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曰：昔管仲治齐，通货积财，富国强兵；萧何守关中，转漕给军，汉业以成。治国之道，虽时异势殊，然其要在足食足兵、安民阜财而已。观陈诚、严家淦治台之迹，可谓得此道者。当国民党政权溃败迁台，风雨飘摇之际，陈以铁腕整军经武，行土地革命以安民心；严以精密筹划，定币制、导外贸以固邦本。二人文武相济，卒令孤岛转危为安，奠定后来“经济起飞”之基。虽囿于偏安之局，然其治术之精、成效之著，实有足多者。故合而传之，以见治乱兴衰之由。
陈诚，字辞修，浙江青田人。少负大志，肄业保定军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初入粤军，旋归黄埔，为蒋介石所识拔，累迁至军政部长、参谋总长，为蒋氏嫡系股肱。大陆鼎革之际，奉命先抵台湾，于危难中受任台湾省主席，旋擢“行政院长”，总揽政务，实为国民党迁台初期之擎天柱石。
陈诚治台，首在“安民定土”。当是时也，台湾甫经“二二八”事变，民心浮动；复有大陆军民百万蜂拥而至，物价腾踊，财政濒绝。陈诚谓左右曰：“民无信不立，民无食则乱。今欲存此复兴基地，非先求安民之策不可。”遂以雷霆手段，推行三大政：
一曰“三七五减租”。台湾旧俗，佃农终岁辛劳，所得大半输于地主，常有“镰刀挂上壁，肚皮贴背脊”之叹。陈诚于一九四九年颁行《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明定地租不得超过正产物千分之三百七十五，且废除押租金、预收租等苛例，佃权受法律保障。地主初多观望，陈诚召而谕之曰：“昔孟子论仁政，首在制民之产。今若竭泽而渔，佃农冻馁，则田亦终将荒芜。减租所以安佃，实亦所以保产也。”复以铁腕推行，违者严惩。是年，台湾稻谷产量骤增两成，佃农得饱，呼为“陈诚伯”。此实为其后土改之先声。
二曰“币制改革”。时旧台币因大陆金圆券崩溃牵连，几成废纸，市井交易或以物易物。陈信用财政奇才严家淦之谋，于一九四九年六月发行新台币，以四万旧币兑一新币，并严格限缩发行额，切断与大陆金融联系。又实行高利率政策，吸收游资，物价由是渐趋稳定，市场复苏。
三曰“土地改革”。减租既成，陈诚复行“公地放领”，将日据时期之公有耕地售予佃农。至一九五三年，更推行“耕者有其田”，征收地主超额土地，转售农民。其法至巧：地主之地价，以实物土地债券及四大公营公司（水泥、造纸、工矿、农林）股票偿付。于是，地主之土地资本，一转而为工业资本；农民获得恒产，生产热情勃发。史家论曰：台湾后来之工业化，实赖此土改所蓄积之资本与市场也。
陈诚为人，刚毅勤廉。虽位居“副总统”、副总裁之尊，仍每晨四时即起，批阅公文。尝巡视部队，见士兵食粥，即召主官斥曰：“兵士为国效命，岂可令其空腹？”遂自省府预算中硬性规定粮秣比例。其治军虽严，然赏罚分明，故将士用命。晚年虽与蒋氏父子在“反攻大陆”时机及经国揽权事上有隙，然始终顾全大局，未致公开决裂。一九六五年，以肝癌薨于台北，年六十八。出殡之日，自北至南，沿途百姓设香案祭拜者不绝，尤以南部农民哭之最恸。蒋介石亲临主祭，挽曰“党国柱石”，盖实录也。
严家淦，字静波，江苏吴县人。少聪颖，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通晓中西经济。性温文儒雅，处事缜密，有“技术官僚”之目。初任福建财政厅长，创“田赋征实”制，以抗战时通胀，显其才具。一九四五年台湾光复，随陈仪赴台接收财政，自此与台湾结不解之缘。
严家淦之最大功绩，在于为台湾构建现代财经骨架。当陈诚主政，锐意改革，而具体擘画操盘，多出严氏之手：
首定币制，切断乱源。如前所述，一九四九年之币制改革，虽由陈诚决策，然具体方案如新旧币兑换率、发行准备金之筹措、与大陆金圆券之隔离，皆严家淦一手规划。新台币信用既立，台湾经济乃得喘息，严氏遂获“新台币之父”美誉。
次立预算，规范税制。严氏历任“财政部长”、“经济部长”，力主建立现代预算制度。尝谓：“财政无他，量入为出，开源节流而已。”彼时国民党军费开支浩繁，严氏与国防部协商，剔除浮报兵额，撙节军费。又改革税制，推行统一发票，建立稽征网络，使国库渐裕。
再导外贸，奠基起飞。一九五〇年代末，严家淦洞察台湾市场狭小，力主“出口导向”战略。彼主持外汇贸易改革，将复式汇率简化为单一汇率，并设立外销退税、低利贷款等奖励措施，扶植民营制造业。又善用美援，引导至电力、交通等基础建设。李国鼎、孙运璇等后继之财经阁员，皆在其培养下成长。故论台湾经济奇迹，严家淦实为总设计师。
严家淦之政治智慧，尤在“功成不居，调和鼎鼐”。一九六三年，陈诚辞“行政院长”，严氏继任。时蒋介石已属意蒋经国接班，严氏以技术官僚身，周旋于蒋氏父子及元老之间，谦冲自牧，使政权过渡波澜不惊。一九七五年蒋介石崩，严家淦依“宪法”继任“总统”，然深知己为过渡人物，一切大政皆咨蒋经国而行。三年后，欣然让位于蒋经国，退居二线，主持“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恬淡自适。一九九三年卒，谥曰“文严”。时人评曰：“无陈诚之威，不能定台初之乱；无严家淦之智，不能成台基之固。”
陈诚与严家淦，一刚一柔，一武一文。陈诚如匠人执巨斧，劈开荆棘，奠定格局；严家淦如绣女持细针，密密缝缀，成就锦衣。陈诚之土改，得民心；严家淦之财经，立国本。二人相得益彰，使台湾于惊涛骇浪中不仅得以存续，更积蓄了日后腾飞之实力。
然太史公亦不能无憾焉：二人之功，皆在治术之精，然终未能突破时局之限。其治台虽善，终为偏安之政，所谓“反攻大陆”既成画饼，而“台独”暗流又渐滋生。使二人能于大一统之中国施展其才，其功业岂止于一岛哉？然此非二人之过，乃时势使然也。后之览者，于其治台之绩，可深长思矣。
赞曰：
青田鹰扬，吴县鹤翔。
一文一武，共治海疆。
减租令下，万农得粮。
新币既出，百业重光。
土改奠基，外销启航。
虽曰偏安，治术可彰。
时也命也，徒令慨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