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筑庐梵云山，除了独爱这里的春晓和暮云景致，还有很大程度是因为以前从县志中了解到这座桃林之山五百年前曾有一个梵云山书院，这个书院的主人就是明代才子、正德解元章评。
然而，民国十八年县志关于章评的生平记载不多，而且还有诸多阙疑，真让人如饥似渴。近来又查阅了一些相关古籍，总算丰满了许多，但仍然没能窥其全貌，饶是如此，已深感遂宁人不应该遗忘这个先贤。
一、 少年解元
章评，四川遂宁人，字嘉言，号斗阳，约生于明弘治（公元1488-1505）中晚期，与我们当代零零后左右的青年正好时差五百年。五百年前的今天，风华正茂、才气逼人的章评正在梵云山书院苦读备战来年的乡试。两年前，遂宁才子陈讲参加乡试高中解元，满城集庆的荣耀一直激励着他的斗志。自从正统年间（公元1436-1449）以来，七八十年间，在久违的蜀中太平盛世之下，遂宁乡试、会试科举蝉联，捷报频传，斗城街坊年年欢唱不歇，激励一代一代后生学子盛世求仕、修身治国、光耀门庭。而陈讲的一举夺魁算是遂宁乡试一个期盼已久的高潮，斗城百姓奔走相告，载歌载舞大庆三天还意犹未尽。满城庆祝的荣耀之状令年少才高的章评既羡慕向往又踌躇满志，终于等到翻年乡试，也就是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少年章评果然如愿以偿，一举再获全省第一名。遂宁乡试连续两届斩获解元，这在遂宁史上绝无先例，在科举史上也实属罕见。而且这一年除章评以外，还有文桂、朱轼、张启、王学睿等五人同时中举，中举人数之多也是遂宁明代科举之冠。这相当于遂宁科举继三年前陈讲高中解元之后又达到了一个新高潮。“遂有祯祥开蕊榜”的风水斗城大街小巷再一次掀起了集庆三天的“狂欢”。但此时沉浸在热闹中的遂宁人还不知道，另一个年方十三岁的神童也正暗地瞄准这两位解元前辈，终于在九年后如愿为遂宁再夺解元文魁，并于次年斩获殿试第三名，他就是名垂史册的遂宁探花、太史杨名。“十二年间三解元”的荣耀将再次把斗城人文推向前所未有的高潮。
五百年前章评蝉联解元的这一年，遂宁人的热闹还远不止于此。——新都状元杨升庵身着盛装在一队鼓乐仪仗的簇拥下来到遂宁迎娶工部尚书黄珂之女黄峨；名震京华的一门三兄弟进士席氏三凤也齐回遂宁扫墓。斗城的人文佳话一波接一波在这一年里欢腾，当然也免不了这三件盛事的交集。县志就记载了席氏兄弟趁新都状元、官为翰林院经筵展书官的杨升庵迎亲遂宁之际为其玉堂山祖茔地写下了《玉山翔凤赋》的名篇；多年前相为灵泉寺梅山书屋同窗的席彖和文桂，一个荣归故里、一个方得中举，自然也少不了相互抚慰感慨，席彖在后来的《灵泉山读书记》一文中有提及。
然而在层层热浪的欢庆声中，少年得志的章评却淡出了遂宁记忆几十年，仅有的史料只略有其曾任兴平县令、历秦、淮二州长史等记载。——直到三十五年后的嘉靖三十三（公元1554年），年近六十的他才又回到遂宁人的视线中来，但此时的章评已是一个游历多年载誉归来的饱学大家，从游者众，俨然川中儒林泰斗。这一星光从他这年写的《游灵泉记》名篇中折射了出来。
二、 儒林泰斗
《游灵泉记》一文记述了章评回到遂宁，放舟西涪、采菊东畹，应昔日弟子、时为灵泉山梅山书屋山长的梓南之邀到山中品茗叙旧。本来从游者已经很多了，都是川中一带闻名的学者隐士，诸如：百峰、天台、少渠、近泉、一庵、忠庵、九川、少蕨等人，不料另有遂宁逸士如乿山、广原、东垣等人听说章先生在灵泉游山，立即提着斗酒上山来寻，一众十余人聚集灵泉梅山书屋，凉风满座，尘虑尽融。竞以大斗酌敬章评先生，大家还兴致盎然地依次唱诵章评以前所作的诗歌。可以看出这些学者逸士都对章评执以弟子之礼，也从这些诗文中可以了解到一些章评曾经在遂宁梵云山、灵泉山、鹤鸣山等地率弟子游乐酬唱的情景。文中的连续五首《次嶡山翁方洲先生诗》既可以想见他与小他几岁的解元杨名（号芳洲先生）惺惺相惜的交情，又可以一览章评天资聪颖，学问渊深，下笔万言，倚马可待的绝世才华。我现在还未找到杨名的那首被章评一气连和五首的原诗，想必一定精彩绝伦。因为不难发现其后的很多诗人都曾以此为韵书写过遂宁的山水人文。章评的这五首诗真是一首比一首绝妙，令人叹为观止！现录如下：
其一《东明禅房》：
一别云山动十年，重来转觉思悠然。尚书往事高悬斗，太史新诗妙入禅。僧老可能留玉带，春风何日彻金莲。瞻依不尽生平兴，寒起松风耸鹤肩。
其二《长松寺赠别百峰天台二友》：
欲到长松已数年，晚来初眺果超然。仅将风雨三更话，都付虚空一夜禅。台倚云深多紫蕨，霜欺花老瘦红莲。孤山不惜双龙卧，何处苍生息半肩。
其三《登灵泉山诗》：
一窍云门几万年，重登鹫岭更冷然。直从象外悬心镜，不独人间照晚禅。望日遥通沧海月，揽云胜倚华山莲。凭谁川上寻元化，路入源头未放肩。
其四《登灵泉山诗》：
春风老寺又新年，花落花开亦自然。笑我才知心上事，何人真得醉中禅。山饶彭泽归来菊，水漾濂溪雨后莲。千古纲常谁负荷，江湖廊庙两高肩。
其五《登灵泉山诗》：
云外寻春忆少年，春山回首忽怆然。谁能同我重看竹，何必从头又问禅。绿水对江横素练，翠峰迎雨拥新莲。金仙不管人间事，长在空门袒右肩。
从文中看，这五首同韵的律诗皆是写于这之前在遂宁的日子，说明章评还是经常在遂宁活动，只是县志没有记载而已。另外从诗中、文中也可以看得出来，章评曾长时期离开过遂宁，所以才有怆然回首、别后重逢的诸多感慨。那么他离开遂宁是去求学了还是做官了？值得考证。
三、从游吕径野，笃行仁学
章评晚年称川中儒林泰斗，并非仅仅是日与诸友悠游唱和的诗酒功夫，其真正的魅力便在于寓道与游的笃行仁学。即他在生活处世中无不贯彻“学仁、体仁、弘仁”的儒家精神。他在《游灵泉记》一文最后给大家讲的道理就充分体现了他无时无刻不在身体力行、传播弘扬的仁道之心：
“古称不朽者，穷达不与焉得无深长思乎？是故卷阿之游，明良之遇也；午雩之游，师友之乐也。有崇德辨惑之学，而后可语凤凰梧桐之治。谓孔子之心，非召公之心不可也。志荒而业怠，是殆山川之耻，亦何取于逸游哉！诸君子然余言。寺之僧识之，以示后之君子。”
光说游，章评就举了三种类型，一为达者之“卷阿之游，一为穷者之“午雩之游”，这二者都不离“学仁、体仁、弘仁”之道，故不管境遇如何，都可以不朽。而那些志荒业怠的盲游，在章评看来则无异于“山川之耻也”！
以此当时章评的学识格局看，其才情与其早年的应试之学已有天壤之别，而且其仁学体系卓然自成一家。由此可以想见，他必然有着非凡的求学良遇，才会如此深邃而豁达，才会造就与同为本县解元陈讲、杨名及才高八斗的席彖完全不同的人生命运（三人均含恨仕途，郁不得志）。那么章评究竟遇到了哪些良师益友呢？近从友人郭云龙先生提供的光绪版《遂宁县志》中寻得一篇《梵云山》词条和一篇明代理学大家高陵吕径野为遂宁梵云山寺写的碑文，或可给出答案。现录原文如下：
《遂宁县志·梵云山》：
梵云山在邑治之西，其上为开善寺，前明邑人章子嘉言讲学之处也。中有高陵吕径野先生撰书碑记，颇详求仁之功，褒章子而勉其从游梵云之上者。夫言仁，洙泗之旨也，而于寺碑及之，则兹山之佳境，其有资于仁者，可想矣！葢厥势耸拔，厥形齐伟，四时之景，无不可爱而莫妙于春，莫宜于晓。面东皇，迎朝旭，冲融天理之机，平旦光明之象，举可登其上而悟之。吾观旧志载章子之文，如记《王道街》、《可为堂》诸作，其理粹然，其旨渊然，有春温和煦之气，具广大清明之概，岂其徘徊胜地流揽风光，而籍以体吾仁者有素耶！
《遂宁县志·吕柟梵云寺碑》，鐫：
邑城西梵雲寺，章子嘉言自少講學於中，舞雩之樂固有出于烟雲之外者，吾觀嘉言取善於人，雖逺不棄，则其所以進乎巳者，可知矣！嘉言闻人之過，必盡忠告，则其所以处乎己者，可知矣！吾与嘉言論仁，雖繁多其詞，廣大同之量，擴平生之欲，非嘉言誰望耶？二三子從遊梵雲之上，果有志於仁，則求仁之方，求仁之道，非嘉言亦何所問辨也耶！赐進士及第、通議大夫、南京禮部侍郎、翰林院修撰、前国子监祭酒、經筵講官、高陵泾野吕柟書，长沙度山蕭禹臣立。
从《遂宁县志·梵云山》所记可知章评所讲梵云山书院的宗旨主要为仁学。从章评在兴平县令任上命名并为之作记的“王道街”、“可为堂”可以看出其从政为官与设馆讲学及为人处世都始终如一奉行仁道之学；从吕柟《梵云寺碑》中所记则可以看出几条珍贵的信息，一是，章评在梵云山书院讲学的方式是完全与张九宗（唐代遂宁人，其开创的张九宗书院被誉为中国书院之始，书院旧址即在遂宁梵云山）、及朱熹、王阳明、吕柟等学者大家一样，时常以午雩之游、坐而论道的方式传道受业解惑，与学生弟子亦师亦友，举手投足弘扬儒学；二是，评价章评身上的两个美德，“取善于人，虽远不弃”和“闻人之过，必尽忠告”。这与东汉末同郡先贤处士任安的“记人之善、忘人之恶”和董扶的“褒人秋毫之善、贬人纤介之恶”有着异曲同工的美德；第三是提到与章评论仁，并有“虽繁多其词、广大同之量、扩平生之欲，非嘉言谁望耶？”之叹。其对章评的仁学评价之高、赏识之爱溢于言表。亦可见其时卓然与王阳明、湛甘泉鼎足三分天下的理学大家吕径野与章评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由此我们可以猜测，章评后来求学得遇的名师就是这位正德三年状元、一生讲学传道的吕径野。
吕径野（1479-1542），陕西高陵人，名吕柟，字大栋、仲木，号泾野先生。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举进士第一，授翰林修撰。因宦官刘瑾窃政，引疾返乡，筑东郭别墅、东林书屋，以会四方学者。后复官，入史馆纂修《正德实录》。又贬山西解州判官，摄行州事，居解梁书院从事讲学，吴、楚、闽、越士从者百余人。嘉靖六年（1527）升南京吏部考功郎中、尚宝司卿，公暇在柳湾精舍、鹫峰寺讲学。十一年升南京太常寺少卿，又在任所讲学。十四年调国子监祭酒，以整顿监规，使公侯子弟亦乐于听讲而知名。次年升南京礼部侍郎，仍在任所讲学。十七年致仕返乡，再讲学于北泉精舍。生平所至皆以讲学为事，大江南北门生合约千余人，几与阳明氏中分其盛，一时笃行自好之士，多出先生之门。时天下言学者，不归王守仁，则归湛若水，独守程、朱不变者，惟柟与罗钦顺云。
如章评这般一生述仁而笃行自好之士正是出于泾野先生之门。我们还可以从一些史料中找到一些章评师从吕柟的依据。
一是《遂宁县志·隐逸》中有关于章评之父章愚的记载：“章愚，性孝友，甫入庠，绝意仕进，老隐山林，足迹不出闾里。及没，吕径野柟为之志铭”
这一词条是否说明，章评之父、隐士章愚与吕径野本有交往，章评自然因此而得师从吕径野？当然也有可能，因为章评与吕径野的师从关系，自然可以请尊师名儒为其父撰写墓志铭。
另一个依据是章评出仕曾任兴平县令。兴平即位于长安附近，与吕径野居家讲学的高陵县仅百里之遥，以吕柟充塞江北的学术气场，好学的章评必然会闻之而动。另一方面，章评在兴平县令任上也是政声远扬。他在县内兴办社学、倡导文化。尤其是亲自编修兴平县志，兴平至今仍有“兴平有志，始于章评”。他还将兴平的衙前大街命名为“王道街”、将衙堂号为“可为堂”，并分别为之作记，以彰显他以仁治县的主张和行动。这个笃行特立的解元出身的年轻县官想必也为活动于渭水一带悠游讲学的吕柟所耳闻，二人因之从游论道继而建立师徒关系顺理成章。
吕柟在《梵云寺碑》中所言“吾与嘉言論仁，雖繁多其詞，廣大同之量，擴平生之欲，非嘉言誰望耶？”章评的仁道理解在吕柟所有弟子中属于最为其推许的一个，而且章评对仁道的理解和笃行还一定程度上启发了吕柟的深入思考，这就是让吕柟欣喜感叹的原因。比如，一次吕柟与众弟子坐而论道，说道“学仁学天”这一话题，吕柟说：“凡尽力于学，须要学仁学天，方是无有不足处。孔颜之所为乐处者，盖得于此。”
有学生疑问这与关外正流行的王阳明的“致良知”之学似乎有根本区别。吕柟说：“阳明本孟子‘良知’之说，提掇教人非不警切，但孟子便兼‘良能’言之。且人之知行自有先后，必先知而后行，不可一偏。‘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圣贤亦未尝即以知为行也。纵是周子教人曰静曰诚，程子教人曰敬，张子以礼教人，诸贤之言非不善也，但亦各执其一端。且如言静，则人性偏于静者，须别求一个道理。曰诚曰敬固学之要，但未至于诚、敬，尤当有入手处。如夫子《鲁论》之首，便只曰‘学而时习之’，言学则皆在其中矣。”
这时，学生章评听了大受启发，他举手发言道：“诸子则或言日月，或言星辰，或言风云、霜露，各指其一者言之，而君子既然要希天，所以也要以天即以圣人为学”。吕柟深然其说。以章评的譬喻，“天”代表着圣人，主要指孔子之学。而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王阳明等人的学说则象征着日月、星辰、风云、霜露。因此，所谓“学天”即意味着要学圣人之学。在吕柟看来，诸子之学“非不善也”，但属于“各执其一端”。在章评看来，诸子之学就像“日月亦天之运用者耳，苟为云雾所障，则明掩矣。若天地，日月、风云、雷霆、霜雾，皆所驰使运行者也”。
再看吕柟所说的“吾与嘉言论仁，虽繁多其词，广大同之量，扩平生之欲，非嘉言谁望耶？”这句话，可见吕柟与章评之间关于仁学的讨论应该很多，而所有学生中唯有章评能令其“广大同之量、扩平生之欲”！
吕柟于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去世，章评无比悲恸，他立即在兴平县为尊师建了一个祠堂，并以此为书院，亲自在里面主讲吕柟的仁学，继续老师的遗志。
四、遂宁人不应该忘记章评
通过我们以上对有限史料的一些线索整理、挖掘，明人章评的史迹轮廓大概可以勾画出来如下：
章评，字嘉言，生于弘治中晚期，约公元1500年前后，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举乡试第一，中文魁解元。无意仕进，乃结庐遂宁城南梵云山间隐逸讲学，时号“斗阳”，盖取斗城（遂宁城别称）南山之意。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进士。授兴平县令。在任期间尊崇教化，减轻刑律，使县内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后迁升为知州。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吕径野告老还乡，主讲于北泉书院。章评时与从游论道，执弟子礼，后终其一生体弘仁学。约嘉靖二十年前后，章评因父章愚逝世，回乡守孝，请吕柟为其父撰写墓志铭。章评为父守孝期间，常与友人从游梵云山，讲学论仁。时长沙进士萧禹臣任知遂宁县事，互为学友，为倡遂宁文风，乃请吕径野先生为梵云山书院作记刻碑留念。守孝期满，章评回兴平复任，不久，吕径野先生辞世。章评在兴平建吕径野祠，题名“真儒堂”，并以此为书院继续讲授吕柟的仁学。约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前后，章评致仕还乡，继续主讲梵云山书院，常与赋闲在家、讲学于方洲书院的同邑解元杨名交往酬唱，日与弟子友人游山论道，作有《游灵泉记》。其后，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章评应兴平县请，修撰完成《兴平县志》，时年近七十，卒年不详。
章评是一个典型的儒林学者，少年时受绝意仕进、隐逸山林的父亲章愚影响，中年又受博学体仁、随遇乐道的尊师吕柟的影响，所以他的一生无论是在江湖，还是在庙堂，都是笃行自好、知行合一，始终贯彻“学仁、体仁、弘仁”的矢志。既爱陶渊明的归来菊，又爱周敦颐的雨后莲，更立志继承吕径野一生不輟、兢兢业业传承的程朱之学。其诗“山饶彭泽归来菊，水漾濂溪雨后莲。千古纲常谁负荷，江湖廊庙两高肩。”正是章评一生的写照。
但是遗憾的是，略嫌功利的遂宁人却忽略了章评身上的思想光华，而只以官职大小论成败地将其边沿化了。比如县志说道遂宁书院的变迁，历代县志但从开办遂宁官学之始的乔琳学宫或开创中国书院之始的九宗书院说起，然后就是某朝某代某官员一迁再迁书院入城中更名如武信、松风、鱼山、书台等，罕有提及章评在梵云山九宗书院旧址上开办的梵云山书院。原因就在于，前者大都属于官学书院，亦即公办书院，而梵云山书院则属于民间道学书院。殊不知九宗书院之所以被后之儒林尊为中国书院之始，其根本点就是开创了退仕学者官员现身说法、课耕弘道的山林书院模式，与专门以科举进士目的官办书院完全不一样的缘故。而事实上中华文明、华夏精神的传承正是因了这两类学校的同时并存才使得中国文化既传统而不拘泥，中国思想既保守而又开放，既坚守又包容。但在官修史志中，官方心态却并不看好那些百花齐放的思想源泉的道学书院，所以梵云山书院虽与九宗书院旨趣相映，但却难以进入官方“正统”。
其次，章评因为官职低微没有受到遂宁人足够重视的一个明证还在于他居然没有被列入乡贤祠。纵观遂宁自晋朝龚颖，迄至清代张船山，被崇祀乡贤祠的遂宁名人共计五十六名。明朝最多，达二十五名。但分析这二十五名乡贤的入围标准几乎都是做过京官、巡抚或州府级的官员，就连一个叫郭殷相的因曾做过遂王府管家也被列入贤祠，却将章评这样的解元才子、理学名家仅仅因为其官至县令，或只知悠游于山林，醉心于道学，无暇趋奉于权贵而被拒之于贤祠门外，实在令人怀疑这乡贤祠的神圣和纯洁性。
但是，遂宁人应该正视章评给我们遂宁留下的宝贵的思想遗产，他将集张子关学、程朱理学大成的吕径野之学一脉传入遂宁，其对遂宁乃至川中一带的人文精神思想的深远影响绝非那些虽居高官的“乡贤”可比。
遂宁人真不应该忘记这个真正的乡贤——章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