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末期，朝政腐败到了极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愈演愈烈，统治者一边寻欢作乐，一边敲骨吸髓盘剥农民，同时极力推崇封建迷信，到处树碑立传，愚弄百姓。在文学上，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复古运动逐渐式微，文风再趋奢靡。但是仍然出现了一些有战斗力的优秀散文。陆龟蒙的《野庙碑》就是唐代末年一篇优秀的小品文。
陆龟蒙的小品文笔锋辛辣犀利，含义深刻，直刺时弊，显示出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对底层农民的同情。
《野庙碑并诗》原文：
碑者，悲也。古者悬而窆（bian），用木。后人书之以表其功德，因留之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汉以降，生而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石，失其称矣。余之碑野庙也，非有政事功德可纪，直悲夫甿竭其力，以奉无名之土木而已矣！
瓯越间好事鬼，山椒水滨多淫祀。其庙貌有雄而毅、黝而硕者，则曰将军；有温而愿、晰而少者，则曰某郎；有媪而尊严者，则曰姥；有妇而容艳者，则曰姑。其居处则敞之以庭堂，峻之以陛级。左右老木，攒植森拱，萝茑翳于上，鸱鸮室其间。车马徒隶，丛杂怪状。甿作之，甿怖之，走畏恐后。大者椎牛；次者击豕，小不下犬鸡鱼菽之荐。牲酒之奠，缺于家可也，缺于神不可也。不朝懈怠，祸亦随作，耄孺畜牧栗栗然。疾病死丧，甿不曰适丁其时耶！而自惑其生，悉归之于神。
虽然，若以古言之，则戾；以今言之，则庶乎神之不足过也。何者？岂不以生能御大灾，捍大患，其死也则血良于生人。无名之土木不当与御灾捍患者为比，是戾于古也明矣。今之雄毅而硕者有之，温愿而少者有之，升阶级，坐堂筵，耳弦匏，口粱肉，载车马，拥徒隶者皆是也。解民之悬，清民之暍（ye），未尝怵于胸中。民之当奉者，一日懈怠，则发悍吏，肆淫刑，驱之以就事，较神之祸福，孰为轻重哉？平居无事，指为贤良，一旦有大夫之忧，当报国之日，则佪挠脆怯，颠踬窜踣，乞为囚虏之不暇。此乃缨弁言语之土木尔，又何责其真土木耶？故曰：以今言之，则庶乎神之不足过也。
既而为诗，以纪其末：土木其形，窃吾民之酒牲，固无以名；土木其智，窃吾君之禄位，如何可仪！禄位颀颀，酒牲甚微，神之享也，孰云其非！视吾之碑，知斯文之孔悲！
这是一篇讽刺统治阶级的小品文，语言锋利，讽刺辛辣，形象描写生动鲜明，表现出作者对劳苦人民的同情，对当政者鱼肉百姓，欺压百姓的罪恶。作者对于语言艺术有很强的驾驭能力，嬉笑怒骂，严峻冷隽，藏针砭于幽默，一针见血，发人深省。
文章开篇介绍碑的来历：古人为逝去的亲友立木牌刻字纪念，因为是寄托悲伤，所以碑意为“悲”。自秦汉以后，碑的用处扩大了范围，用于对生者荣耀歌功颂德，将易腐烂的木头换作石头，已经失去碑（悲）原来的意义了。陆龟蒙强调，他文章里的碑不是为了给这些野庙歌功颂德，而且悲悯苦难愚昧的农民竭尽财力供奉这些没有用的土木之偶。
他说，有些地方的民风盛行祭祀庙里的土木之偶，农民自己做好了土偶自己跪拜，“甿作之，甿怖之，走畏恐后”，“牲酒之奠，缺于家可也，缺于神不可也”。陆龟蒙怜悯这种对所谓的神的恐惧，而这愚昧其实是当权者对农民施行的精神枷锁。
作者议论土木之偶不能降福于民而享受民的祭祀，若是在古代，它们是有罪的。但是他的笔锋一转，将土偶与当政者做了比较，土木之偶虽然不能帮助农民，但是它们也不会盘剥刑罚农民。而当政者一边对农民敲骨吸髓，一边还要对他们施行淫威：“今之雄毅而硕者有之，温愿而少者有之，升阶级，坐堂筵，耳弦匏，口粱肉，载车马，拥徒隶者皆是也。解民之悬，清民之暍，未尝怵于胸中。民之当奉者，一日懈怠，则发悍吏，肆淫刑，驱之以就事”，他们“平居无事，指为贤良，一旦有大夫之忧，当报国之日，则佪挠脆怯，颠踬窜踣，乞为囚虏之不暇”。这一段文辞犀利，讽刺尖锐，而形象描写入骨三分，是对当政者的有力批判。
陆龟蒙愤恨地道：“此乃缨弁言语之土木尔，又何责其真土木耶？故曰：以今言之，则庶乎神之不足过也。”所以，对土偶之偶的供奉，比之当政者的盘剥压榨，是微不足道的。
对“不足过”的神的供奉已经是“牲酒之奠，缺于家可也，缺于神不可也。不朝懈怠，祸亦随作，耄孺畜牧栗栗然”，那么，当政者对农民的敲骨吸髓是多么的恶毒，真是难以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