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一直在思考，人们获取信息最理想的方式到底是什么。我觉得，通过人的推荐和筛选是个很靠谱的方式。」
「……我现在也在试着做，每天定一些要看的文章，看完之后有自己的评价，如果很多人都在做这个，以某种方式汇集起来，就很有价值。」
「……有价值的东西肯定能赚钱，未来人们是要为屏蔽信息付费的。现在很多工具解决的都是伪需求，现在更多人的痛点不是没好的工具，而是不知道去哪里找好的内容。」
「……真正的工具可能是颠覆性的，或者是Lifelong的。有需求就不需要教育，所以，我们要不要先做个小社群，先用最简单朴素的方式来推荐信息？」
差不多两个月前，Someet创始人随易在微信上问我有没有兴趣「做点有意思的事」。讲真，我去年刚离职的时候还真做过这个梦，不过至少到目前为止，似乎为此选择创业离我还有点距离。过去这几年，我在这方面是个勉强及格的观察者，但对于有没有可能亲身参与创业，我是不太确定的。
嘴上夸夸其谈，实际上经常临阵怯场，用现在流行的一句话描述就是：这特么就尴尬了。不过如果能够借这个机会梳理个人对这些事情的看法，也算是一种然并卵的补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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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传播学理论学得极其糟糕，因为碰上了不喜欢的老师，所以几乎整个学期都没有去听过课。
极为有限的传播学知识里，「把关人」概念给我的印象很深刻。那时候Google Reader（以下简称GR）还没有停止服务，这是一款可以实现在线RSS阅读的工具。为了满足自身对信息的需求，我逃了很多自认为「无用」的专业课，转而将大部分时间花在看书读报以及刷GR上。
在我的记忆中，每天有200多个消息源源源不断地提供外界最新的消息，我平时最关心的体育、商业、科技内容基本上都被覆盖。我不光要看要记，更喜欢把自己认可的内容对外分享。起初只是精选内容去人人网发布，后来每次看到好的内容都要发邮件存档，然后抄送一份给我的老师。
粗略回忆一下，这件事从开始到结束起码跨越了两三个年头，每天我都要从平均两三百篇文章中找出20-30条还不错的内容用邮件转发过去。起初师生之间还会就某几篇文章在邮件中沟通交流，后来由于邮件数量实在太多，基本上变成了我个人的例行公事。
某位师姐曾经在网上找我抱怨称，每天我转发的邮件太多，老师都看不到他们上交的毕业论文了。虽然绝大多数时间里只是单方面的人际传播，但出于自我要求和自我学习的需要，我始终坚持把事情做好。从GR到人人再到微信公众号，反反复复的折腾训练了我筛选信息的技能，是不折不扣的「信息搜集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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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不是完全没意识到好内容可以赚钱的可能。2012年3月，大学毕业前夕，我在北京时尚廊书店参加了一个读书会，一帮互联网和出版传媒从业者坐在一起，大谈特谈美国互联网专家克莱·舍基提出的「认知盈余」理论。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后来打造《罗辑思维》的罗振宇，当时他的身份还是知名财经媒体人。不过我收获最大的并不是与他们近距离接触，而是「认知盈余」对未来趋势的看法：互联网时代导致的信息爆炸，使得人们需要可信的知识源、可靠的知识，需要有效运用自己的自由时间，使时间的价值得到提升而不是浪费。
说来也巧，两个月后我又参加了中国传媒大学举办的一场讲座，主讲人申音是罗辑思维前期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推手，丰富的媒体从业经历也让他的内容表达非常扎实。我在现场速记了演讲的核心要点，回到学校又连夜将与之相关的延伸信息点以超链接的形式予以补充，转换成图片发到了微博上并@申音本人，最终得到了和他一对一面谈的机会。
那并不是一次正式面试，我主要是抱着学习的心态，和这些媒体老兵们聊了许多琐碎的事情。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即便我有所准备，起初可能只是为他们公司旗下另一款资讯产品《蛮子文摘》工作。两款命运迥然不同的产品是否会让我的职业生涯截然不同，这是一个无从验证的命题，也就不再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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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长沙做传统媒体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对罗辑思维关注不多。坦白说，罗胖的那些语音我并不感冒，付费会员和商品销售也让我觉得没有值得大书特书的新意。不过自从今年他们鼓动《财经天下周刊》前主编李翔出来创业，并且将这款名为《李翔商业内参》的产品登陆罗辑思维的官方app「得到」之后，我突然意识到，相比微信公众号凭借爆款文章和线下活动积累用户造就的「粉丝经济」，这种纯粹为优质内容买单的方式或许才是更多人迫切需要的服务。
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在犹豫是否要订阅《李翔商业内参》，199元一年的价格不算贵，只是内容对我这种有阅读习惯的人来说吸引力没有那么强。我在微信上问过一些订户，他们的工作大多与媒体无关，平时也没有坚持翻看报刊的习惯，关注了很多公众号却不想打开。他们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有一份较为体面的薪水，对外面的世界有好奇心，之所以订阅是希望用花钱的方式提醒自己去看，不要浪费。
前一阵子我读了一篇名为《7500字彻底讲透罗辑思维的最新战略》的文章，里面有个观点很能够解释我身边这些订户们的心态：在互联网免费思维盛行的时代，大量的内容涌过来，内容供给过多反而构成压力。今天大家不愿意为内容更多付钱，而愿意为内容更少付钱；或者说大家不愿为信息付钱，而愿意为有效知识付钱——这是个信息过载而有效知识匮乏的时代，减轻信息负载的生意肯定有得做。
而在描写罗永浩和他一手创办牛博网故事的报道《牛博往事，一种情怀的勃发与殆尽》中，我也留意到大象公会创始人黄章晋的说法：高质量、有价值的文章是极少的，但哪怕只有1%的人愿意花时间去读，在绝对数量上都是一个很大的群体，「不然微博上不会有那么多人转帖长微博」。
这个数量有多大呢？根据这篇文章的表述，2012年中国社交共享的数量比2011年增长了6成，91%的中国网民拥有了社交媒体账户，他们平均每天至少花费46分钟在社交网站上。作为对比，我在网上找了一份《2015中国互联网、社交和移动数据报告》，数据显示，去年中国的互联网用户为6.68亿，社交媒体用户为6.59亿，手机互联网用户5.94亿，国内每天新增互联网使用人数约有10万人。
足够让一个新兴产业从0到1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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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如此多的积极因素，但我仍然对所谓的内容创业或者知识付费保持谨慎乐观。很简单，支撑这件事需要内容创造者和读者两头的努力，任意一方的离席都可能导致原本稳定的天平失去平衡，进而使得整个事态趋于失控。
我在许多不同的场合都说过，已经停播的《IT公论》是我去年最大的收获。这是一档开设于2013年、主讲数码产品、科技新闻以及互联网公司的播客节目，直到去年上半年我才第一次收听，很快就发现两位主播李如一和Rio讨论的话题和表达观点的方式是我个人喜欢的，一直听下来也从中收获了不少新知识。
今年4月，《IT公论》宣布停播，取而代之的是另一档新节目。在我看来，这是一桩非常意外的消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会员计划，每个月30元、全年300元的收费标准不算便宜，却吸引了许多忠实听众，按理来说坚持做下去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可事情就是这么发生了，不管背后原因如何，主创人员离场、原有内容无法继续是摆在眼前的事实。
在我看来，从传统印刷媒体到现在的新媒体，订阅者（粉丝）始终保持（正或负）流动，只要内容产出水准有保障，再加上一两个或更多明星生产者，一本（款）期刊（产品）想要爆红乃至具备一定时间长度的生命力是很有可能的，简言之就是内容依然在整个环节中占据核心地位。知识付费之所以成为热潮并收割大片关注，与优质内容密不可分，是后者决定了人力物力投入后的产出回报。
然而不管是否愿意承认，好内容绝对是稀缺的，一款围绕内容打造的产品，大多会经历「起步摸索—反复磨合—好评不断—内容泛滥—逐渐平淡」的过程。我很少听早期的IT公论，但结合过去一年多的感受和网友评论，这种发展循环大体上还是可以成立的。
我相信，和《IT公论》一样，当下这些知识付费产品的目标都是「提供更少的信息（第130期IT公论主题）」，并且依靠「做减法」获得外界关注和支持。但如何维持显性和隐性投入下输出内容始终如一的质量标准，或许才是更加考验团队持久力和审美标准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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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想说一件看似不相关的事情。
近日，原新浪网总编辑陈彤宣布离开小米公司，转任一点资讯和凤凰网总裁。在接受36氪采访时，陈彤说自己20多年工作最大的满足感来自于生产传播有价值的信息，随后被问及眼下回归媒体是否是一个好的时机，陈彤对此予以肯定并表示，「现在的新闻质量比5年前和10年前的水平还要差，虽然用户的选择在增多，但品味在下降」。
回归媒体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传统媒体这几年持续下跌，许多采编人员要么投奔少数生存无忧的传媒机构，要么转型进入企业做品牌和公关。我身边这两种人兼而有之，总的来说日子过得不错，但也有人怀念供职媒体时可以无拘无束工作的自由。在经历多轮洗牌之后，如果可以借助资本的力量让优秀的作品广为传播，帮助一部分人从中受益，无疑是好事一桩。
话说回来，传统媒体的存在与发展，应该算是人们为知识（信息）付费的最早雏形吧。（传统）媒体过得好不好如今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知识的价值再次被重视，需要以此谋生的组织和个人又有机会体面地赚钱了，开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