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初春的一天晚上，漆黑的夜空中细雨如线，之外，万籁俱静。

突然，常州武南地区紧邻西太湖一个小村庄一户人家的门吱呀一声，接着，一个披蓑戴笠的人影走出了门外。

“那是我，连夜出去借钱了。”父亲说完，咪了一口酒，向后一靠，靠在那把棕黄色的藤桌椅上，闭起了双眼。

父亲并没有眼疾，但他在沉思或冥想的时候，总习惯闭上眼睛……

父亲年高，再过两年，将满九十了。

不过，几次检查下来，各项身体指标尚属正常，内脏器官亦无大碍，只是瘦的可怜，约莫只剩七八十斤的体重了。

父亲无它嗜好，只喜烟酒。但六年前因患急性肠梗阻住院动了手术，医生建议他戒烟，他还真就戒了。

只是戒烟不戒酒。

直到今天，他还是一日两顿小酒。

适逢我回乡探望，兴致高时，还要额外小斟两次。此时，话也自然多了起来，不外乎回忆往事，细说家常。聆听了几十年上百遍故事的我竟然没丝毫抵触，一如既往地沉浸徜徉在父亲的沧桑历史中。

比如刚才他说的外出借钱……

父亲，本姓朱，原是一名外乡人。说是外乡，其实不过离我老家十余华里之外的另外一个乡镇。只因我母亲惟一的长兄新婚不久便暴病亡故，于是经人撮合，入赘到了陈家。

父亲兄妹虽多，但因其自小聪慧能干，胆识过人，祖父母甚是喜欢，尤其祖母对他格外钟爱。结果，父母完婚后，老祖母因思念挂牵，终日以泪洗面，不久便哭瞎了双眼，失明了。

陈家塘很小，当时不过七八户人家，大多在外做长工打短工以维持生计，勉强度日。

父亲来时带了一条船，一头牛，惹得本庄和邻村的村民围观，引来无数钦羡和叹服的目光。

父亲个头不高，但体格匀称，胆略俱备，英雄年少。因此没过多久，便顺利改宗归祖，入了祠堂，改了陈姓。由于为人诚恳、侠义，能力出众，很快被推选为生产队队长。

这一做，一直做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分田到户。

父亲是性情中人，他风趣幽默，性格开朗随和。虽说只有高小文化，但他继承了祖母严密的思维逻辑，加上天资聪颖以及几十年村长所累积的经验，因此他的说话谈吐总是条理分明，很有层次感，说服力强，感染力足。

几乎所有乡民都喜欢跟他攀谈。邻里纠纷，家庭养老乃至姻亲介绍妯娌矛盾，大家都愿意出面请他调停判决。他也总能从人心着手，先是肯定双方的优点，接着分析各自的短处和利弊，深入浅出，层层推进，最终圆满解决问题。所以父亲在乡间邻里享有崇高的威望。

父亲做了我们村三十多年的队长，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村连续获得了全乡亩产量第一的桂冠，工分水平也一直名列前茅。他的身体力行，敢作敢为和丰富的田间管理经验让村民们获益匪浅。不仅是本村，由于父亲出色的领导才能和大公无私的优秀品德，他还多次被借调到它村蹲点，凡他到过的生产队无一不在管理和工分水平等方面取得明显的提高和改善，因此自然受到众乡亲的一致好评和衷心拥护。

不过，父亲的善良真诚和急公好义并非一直受到好报。

自私、贪婪、狭隘似乎是我们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所谓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这只是自私、冷漠，缺乏公义的写照。要命的是那些恩将仇报、以怨报德的事例也比比皆是，不仅出现在昨天，也着实发生在今天，出现在我们的周遭。

而这些事，这些人，不幸让父亲全碰到了。

其实，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有贪欲之辈存在，有奸邪之流作祟。

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那么林子小了呢？

譬如我村。虽小，就有这样两户人家。

其一是同村且是大队书记的刁正经。

此人似乎与父亲是天敌，有不共戴天之深仇一般，处处作对，事事阻拦。

彼时，我虽亲眼目睹父亲与刁大吵过几场，但终因年少懵懂，不识世事，尚无法理解判断是非曲直，只一味地护卫亲情，自然对那人一直抱有恶感。后来，随着年岁的增加，阅历的提升，慢慢从父亲的故事梗概中发现了些究竟 ，探明了些真相。

其实，刁正经算不得大奸大恶之人，为人还算正派，只一味保守刻板，官僚主义教条主义作风严重，处处摆出一副卫道士的面孔。

当然，还有极度自私。

相反，父亲厚道坦诚，处处亲历亲为，勇于担当，且亲和通达。

七十年代末期，还盛行着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极左思潮。但父亲为了村民的福祉，愣是“顶风作案”，数次亲自带队到滆湖、镇江甚至更远的外地去割芦苇，回来分给大伙搞副业，使原本单一的小农经济得到补充，村民也借以得到了切切实实的好处实惠。但这样的利民举措，刁正经总是极力阻挠，百般刁难，屡屡指责甚至污蔑父亲的善举是挖社会主义墙脚，走资本主义道路，等等。

但奇怪的是，队里每次分芦苇，他老婆比任何人都起劲，且挑三拣四，人五人六的样子。而那刁正经此时屁都没有一声。

这会儿，怎么就不说是挖社会主义墙脚了呢？

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如今回想起来，刁正经虽说可恨，其实也是可怜之人。他固步自封，缺少远见，是非不分，不自量力，最终自然被前进的历史车轮碾压成泥，让改革的滚滚洪流淹没淘汰。毫不夸张地说，如今很多乡亲提到他时，仍充满了鄙视和不屑。这是后话。

另外一位，就住在我家隔壁。

我村不大，到我十二三岁时，也不过十多户人家，人员不足一百。其中的七八户人家一字排开，均是坐西朝东的前后两进平房，当中还有不少土坯茅屋。前后两进之间，各有一方明堂，以作通风采光之用，当然，条件稍殷实点的人家，还有一口老井。

我家是南首第一户，旁边紧邻着一条三四米宽的通村土路，供邻村来往的村民上街赶集，走亲访友。再往南是生产队的打谷场地了。

北面，紧邻我家的五仁，算起来是我的远房表兄（他父亲正是将我塞进鸡窝的那货），当时约二十五六岁的年纪。此人生得腰圆膀粗，颇有蛮力，且精明强干，是他们一辈中的佼佼者。他原先对我父亲一向恭敬佩服，父亲也一直对他关爱有加，并着意培养，精心扶持，将他从记分员慢慢提拔到了会计、副队长的位置。

显然，后面就是他的“天下”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我们江南稍稍富裕些了的部分农民开始翻建楼房。五仁父子俩正值青壮年，几年下来积累了些钱，手头较为宽裕，于是决定推到后面的两间旧房，翻造成楼房。由于当时的老式房子开间较小，通常只有3.3米，新楼房的尺寸普遍要达3.6米了。无奈之下，父子俩找到父亲商量，恳求父亲帮忙，希望我家拆墙让地！

父亲即便心肠再好，再乐意助人，这牵涉到祖屋宅基之事，他也不敢贸然应承。回家同母亲商量，母亲自是不允。

隔壁父子俩为达目的，施展浑身解数，三天两头请父亲吃饭喝酒，轮番忽悠，说什么你家有两个儿子，后面的房子早晚都要重造的，不如趁机一起翻建。至于地基要往你家延伸三尺，你家大可以再往南延伸。你家外延占用路基之事，他许诺保证会去跟刁正经讲明情况，说清原委的。一句话，后面的事情，他来负责解决搞定，等等。

就这样，善良的父亲，几杯酒下肚，竟然未经得住他俩的软磨硬泡，这次，喝完了最后一滴酒，竟同意了。

母亲得知消息，开始也曾哭闹大吵，但最终还是屈服于父亲的权威和家长制作风下。因为她明白，老倌一言既出，怕是十头牛也拉不回来了。

可，问题是，钱在哪儿？

母亲打开裹了几层的破手绢，数了几遍，不过几百元散钱，焦虑之余，不禁再次抽泣起来。父亲一见，轻斥了声：“贼男女，哪来那么多眼泪，我出去借就是了。我们辛苦几年，勒紧裤腰带，早晚总能还上的。”说完，就如开篇所言，披了蓑衣戴了斗笠，抹黑出了门，借钱去了。

见到父亲，亲戚们倒也帮忙。只是那个年代，大家的日子都紧巴，一个月下来，辗转了十多家，才凑到了一千多元，和预算还有不小差距。

期间，五仁父子再三催促，急不可耐。

一天，隔壁竟然没有通知我家就开始动工了。瓦匠小工都进了场。一时锤声震天，吆喝四起。短短几个小时，我家后屋北边的围墙推倒了，见了天。

其时，欲暖还寒，可怜睡在后屋的三姐四姐和外公，竟这样在料峭的寒风中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还好，当时我兄弟正在十几里外的一所高中寄宿复读，准备参加七九年的高考，我和父母亲住在前屋的厢房。

后来每每听到两个姐姐说起那晚的寒冷和惊恐，大家无不潸然泪下。

无奈之下，父母只得再去筹钱，幸好又从一亲戚处借到了伍佰元。于是也匆匆请了匠人动工了。

还记得当年的情景。很多亲戚来帮忙削旧砖、筛石子、夯墙脚，放学了的我也常和几个姐姐去捡乱砖和废瓦片，以作地基之用。

不过，我至今仍不明白，彼时的沟渠、小河以及野外怎会有如此多的乱砖废瓦？

接下来的几天，还算顺利，直到天井的墙脚地基开挖之时。

由于后屋的两间楼房向南延伸了两尺，天井的围墙地基自然也应向南延伸同样的距离，以保证前后一致。

但当我家开挖南边的墙脚时，刁来了。他坚决不同意，说我家占用了村间道路，侵害了集体利益。父亲再三解释，无济于事。

刁正经嘴上吼着，手也没闲着，竟然拿起一把铲子，径自往我家挖好的基沟里填土掩埋。

此刻，曾经信誓旦旦，拍过胸脯承诺帮忙疏通关节，担保摆平刁的五仁父子，竟然一声不吭，自顾带着亲戚匠人在原本属于我家天井的地基上继续开挖着墙脚。

见此情形，母亲再也忍不住了，大声责问五仁，为什么不出面？五仁轻描淡写道，他跟刁说过了，现在你们自己想办法，他无能为力。我家亲戚一听，无不火冒三丈，都开始斥责五仁父子俩的厚颜无耻和背叛行径。大伯更是义愤难当，冲过去跟他们理论争吵，直至最终推搡扭打起来。父亲见状，赶忙上前拉开大伯，高声说：“你们可以昧着良心，不守诺言，而我承诺过的事情不会改变。人在做，天在看。吃亏是福，我们各自看后头。”

结果，五仁家围墙往我家驳阔了两尺，我家却没有向南延伸。最终我家的天井不仅比之前少了很多平米，南边的围墙则成了一条难得一见的斜墙，因为前屋是老开间，翻造的后屋是新尺寸。

当晚，大家围坐吃饭时，亲戚以及回娘家的大姐二姐议论纷纷，气愤不已。母亲则在一旁连声抱怨哭诉，指责父亲的大度善良甚至软弱。只见父亲端起了酒杯，向大伯等亲戚敬了敬，双眼噙满泪花，说：“对不起大家，让你们受累了。对不起祖宗，望原谅。”旋即咕咚一口，将碗里的酒喝个精光。

接着他把碗往桌上一放，用衣袖擦拭了下眼角，朗声道：“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这是小时候娘亲教我的唯一一首小诗。它使我懂得了宽容大度积德行善的道理。一句话，吃亏未必是祸，沾光也不一定是福。我们行事做人，只要无愧于良心，就行。这事，就这样了了，都过去了。”

听父亲这样一说，亲戚们虽仍怀不满和遗憾，竟也不再作声了。

我是很晚才看到安徽“六尺巷”的典故。第一次读到这首诗时，联想到父亲当年的胸怀气魄，泪如雨下，感动良久。

我们自然没有圣人先贤的高尚境界，也不具备父亲那种胸襟度量。坦率地说，那道弯墙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子女心中的痛！

尤其两三年后。

那位一直鼓吹马列主义高调，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刁正经，利用职务之便，竟然率先在南边的打谷场地上为他小儿子谋划到了地基，建起了前后两进各两间的两层楼房，开间之大，起楞之高，冠绝陈家。接着是他那分家了的大儿子，再下来便是五仁，短短几年时间，原先一排的邻舍大半都在打谷场上建起了新房。

这自然是改革开放给广大农民带来的福祉，是江南农村富裕起来的标志，原也值得欣喜点赞的。

但我心里总觉得别扭，不爽。

还好，人间正道是沧桑，世间自有公道在。

这不，五仁天命之年，有次喝醉了酒，骑了摩托，在回家的路上不幸出了车祸，一命呜呼了。刁正经夫妇后来相继中风，瘫痪，不久也西去了。

而如今，我父母双全，正享受着天伦，安度晚年。

据说，五仁死后，他妻子多次去占卜问卦，结论是：我家宅基乃风水宝地，我家自来忠良厚道，所以神鬼共护。他们两家则是私心太重，刻薄绝情，以致恶变。

当然，这或许是迷信，姑妄听之。

那堵斜墙，历经几十年的风吹雨打，一直静静地矗立在那，见证着岁月的变迁，历史的沧桑和人事的兴衰。直到本世纪初，我家前屋的老房再度翻新，才终于与后屋接直了。

不过，我仍时不时会想起那堵斜墙，想起父亲吟诵的那首小诗，想起父亲的眼泪。因为这泪花，是我有生以来看到父亲掉的第一次。

当然也不是最后一次。

这是我七年前写的一篇文字。遗憾的是，一年后，老父亲不慎摔了一跤，医治无效，溘然长逝。

父亲，小儿想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