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业九年，隋炀帝第二次征高丽，举国之力压向辽东。大军出发时“旌旗亘九百六十里”，首尾相继，鼓角相闻，史书给了一句评价：“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可就在这支看似不可阻挡的军队背后，负责督运粮草的杨玄感，在黎阳起兵了。
杨玄感是杨素的儿子，对隋炀帝积怨已久。他选了一个最要命的时机：皇帝远在辽东，国内民怨已深，自己手里握着粮道。谋士李密给他献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长驱入蓟，扼住隋军归路，前有高丽，退无归途，“不战而擒”；中策是西入关中，据险而守；下策才是就近攻打东都洛阳。
李密说得清楚：打洛阳，如果守军固守，援军四集，“胜负殊未可知”。杨玄感却当场拍板：“公之下计，乃上策矣。” 理由是百官家口都在东都，拿下了才能震动人心。
战略选择上已经选了下策，执行中又出了更致命的问题。杨玄感向西行军途中经过弘农宫，太守蔡王杨智积登上城墙，当众辱骂他。杨玄感大怒，停下来攻城。李密急谏：“军事贵速，况追兵将至，安可稽留？”杨玄感不听，攻了三天，没攻下来，才继续西行。
就是这三天，宇文述、来护儿、屈突通等各路追兵全部咬了上来。杨玄感布阵五十里且战且走，一日三败，最后只剩十余骑逃到葭芦戍，让弟弟杨积善杀了自己。事败之后，隋炀帝下令彻查党羽，被杀者三万余人，其中大半是“枉死”。
回过头看，杨玄感起兵时势头并不弱，“一呼而從者十萬”。他输掉的不只是一场仗。李密三策摆在面前，他挑了最急功近利的那一条；行军途中被一句骂声激怒，他把“速行入关”的全局抛在脑后。一个在关键时刻管不住情绪的人，手里握着的牌越多，输得越彻底。
隋炀帝那边，西苑“周二百里”，月夜带着数千宫女骑马奏曲，“弦歌达旦”；征高丽发兵一百一十三万，运夫翻倍，排场拉满。可帝国的崩塌，往往不是从正面战场开始的。它始于一个人在大局面前选了面子，在一句辱骂面前丢了理智。杨玄感死后被“挫骨扬灰”，家族覆灭，而那三万条被牵连的人命，连名字都没留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