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志所著的长篇小说《敌后武工队》是很有影响的抗战文学作品，但一些影视编导和媒体自媒体的写手严重的曲解了武工队。很多载体是将其归入游击队甚至归入民兵组织的。
每每看到这样的表述，就想提出反驳，但问题是有时这样说还真的不能算错。因为在很多地区的很多时候，由于许多游击队性质的敌后小部队也称武工队，甚至有些村子的民兵，只有几杆独撅枪，也借着武工队创下的威名号称武工队，而由始至终也从来没有谁说过他们不能这么叫，遂使这二者被混淆，弄得很难分的清楚。但至少在小说《敌后武工队》表现的冀中，在五一大扫荡之后，在活动于敌占区恢复老区和开辟新区的武工队，与游击队的区别老大去了。
武工队与游击队有哪些不同呢？
一是活动的地区不同。游击队一般活动在游击区，武工队则基本活动于敌占区。游击区有一定群众条件，有我党秘密政权可以在夜间活动，有可以回旋游击的余地。而在敌占区，这些都是不具备的，那里往往是敌人的“确保治安区”，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我们的组织基本被破坏，而几乎男女老少都被敌人组织起来了，像什么“防共自卫团”、“防共青年团”、“防共妇女会”、“防共儿童团”等等。武工队刚刚进入敌占区时，追杀他们的，并不像文艺作品表现的那样只是少数的汉奸，而是几乎所有被敌伪组织起来的各种防共组织的一般群众。只要他们在哪个村一露头，哪个村的男女老少就一起上阵，又敲锣又叫喊又追捕。在这样的环境中，别说开展游击战，连立足都十分的困难。而这样的情况，在游击区是完全不可能的。
二是组织形式不同。游击队有受县委领导的，有受区委领导的，也有受军分区领导的，还有自发的，而武工队全部是受军分区政治部领导。
三是人员的构成不同。游击队的队员是可以放手征召的，人员越多越好，只要愿意参加，一般是来者不拒。武工队的队员则都是在具备长期实战锻炼有高超杀敌技能的敌工、锄奸、侦察等专职干部和主力兵团的连排长、战斗骨干中精挑细选的。在冀中，往往是部队优秀的排长、班长才能在武工队当个队员，而在冀南，则往往是优秀的连长、排长才能进武工队当个队员。按彭德怀在《武工队的组织与斗争》中的要求，“所有人员，均须有较高的政治质量，真能担负宣传、组织、武装斗争三位一体的任务。”
考虑到敌后工作的环境，每支武工队的人数都极有限，多控制在二十人上下，小的武工队不足十人，如果人数再多，则分成若干小队或分队，开展活动时基本以三五人一组，绝少全队集中。
和游击队相比，武工队的成员更精悍。而这里说的精悍，主要的还不是他们的武艺如何，不是他们手里的家伙如何，不是他们游击作战的经验如何，主要的是能不能准确掌握党的政策。对于远离根据地独立在敌占区活动的武工队员来说，准确地掌握政策，会做敌伪军工作，会做群众工作，会写标语传单，会组织开会演讲，这是比使用二十响更看重的武艺。这是他们的使命要求的，也是武工队之所以能够在敌后之敌后那样艰苦的环境中有所作为的法宝。而如此高标准的政治素质，并不是每一名游击队员都具备的。
四是主要任务的不同。游击队有打仗的任务，而武工队没有打仗的任务。不论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晋绥，还是八路军总部，都不仅没有将打仗作为武工队的任务，反而还一再强调武工队不是游击队，不能过分地刺激敌人而忘记自己主要的工作。彭德怀、刘伯承等都曾反复强调武工队的任务是政治进攻，不是军事打击，不能作无谓牺牲，罗瑞卿还曾批评过一些对武工队任务不熟悉的军分区领导，“有些地区把武工队当作游击队去使用，过于强调其武装的运用，而忽视了它的主要任务是开展对敌政治斗争，是不对的。”为什么不对呢？不仅因为武工队的任务是规定为政治进攻而非打仗，还因为其活动地区敌强我弱的态势限制了他们，如果非要这么干，则无异于自杀，而这，显然不是八路军所提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