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人章志荣（工厂记事之二）
昨天一位老同事告诉我，章志荣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我一下子懵住了。要知道，我们同年，都属马，到今年生日才刚满72周岁。72岁辞世，对今天的人来说，是早了一点。
想起两年前就在这位老同事的组织下，我们在城东一家餐馆里一块儿喝了一顿酒。没想到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章志荣是我朋友，当年我们都在杭氧工具车间当工人。
我在1971年12月进厂，我们这一批进厂的新工人多数是71届初中生，进工具车间的共有20人。章志荣比我们这拨更早一点进厂，我不记得他是70年还是71年进厂的，只知道他是当地农民土地征用后，招工进的厂，家在打铁关。工具车间同一批有4、5名农转非职工，从农民变成了工人。这些来自农村的哥儿们，都保留了浓郁的农民气质，唯有他例外。章志荣长得比我们这些城里人更白皙，鼻梁坚挺，眼珠子却有些淡黄。我见过他妹妹，好像也是这种类型。我怀疑他家里上几辈有白种人血统，但从未问过他。他是我们这伙人中的美男子，却是毫无疑问的。
我们成为朋友是在我进厂不久，因为我们都住在单身宿舍。首先把我们几个人粘合在一起的是打牌，那时候工友中流行打六人红五，俗名“打三家”，据说是上海师傅从上海引入，六个人五副牌，围在一起打得很热闹。这种牌局不仅有五个大王和五个小王，炸弹更是说不清的多。理论上可以有20张同一数字组成的炸弹，但手头出现6-8张组成的炸弹，已经是王炸了。打的时候，炸弹一束接着一束，常常有没想到的炸弹出现，能不热闹？当然，三个人的配合也很讲究。常在一起打牌，大家的关系也就近了。工具车间公认的来源多样，上海师傅，复退军人，农转非进厂的，还有我们这批70-71届初中毕业生，好多种年龄档的年轻人，汇集到这里。只要住在单身宿舍，加入打牌大军后，相互之间的关系就会非常融洽。其中，陈荣华、王华敏和我与章志荣走得更近，大概我们都同年，也比较投缘吧，后来索性上下班都一起走。我们还在一起锻炼身体，那时候崇尚块儿肉，我们搞来哑铃，在宿舍楼前的树枝上装了吊环，阿林还从杭州市划船队弄来一条长长的橡皮条，学着划船队员的锻炼方式，锻炼我们的上肢力量。一到下班时间，我们这幢宿舍楼前面就分外热闹。天不冷的时候，早上也有人锻炼。
那时正直批林批孔运动，浙江的山上派在中央文革的授意下开始夺权，张永生、翁森鹤和贺贤春被结合进了省革委会，杭氧厂的山上派也同样，好几个派头头进了厂革委会，在这个过程中，厂里的生产时断时续，很不正常。两派时不时到杭州市革委会和浙江省革委会告状，有时候甚至组队去北京告状，人们哪里还有心思“促生产”？发展到后来，我们早上去车间报个到，就可以离开车间，无人查问。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些小学徒还被裹挟着当了厂民兵小分队的民兵，一段时间后，大家对这样的革命已经失去兴趣，于是，上班报到后，就相约回宿舍打牌。有时候六个人不足，我们就会站在走廊上大声喊“开始咯”，想参加的工友就会从自己房间里走出来，后来这三字成了找人打牌的标准语，就像暗号一样。这样的牌局有时候会维持很长时间，上午打到午餐时一起去食堂吃饭，午餐后如果大家兴趣仍在，下午继续打牌。吃完晚餐，有兴趣再继续打牌。因为第二天不用准时上班，牌局可以继续到后半夜。肚子饿了，有人提议，就派几个人，带上剪刀和脸盆，走到宿舍区墙外，在公社的菜地里割一些青菜，拿回来，洗净，用煤油炉白水煮熟，加一点香油和盐，每人一碗。因为肚子饿，再加上这样的烧法保持了青菜的原味，很好吃，从此后，这种青菜汤成了我最喜欢一道菜。当然，附近公社的农民对这样的偷窃行为很反感，但又不愿意和我们直接冲突，于是大队书记直接去厂部或车间书记处告状。经过双方协商，我们的窃菜行为才有所收敛。
不知谁的建议，说是狗肉很好吃，反正闲着无事，不如去抓几只狗。当时宿舍里很少有人养狗，但附近农村很多，多数是农民的看家狗。章志荣自然是这项狩猎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他熟悉杭氧附近的农村，其他人跟着他去心里也有底。我生性不喜欢杀生，没参加他们这场杀狗活动。但下午归来，他们还真带了一条死狗。于是剖开洗净，放在锅子里，用煤油炉慢炖。狗肉里放了桂皮、生姜及各种调料，黄酒和酱油自然不能少。退伍军人张南金在这方面是内行，自然成了主厨。我只管打牌，到了深夜，肚子饿了，狗肉也烧好了，我们每人一碗，不分彼此。我也并不因为没参加他们的行动，让自己见外。那晚的狗肉，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吃，在副食品严重缺乏的时候，这碗狗肉真是美味。第一次行动成功，让咱们这一伙继续这项狩猎活动。后来，附近没有狗了，就开始猎杀野猫。这也是我在这段时期吃到的另外一种肉。这样的疯狂行动，最终附近公社的村民向杭氧和工具车间领导告状，狩猎行为渐渐消失了。
不知什么时候，从何处传来的消息，章志荣在艮山门外的建国北路一带的小混混中很有名，被看作是打铁关一霸。我没有向他打听到底如何出了名，估计是率领村里的伙伴们与建国北路一带的小混混们干过几架。但在我们的相处中，他很随和，没有丝毫霸道的色彩，还因为崇尚侠义，我们朋友关系还很铁。现在回忆起来，我们“这一伙”，在厂里和宿舍区倒是有两三件与人争斗的事件发生。一件是我们同车间一伙年轻人去位于厂区最南端的大礼堂看电影，我坐得与他们几个比较远，看到一半，忽然听见那边有几个人在大声争吵，然后有打斗声传来，我站起来过去看，发现章志荣几人与一个年轻人吵了起来，很快就动了手，那年轻人抵挡了几下，发现这边人多，就迅速离开了电影院。我问了一下，说事情起源于我们一起进厂的阿林，他与对方起了摩擦，后来就演变成了人多一方对他的群殴。本来以为争斗就这样过去了，不料第二天有人找上门来，原来那小伙子是二机车间的工人，他找了他们车间一位同龄人，是杭州划船队的队员，健壮有力，他认识我们车间的拳击大师牧村，兴师问罪来了。接下去自然是在牧村的调解下，双方握手言和。我依稀记得，那天晚上那小伙子的头上受了伤，第二天是包了纱布的，也不知道我这记忆有没有误差。半年前，我在三台山路和虎跑路交界的一家农家乐，看到杭氧厂工人大学的78级学员聚会，因为有我初中同学在那里，我走过去和他们寒暄了一下，有一位学员和我打招呼，才知道他就是当年被打的小伙子，后来进了杭氧工大读书。我并未卷入那场争斗，但说和时我也去了，所以他还记得我。那次的争斗具体经过和原委我一直没搞清楚，年轻人精力旺盛，又是在工厂秩序混乱的年份，这类争斗当时并不少见。但从这位小伙子后来去工大读书可以看出来，他是和我性情相仿的人，不会喜欢打斗争雄，不知那次怎么碰到了哪个“开关”，触发了这次事件。好在没有延伸发展成重大“故事”。
第二个事件也是阿林“挑起”的，他与钣焊车间一位上海师傅发生了矛盾，于是请打铁关一霸出面，把这位上海师傅吓得要死，最后拿出一条大前门香烟认栽。本来以为这件事到此就结束了。不料某一天晚上，我们正在我住的宿舍里打牌，一伙不速之客突然闯了进来，大约有五六人吧，每人手上都有家伙，或刀或木棍，把我们几个人全围住。为首一个抓住章志荣，讲了他们的来意，原来是那位上海师傅请来的外援。现在回忆起来，当时的气氛很诡异，窗外淅淅沥沥下着雨，我经历了一生中最惊悚的夜晚。我们被集体摁住，无法反抗，也不好呼叫，我们只能看着章志荣。好在对方也没有真动手，后来章志荣认栽，与那位上海师傅和解了。听说上海师傅交给阿林一条烟后，还是很害怕，连宿舍都不敢回，只能通过亲友在城里找人帮他解决问题。讲和后，双方就成了朋友。章志荣和这伙人，尤其是领头的，有了来往。我对这位江湖英雄内心有点钦佩，但本质上和他不是一路人，此后从未打过交道。
由于章志荣在江湖上的名声，当时的车间党支部陈书记（也是郊区农民出身，后来参军入党，回来后进入杭氧厂当了中层干部）居然和章志荣称兄道弟，交起了朋友。这对我们的好处是，我们也被一起放纵。好在我们几个本质上是老实人，除了打牌偷菜，也没有做啥出格的事情。但章志荣却要更放纵一些。他认识了城里一位18岁的姑娘，名叫小丽（小莉？），长得袅袅婷婷，脸蛋也很漂亮。两人先是在外面约会，后来索性到单身宿舍同居了。当时也没有条件让章志荣住一个单间，所以他们同居的房间仍然是集体宿舍。房间里还有其他工友，无法避住他处，他俩只是在高低铺的上铺，用蚊帐把他们自己与舍友分开。回忆起来，这个女孩很泼辣，满嘴杭州江湖上的切口。我看得出来，她很喜欢章志荣，所以能如此不顾一切与他同居。我们呢，也没有责任管这样的闲事。当然，出现这种同居，与批林批孔运动造成的社会混乱，有很大关系，否则，厂保卫科不会容许这种事情在宿舍里发生。
半年后，小丽突然消失了，听章志荣说，她怀孕了。我很为章志荣高兴，因为感觉两人在容貌上很般配，做夫妻很合适。但他们的年龄不符合当时计划生育的规定，章志荣只有21、22岁，女孩才18岁。不久又听说，孩子生下来了，是个女孩，但她不可能留她。那个时代，未婚先育就很奇葩，更何况小丽这么年轻，也没有工作，怎么可能养女儿呢？于是他们决定（我不清楚到底是谁决定的，是年轻小恋人自己，还是包括了两个家庭），把婴孩放到六公园公共厕所门口去，随缘让人领养。有一个退伍军人带着妻子走过那里，发现了包裹婴儿的襁褓，把孩子抱走了。在我的想象中，这个退伍军人自己不会生育，看到婴孩漂亮（这孩子肯定漂亮啊，因为她父母都是美人胚子），就高高兴兴地抱走了。而且，养父母一定非常疼爱她。但不清楚的是，这养父母到底是何方人士。从现在的眼光看，女孩好容易出生在杭州城，本来该是幸福一生的开端，如果去了北方，那生活条件肯定不如出生之地，如果又不幸在农村，那就更糟糕了。其实，我并不知道后来这件事的延续，或许那女孩长大后来寻亲，找着了父母，也或许，当时他们俩就后悔了，乘养父母们还没离开杭州，就把孩子拦截下来了。不过这都是我的胡思乱想，当不得真。推算起来，女孩已经五十岁了，她后来的人生如何，我们不可能知道。此事也反映了文革是一个怎样的混乱年代，社会约束的放松，就会出现现在看来匪夷所思的事情。我们其他几位车间好友，幸亏没有在这样的浊流中随波逐流，而是按照主流社会的要求，走顺了自己人生的路。然而，我们走的路就一定对吗？像章志荣当年这样，不顾社会的束缚，随性的人生之路不好吗？这并非是什么人生哲学思考，而是我现在的随想，一个老人走到人生末端的乱想。
很快我们就迎来了时代大转折，1977年前后，我们这一伙人的人生走向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大改变。我在1977年11月参加了第一次高考，体检及格后，被选举为厂团委委员，负责宣传工作，随即借调到厂团委办公室工作。虽然偶尔我还会加入宿舍里的牌局，但很快就淡出了，这不仅因为工作繁忙，更因为5月份开始我全力投入准备再次高考。直到7月底从高考中解脱出来，继续团委工作，还参加了一趟慰问下乡插队的杭氧子弟的短途旅行。时间过得很快，马上我就离厂读书了。我另外两位挚友，王华敏不久当了车间团支部书记，后来又成了这个车间的领导之一。陈荣华进入1978级杭氧工大读书，旋即调到杭氧房产科工作。他在我们这伙人中最早恋爱，也最早结婚。章志荣却坚守原来的工作岗位，被作为可以改造好的典型培养，多年被评为先进生产工作者，后来还被评上了杭氧厂劳动模范，最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大车床的工作一直为人称道，我读大学期间和此后，偶尔去车间逛逛，还会到他车床旁坐一会儿。但我们终究没有机会坐下来打牌了，也无法进行思想上的深度交流，相逢一笑，一切都在不言中。回忆当年这段历史，我感觉到，社会动荡不仅影响经济发展，还会影响个体的发展。
其实我们当时差不多一起进厂的工友中，年龄相仿的有好几个去世了。如许仕鹤、俞观兴、陈长申等等，现在闭眼回想，都栩栩如生，我们共同经历了那个时代。人生就是一场赛跑，大家一起下场跑，有跑得快，也有跑得慢的，如果有人跑不动了，就退场休息。
我们都将退场休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