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女子教育所使用的教材，既不同于男子所使用的成人教材，又有别于蒙学读物，自成一套体系，显示出其为“女学”的特点。
古代女学教材的最大特点是内容全部集中于妇德、妇职和闺门礼仪，其中影响较大的教材有四类。第一是纪传类教材，如刘向《列女传》，分为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孽嬖7类，每类代表人物15人。《列女传》以正统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为褒贬准绳，标榜“君臣、父子、夫妇三者，天下之大纲纪也”，宣扬贞顺节义、宽容去妒、循法守礼等妇德，同时也对一些关心国事，具有通才卓识、机敏干练、富于聪明才智的普通民女予以赞扬。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为妇女立传的专史，体现了对妇女“兴国显家”作用的充分肯定和高度重视。
第二类是阐明义理类教本，如班昭《女诫》分卑弱、夫妇、敬顺、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7篇，着重从理论上论证女子立身处世的道理，并具体规定了约束女子言行的准则。《女诫》是集封建女教大成之作，被奉为古代女子教育的经典，被誉为“简要明肃，足为万世之规”。
第三类是论传综合类教本，如吕坤《闺范》共辑录了经传典籍及历代女教家训的“嘉言”，选摘了历代妇女可资效仿的“女子之道”“夫妇之道”“妇人之道”“母道”“姊妹之道”等9类“善行”，流传颇广。
另外还有仪则规范类教本，如《女论语》分立身、学作、学礼、早起、事父母、事舅姑、事夫、训男女、营家、待客、和柔、守节12章，语言浅显通俗，对推广普及正统女教发挥了深远的影响。
统治阶级高度重视，帝王后妃、重臣名儒亲自撰写，是古代编印女教读本的又一特点。唐代长孙皇后“传古妇人善事，勒成十卷，名曰《女则》，自为之序”。武则天召士人撰写《孝女传》、《古今内范》等书，并以女皇名义颁行天下。明代数位皇后分别撰写了《内训》、《女鉴》、《女训》，帝王为之作序。其余刘向、班昭、蔡邕、诸葛亮、曹植、魏征、解缙、张居正等名家也都有此类著述。这些都集中体现了统治者对女学教材的直接控制和指导，更加权威、准确地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意图。
形式多样、通俗易懂也是古代女学教材的特点。在成百上千种女教读本中，既有面向宫闱后妃、官宦闺秀的，也有面向乡姑村妇的。形式上，或纪传，或论说，或图像，或格言，不拘一体，灵活多样，满足了向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文化层次妇女施教的需要。“夫画者，所以助教化，成人伦”，为普及女教，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著者还尝试为女学教材插图配画。刘向把《列女传》“画之于屏风四堵”，顾恺之为《女史箴》作插图，仇英为《列女传》配图像，这些图文并茂的读本，使空洞的说教变得形象生动起来。
古代女学教材独特之处还包括，大部分女教读本出自女子手笔，如汉代班昭晚年“但上诸女方当适人，而不渐加训诲，不闻妇礼，惧失容他门，取辱宗族”，编写训女之作《女诫》。也有以父母亲长教女的形式写成的，如唐代郑氏为侄女写《女孝经》，“戒以为妇之道，申以执巾之礼”，寄寓了对侄女的殷切期望和谆谆教诲。
如此繁复众多的女教读本，实为世界范围所罕见，充分反映了我国古代悠久的女子教育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