辛。他虽然不失通达，但是一生磨难，也形成了他对命运的感慨。何况作者在这里并不停留于这种客套，而是直接言及自身，”某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不但概述了自己处身的环境，而且包含了内心深处的叹息。既可与上相承，又复往下延伸，显得贴切恰当，毫无斧凿痕迹。接着又具体加以说明，”自还海北，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这几句话，联系上面，直涉自己与谢民师之间的关系，对于下面将要说的话，还起到一种烘托和对比的作用，这就使得”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这种本属平常之理带有一种不同寻常之情，朴实自然，却又不落俗套。这一部分始于问候致意，结于友好相言，内容一致而又毫不重复，感情单一而又不显呆板，何况其间一逆三折，已经曲尽变化而平直不露。短短几句，既含有转折自然之妙，又具统一连贯之妙；既见思想感情的渐进发展，又见事项说明的环环相因。从这里可以看到苏轼为文巧夺天工的才情。
第二部分。是整个文章的中心，作者畅谈了自己对文章的见解。
这一部分上半段叙议结合，旨在达理；下半段评说古人，力图明事。作者先是从评论谢民师的文章作品入手，强调了”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可以说，这一命题正是作者对文章要求的一个根本法则，既有形式的因素，又包含内容的成分。作者以行云流水为喻，生动而富于形象，大大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云与水不是静止的，它们时刻都在运行之中；云行水流，虽无一定的样式，但其或行或止都必符合一定的规律。作者在《自评文》中对这一点另有过阐释，”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这也就是说，文章之作如同水流一样，因为事物本身是在不断流动变化，所以导致了文章的写作也要不断变化，不能拘于一格。这才叫作”文理自然”，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文章显得姿态横生。作者根据这一命题，引发了以下的各种论述。对孔子的话”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及”辞达而已矣”的解释，正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扩展，其出发点亦无非是表达了作者的基本思想。但这种表达方法又不限于静态的描写，而是予以创造性的发挥。作者虽在说理释意，但并不滞留于夹角之中，所以从表面上看来，这里讲的文辞与达意的关系以及文辞表现之精妙，似乎已超越了文章的基本命题，但实际上却不然。作者恰巧是从自己的立意出发，但又丝毫不见拖泥带水，也没有游离脱节，更看不到经意刻求的成分。而且这番对”辞达”内涵的发微之见，在最后”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处，又悄然回归，如细细品味，就会感到其与前面所言的”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之说暗暗相合。这一段所表现出的自然，则主要在于作者对于客观规律的准确把握以及对事物之间的各种关系的清晰认识。这体现了深入内部的自然，表面上的随意挥洒，实际上却是把各各不一的事物，归于一个基本命题，使之体现了统一的主旨。
紧接着的下半部分是苏轼对具体作家的评说。以扬雄为例，指出”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这是以实例来说明”辞达”。扬雄的失误主要在于没有很好地掌握”辞达”这一要领，并不在于运用什么形式，所以诸如其所作的《太玄》、《法言》等，虽从形式上加以变化，但由于没有与内容相适应，因而，也不免为”雕虫篆刻”之类。作为反证，苏轼还罗列了屈原、贾谊、司马相如等作家，论其优劣，以明”辞达”的深刻内涵。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苏轼所竭力推崇的自然是一种把对客观事物本质的充分把握与求得准确精当地表达相结合的”自然”。这一段话较多铺张，但却体现了作者的”行于所当行”的思想，虽然仅仅评论具体作家，但在意义上却是一种与前面相衔接的必然。作者讲”因论文偶及之耳”，实则是举其典型加以说明。最后引用欧阳修的话:”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终于与前面相呼应，并且含意双重，耐人寻味。
第三部分。这一部分笔墨简洁，从整个书信的角度讲，也是通篇结构的一个自然不可或缺的部分。至于其间记叙事件的明晰而富有层次，则不失大家手笔。
纵观全文，信的前、后两段文字，是谈与谢民师的友情，和对有关问题的答复。中间一段，是信的主要部分，用简洁生动的语言，通过评论谢民师的文章，表述了自己对文章的见解。他指出写文章要”文理自然”，要如”行云流水。与此相联系，又主张辞以达意为主，但又不能忽视文采。在苏轼看来，”辞达”与有文采是完全统一的。要做到”辞达”，首先必须深切体物，对事物作深入的观察和全面的认识，使之”了然于心”，然后要善于达意，用简洁而准确的语言文字将它表达出来，使之”了然于口与手”，也就必然具有文采，所以他说:”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另一方面，他反对雕琢，反对故作艰深，对扬雄提出了批评。苏轼的这些见解是很有价值的，这也是他一生创作经验的总结。
这篇文艺书简，要言不烦，善用比喻和具体事实并引用孔子的话来阐明自己观点。全文笔势流动，挥洒自如，很能体现苏轼文章的特色。
寥寥几句中自然的变化中已极尽承转之妙。实际上，”自然”所包含的意蕴本身就是多方面的。语言、结构承转的工巧自然，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对于苏轼来讲，这些还仅仅属于比较浅显的形式方面的东西。东坡的自然还强调了能够随物赋形，能够在写作过程中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亦即文中所讲的，不仅了然于心，同时要了然于口，了然于手，到达”辞达”的程度。这就要求一种更高的自然表达能力。
拓展一·名家评析
明·陈献章:“此书大抵论文。曰‘行云流水’数语，此长公文字本色。至贬扬雄之《太玄》、《法言》为雕虫，却当。”
清·沈德潜《唐宋八家文读本》卷二十三:“贬扬以伸屈贾，议论千古。前半‘行云流水’数言，即东坡自道其行文之妙。”
清·刘熙载《艺概》卷一:“东坡《答谢民师书》谓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子固《答王深甫论扬雄书》云:‘巩自度学每有所进，则于雄书每有所得。’曾、苏所见不同如此。”
拓展二·人物介绍
谢民师，原名谢举廉，江西新干县人。自幼聪慧，勤奋好学，崇尚才学。宋元丰八年（1085年），谢民师与叔父谢懋、谢岐、弟谢世克同时进京参加乙丑会试，同中进士，轰动朝野，史称“文林四谢”，之首谢民师。他仰慕苏轼的人品和才华，熟诵精研苏轼的诗文，但苦于没有机会结识。
另：成语“行云流水”、“捕风捉影”，来自于本篇。
创作背景
文章写于元符三年(1100)。当时谪居琼州的苏轼遇赦北还，九月底路过广州。担任广州推官的谢民师多次携带诗文登门求教，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结下了情谊。苏轼离开广州后，两人继续书信往来，《答谢民师推官书》是答谢民师的第二封信。有一种说法，谢民师将“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改动“来年好景君需记，还是橙黄橘绿时”后，寄给苏轼。苏轼向来待人宽厚，以文交友。当即给谢民师回了一封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