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至亲正躺在手术台上，医生从手术间走出来，需要你签术前告知书。 本次手术的成功率是90%，你有什么感受？ 你大概率不会犹豫，选择签字。 如果告知书上是：“本次手术的死亡率是10%”，你是否心里咯噔一下，要犹豫，该怎么办，要不要签。

其实，这两句话，本质来说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天然不喜欢后者，我们连1%的死亡率都不愿意面对。 这就是框架效应：不同语言框架描述本质一致的含义，会导致人们的感受不同，进而影响决策判断。

       框架效应属于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范畴。 行为经济学是一个研究人类行为和决策的领域，它试图揭示在决策过程中人类的非理性行为和偏差。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概念是由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提出的，他认为有限理性就是人的行为“即是有意识地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 他认为造成理性有限的原因：一是由于环境的复杂性，二是由于人类计算和认识能力的有限性。此后，西蒙继续发展这一理论，提出了用“有限理性的管理人”代替“理性经济人”的观点。他表示我们接触到的信息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在决策的时候，往往不是找最优解，而是找满意解。

       丹尼尔·卡尼曼（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思考，快与慢》指出：人们并不总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理性，但也不是完全不理性。”

他认为，我们的大脑有快与慢两种作决定的方式。

常用的无意识的“系统1”依赖情感、记忆和经验迅速作出判断，它见闻广博，使我们能够迅速对眼前的情况作出反应。但系统1也很容易上当，它固守“眼见即为事实”的原则，任由损失厌恶和乐观偏见之类的错觉引导我们作出错误的选择。

有意识的“系统2”通过调动注意力来分析和解决问题，并作出决定，它比较慢，不容易出错，但它很懒惰，经常走捷径，直接采纳系统1的直觉型判断结果。

      卡尼曼小时候正处于二战，德国残忍迫害犹太人。德国人规定，所有犹太人的身上必须贴有代表犹太人的标志。而且规定犹太人只能在指定的时间外出，如果违反规定，就有可能被德国人杀害。

有一天，卡尼曼去好朋友家里玩，玩得太高兴，忘了时间。等他出来时，才发现已经超出了时间，他心里非常惶恐，于是把印有犹太人标志的衣服反过来穿。这时候，迎面正好过来一个德国军官，卡尼曼吓坏了，他想他要被杀了。

但奇怪的是，德国军官让卡尼曼上车，给他糖果吃，还把卡尼曼送回了家。告别时，德国军官对卡尼曼说：“他也有一个和卡尼曼一样年纪的儿子”。

这件事给卡尼曼留下深刻的印象，人是多么容易产生偏见。因为在人们印象中，德国军官就是十恶不赦的、迫害犹太人的恶魔，但我们看不到的是，在德国军官中，也存在一些富有爱心的德国人。

认为德国军官都是坏人，这不需要深入思考，这是我们的直觉反应，这是系统1做的事；

发现其实德国军官中也有善良的人，这是系统2做的事。

生活中，对这样的偏差比比皆是。

比如说你的朋友都是很优秀的，那么大概率别人也会认为你很优秀；典型性偏好。

比如说一个事情做成了或没有做成，都倾向于给其一个解释，因果性偏好。

比如，苹果从树上掉下来，原因我们常规归结为果子熟了，但是实际上是因为牛顿的万有引力。因果关系错觉

假设电影前80%部分非常精彩，但是结尾很烂，你离开电影院的时候，就会觉得电影很烂，即便绝大部分都很精彩。假设电影前面80%部分很烂，但结尾出奇的精彩，你离开电影院的时候，可能会觉得电影还不错，即便绝大部分很烂。这就体现了人的非理性，决定电影好与坏的标准，取决了电影的结尾。峰终定律。

当你对某人或某物的初始印象很好，你会觉得Ta什么都好；如果后续了解到的信息是符合你的预期值的，则会加固Ta在你心目中的形象；光环效应。

如果相反，很大程度上其负面意义也会被消解掉。这和“锚定效应”是一个意思。当我们先入为主得到一个结论的时，我们就容易被洗脑。

在《思考快与慢》书中列举了10条影响决策的心理学效应：启发性问题、典型性启发、合取谬误、锚定效应、效用层叠、结果偏见、有效性错觉、过度信赖直觉、规划谬误、乐观偏差、沉没成本悖论。

这是本极其学术性的书籍。说这些无非希望大家能够意识到，我们的理性是有限的。

我们的大脑有说不清楚的局限，我们对自己认为熟知的事情深信不疑，我们显然无法了解自己的无知程度。无法确切了解自己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不确定性，我们总是高估自己对这个世界的了解，却低估了事件中存在的偶然性。

那在这样复杂的环境里如何应该对呢？  当然是不断的学习，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性， 同时也需要不断的思考， 多问自己，我当时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策？我们只有在不断的反思过程中才能更好的理解自己。

而反思就是在做系统2 的工作。 

慢下来，思考清晰，做出更明智的选择，有时候慢慢思考比快速行动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