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在武汉，我在布朗克斯维尔，纽约州里一个普通的小镇。学校附近的医院在前天确诊了纽约州的第二例新冠肺炎患者，紧接着是5例，18例。伴着小雨，一夜之间，疫情悄然无息地降临。

这里没有一点像疫区的样子。 社区里的社会生活仍然井然有序，学校也在正常运作，身边戴口罩的人也寥寥无几，唯一改变的，是手机里不断跳动的新闻头条，与疫情地图里增加的数字。

近一个半月来，国内的疫情讯息不断地冲击着留学生的横膈膜，以至于当身边第一例确诊的消息悄然而至时，一时间竟产生了不知身处何方的混沌感。我身边那些素来大胆叛逆的年轻人们也吓破了胆，他们说，灾难面前还是要靠强权政府。我感到有点好笑，就也随大流地一起忘掉半个月前是否发生过想争取什么的故事。保命要紧，我想。

一个月前的我不是这样的。我像每一个消息灵通又理智冷静的年轻人一样，每天追踪网络上的最新消息，打电话到家里督促亲人屯粮，戴口罩，取消旅行计划。但在家中的情况日渐变好的时候，我倒成为了困在疫区中的左右两难的普通人。身处其中，其实没有经历什么可怕的事，更多的是对一些琐碎的事情感到不安。打喷嚏，经痛，眼睛累，这些微小的身体上的变化都让我极其敏感，生怕一不小心成为下一个“超级传播者”。

我没剩多少口罩了，主要是上个月想着给家里订的口罩还没到货。资金不足的美国疾控中心（CDC）声称口罩没有预防感染的作用，更建议已经出现症状的人使用。但我昨天还是用了一个口罩，上了一下午的课，很闷。我想起一个月前催促家人戴口罩的自己，字里行间展现得像是十分了解的样子，感到羞愧。网络给人一种统领大局的错觉，好像只要我追上了能看到的所有消息，即使置身事外，也能如同哲学王一样指点江山。

置身其中，我突然失去了针砭时弊的底气。我太习惯引用理论，太习惯宏观概况，太习惯与所思考之事保持安全距离，所以也常为生命与生存划清界限。想起苏格拉底在说，正义在一开始就在我们的脚边滚动（rolling around our feet）。为了回复格劳孔关于正义的疑惑，他想象了一个表里如一的完美城邦，却只能在置身城邦外的“创造者们”的脚下发现正义。

我曾认为，完美城邦在的存在意义在于“创造们”与其的距离。金银铜铁人和谐共处的美好社会只存在于想象中，而只有想象外的人能以全知的眼光对其生活的现实观察，思考。但其实，自以为能独善其身的观察者，也可以是生活在理想城邦里金银铜铁 ----- 正因一切都进展得太完美，城邦失去了对正义的追求。距离，与其伴随的清晰视野，让我错以为我对疫情十分了解。然而当时代的灰落下来的时候，我也不过是蝼蚁，为生存绞尽脑汁。

每时每刻，我们能接收到很多新闻了，这些讯息大多来自远方， 却能肆意地左右着我们的情绪。直到今日我才能感受到自己所处地区出了大新闻的荒诞感 –--- 关于纽约州的新冠确诊病例，大都来自我所在的县城。这种感觉很新奇，明明大新闻正在身边发生，但我的一天还是塞满了各种平凡琐碎的小事。 那些性命攸关的案例，放在我生活的空间里，最后也被轻描淡写成几个数字。

有趣的是，在纽约的第一例案例还没出来的时候，我上了一节特殊的课。因为同学没读完阅读的原因，我老师临时把课题改成了社会脆弱性分析（Social Vulnerability Analysis）。刚好，他提的问题，就是如果在新冠病毒在西切斯特县（我所生活的县城）爆发了，我们手头上有什么有形和无形资产去降低我们的脆弱性？

我有父母给的存款，租住的房子，硬性购买的医疗保险，打工的薪酬，获得信息的渠道，囤好的食物，这些是我能掌控的有形资产。在这里四年我收获的社会关系，在医院工作的妈妈，与作为在美中国公民的身份，也都是我的无形资产。我也有同学提到种族作为他的无形资产，这让他免于陷入种族特征而被歧视与怀疑的困境中。

在灾难面前，大至国际社会，政府，小到社区，家庭，都会想尽各种办法度过难关。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有获得帮助的途径。我需要是时刻意识到，对于享有特权的我，和我们来说，现今脆弱的非常态，其实也是很多人的常态。我们是有退路的人，这不代表我们做得更好。我们只是把风险，放到了写遗书上阵的医务人员，不眠不休控制病原的基层社工，牺牲了收入在家抗疫的普通人，不被网络社会“看见”的社会阶层身上。这个没有全民医保的国度我感到不安全。也许回家，在政府严格的管控下，在父母悉心的照顾下，我可以不染病。我心安理得地放弃履行应承担的集体责任，最后理所当然地把自已该获得的权益上交他人。到最后，何处不是他乡。

今天阳光很好，虽然还是对继续上课感到担忧，但在课上读懂了大一没看明白散文时，又突然觉得无比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