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说，他们小时候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年中粮食就已见底，只能去挖野菜，拌进粥饭里充饥。吃饭总要排队，有一回为争一碗面，父亲失手把滚烫的面条倒在了大伯头上，大伯从此成了秃顶，常年戴着帽子。这也成了他后来难说亲事的一个缘故。
父亲还提起一年寒冬，邻村的大爷爷来家里，看见几岁的他在冰天雪地里赤着脚，就说家里有双旧鞋没人穿，让他去拿。父亲一路光脚踩着雪泥跑去，可到了却怎么也找不到那双鞋，只能哭着空手走回家。
母亲说，我家曾是村里最穷的一户。和她相熟的嬷嬷提过，当初看爷爷家五个儿子都长得端正又能干，本想帮着说亲，却被旁人急忙拦住：“可别害了人家姑娘，他家是欠了子孙债的。”——意思就是穷得连累几代人都还不清旧账。
母亲嫁过来前和父亲第一次见面，爷爷家还是茅草屋。怕女方嫌孩子多，特地让四叔带着弟弟妹妹们躲了出去。也就在那一年，一场大火把茅草屋烧得干干净净，后来东拼西凑，才勉强盖起几间瓦房。
母亲说小姑从小就瘦，皮肤白得透明，仿佛风一吹就倒。其实父亲兄弟几个都瘦，个个快一米八的个子，体重却终身停留在一百三十斤上下。两个姑姑也都是一米七几的瘦高个儿。
父母成家后就和爷爷分了家，分到的是一挑带壳的粗粮，还有九百多块钱的债。以至于做饭时，母亲只能用筷子在油壶里蘸一下，沿热锅底抹一圈，就算放了油；以至于我刚出生时只有三斤多点，皱巴巴的，像只大一点的老鼠。
而我记忆里的穷，是过年去奶奶家，就着三片白水煮萝卜咽下一碗饭；是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雨停了屋檐还滴答不止；是院墙裂缝大得能伸进胳膊；是正月过后偷吃剩的腊肉，被母亲狠狠揍了一顿。
家里总有干不完的活。不同季节有不同的农事，每逢放假，我和弟弟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打扫：我扫正屋和院子，他扫厅屋和门前。我煮饭洗衣，他刷碗捶衣；我上午放牛，他下午放牛。最盼下雨天——父母不下地，就能轮到他们去放牛，我也好偷个懒，多睡一会儿。
父母从没指望我们能走出农村。他们眼里，我们的将来无非是重复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所以下地带着我们，家务、纳鞋也都要我学。我反抗过，说将来赚钱买鞋穿，母亲却说：“你三姨读书不比你强？不照样在家种地。”
我也求过爷爷：“您一头牛也是放，两头牛也是放，能不能顺带帮我放一下？”爷爷摇头：“不能只会读书，也要会干活，要能文能武。”
后来我对母亲抱怨：“哪有姑娘二十多岁还在放牛，晒得这么黑。”母亲淡淡回：“哪有姑娘二十多岁还在上学，花着父母的钱。”我无言以对。村里女孩大多只读到初中，男孩读书的也不多。在我之前有两个考上大专的，都没拿到毕业证，最终回了村。读书就像一场看不见回报的投资，很多父母，便也早早没了投资的念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