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陀不是为了众生而出家
在原始的解脱道中，佛陀不因奇炫而伟大，而因他的「法」 能有效熄苦而伟大。佛陀作为解脱道的实证者、见证者、先行者，是仿效的典范。
原始经典记载，佛陀出家最原始的动机，是看到当时自己（attanā—自己）的生命，没有实质意义的安全感或快乐可言，看到在心底深处困顿不安，因而产生危机感。历史佛陀所教授的「慈悲喜舍」，服从于解脱道（中部97经），终结于解脱道（经集1.8经）。
「慈悲喜舍」的方式，主要把它当作服务解脱道的工具：培养「慈悲喜舍」，能达至心量广大、但仍然无常轮转于「梵界」（相应部55.54经）；「慈悲喜舍」搭配着出世间的「道品」，则能达至全然安全的涅盘解脱（相应部46.54经）。传统大乘把佛陀所教授的颠倒过来了：「大乘」和「小乘」被易位，「自度」与「度人」的孰重孰轻 被反转过来。
原始佛法的「慈」（mettā），不是大乘所说的「予一切众生乐」，而是一种善意：由衷地希望「自己和别人能够得到快乐」。佛陀从未教过所谓的「菩提心」—一种有绝对约束力的纯利他主义。相反地，佛陀所教导和亲身示范的是，自身解脱和福祉的获得，是我们唯一该负起、有绝对约束力的责任。佛陀利益众生的方式，是示范 不再转回世间的解脱道。「只要世间还存有完整的解脱教育，阿罗汉就会不断地出现于世间」—这是佛陀的信念。
「慈」不是「予一切众生乐」
大乘把「慈」定义为「予一切众生乐」，或是「众生无边誓愿度」的「菩提心」。这样的定义，有几个误区。
第一个误区，是未能厘清在佛陀的教育，是如何理解「快乐」。
「慈心」所祝愿的不是肤浅的快乐，需要内在开发，而不是希冀外力、仰靠他人救赎的。
轻贱人类自己的生命，暴殄做为人类有「自度」的珍贵机会，然后高喊「众生平等」的「无差别心」，这不是原始的佛之教（这样的教义，原本见诸于 耆那教、吠檀多 等外道，而后合流于大乘）。看似伟大的自我牺牲，也符合俗人「为了爱一无所惜」的价值观，实则与真实的佛陀教育背道而驰：佛陀教的是 最应珍惜给自己的时间（经常「如犀牛般地独处」、「远离群众」、「空闲而住」…见 经集1.3 等），而不把生命最高价值定义为付出或服务。
大乘的「慈悲」，还有第二个误区。
「慈心」是建立在对「因果业力」的认知上的。这里的「因果业力」指的不是后代「本生谭」和大乘经典中 所盛传的机械性、单线性的 报应说。这里的「因果业力」指的是：意志、起心动念、含有动机的活动，直接对生命经验的质量有影响作用。而这个区块，也是生命中我们有能力去改变、使得上力 的极有限区块。
因为原始佛法的「慈心」是建立在如此的「因果业力」认知上，所以「慈心」是希望「自己和别人 能够各自」以建设性、有效性手段「获得快乐」的善意，而不是无边无际地「给予众生快乐」。（《增支部10.176经》：「愿众生各自维续安乐！」）
尤其在「林居传承」的禅修训练中，师长们小心翼翼地不让自身变成被依赖者，既是减少自身包袱，也是为了学生长远利益，训练他们寻获 比依赖圣者 更雄壮的信心来源
原始佛法的「慈」，不是像妈妈对待小孩那样的「爱」（pema），而是像朋友之间所传递的善意、和给予自他方便的慷慨（巴利文和梵文的「慈」，和「朋友」同字根）。正确的翻译应该是：「尤如母亲以生命，护卫自己独生子。他应以此[种方式] ，护持着这 对一切众生的无量之心。」也就是说，经文里实际所讲的，是保护自己的慈心，而不是保护众生。
大乘「慈悲」的第三个误区，是以为佛法救度是适用于所有众生。
「利他主义」只是物种进化中演变出来、适用于极少数物种的一种生存策略。
佛陀说法的意图，是极其有限地针对着那些 心智已成熟到 能与佛法相应的人—「那些智眼只被很少尘垢遮蔽的人」。这就是佛法不同于世间宗教、大乘的一点：不以广博圆融为宗（以为愈多、愈大、愈包容、愈无条件利他就是「大乘」）
整个宇宙，没有真正的救护，没有人有能力做主。放眼看去，整个世间没有能提供「利他者」自身的长久立足点、施力点，更别说「被救护」的人了！《经集4.15》还告诉我们，佛陀面对世间苦迫的心理反应是：「个人危机感」、「出离迫切感」、对世间「不抱任何遐想和期盼」（巴利文的samvega起码含有此三义）
真正的佛法，不允许「一切法皆是佛法」，而是严谨遵守「极有限范畴」（「苦与苦之灭」；中部22经）。
「长劫积累福德」的谬思
大乘「慈悲」的第四个误区，就是以为「福德」可以长劫积累、直至圆满。
原始佛法的成就，完全不是企求「全知全能、圆满福德」的；「全知全能、圆满福德」，从佛法角度看，来自不懂「缘起」而生的妄想。佛陀的成就，来自于在一辈子的时间中，发见了正确离苦的技巧（见「缘起」而知「苦之集灭」）。他将正确离苦的技巧，教给弟子，所以弟子们能够在一辈子的适当努力下，体证与佛陀所体证一模一样的解脱。佛陀在原始佛经中，是无师自通的阿罗汉，启发其他阿罗汉的阿罗汉；除此之外，佛陀的解脱与阿罗汉的解脱，平等无二，绝对没有头上安头地另外再开示所谓的「菩萨道」和「〔解脱道以外的〕佛道」（相应部22.58）。超越轮回的解脱，根据佛陀的解说，与积累福德和积累处事能力无关。
才能、技艺都是「制约法」，会此消彼长。想要收集完全所有的福德、辩才、知识、能力「想要透过囤积 以达到自我完善」根本是愚痴妄想。
就连大乘「菩提心」的其它内容，像是「缘起性空 中观正见」、「无我相 无人相」、「诸法皆如 平等不二」、「心佛众生 三无差别」、「不动法身 应化三界」等等，都可以在印度外道的不同派别中（Samkhya, Yoga, Nyaya, Vaisheshika, Mimamsa, Vedanta），找到同出一辙的教义。
历史的佛陀，采用修改过内容的「四梵住」，将其作为禅修过程的一个工具，观察它的「味、患」（观察「慈悲喜舍」有甚么作用、帮助，同时也观察它们的有限性和苦迫性）。「菩提心」也是「架构法」、不安稳的「心行」
大乘「慈悲」的第五个误区，就是以为「菩提心」的心境可以永恒化。
原始佛法中「慈悲喜舍」都是「心行」。不会因为它的崇高就免于无常。「心行」是需要动机和其它「燃料」来支撑的（增支部10.93）。禅修者要懂得时时能从「慈念」等的「好的念头」（「善寻」）抽离开，才能体证逐渐省力的禅修过程。
原始佛法中，没有「自性本具功德」、「慈悲是佛性自然展现」的观念。原始佛法中，任何「本体论」的讨论，都被当作「戏论」—障碍我们如实了解「身心活动中的 苦 与 苦之灭」的臆想。所以原始佛法中，没有「人性本善」、「人性本恶」的哲学立场。「慈悲喜舍」是一种「行为」（kamma）、「被动机 和 惯性所造塑的活动」（sankhāra），而不是「佛性本具的德行」。
第一，「利他主义」是少数生物物种，在进化过程中发展出的 群体关系，是透过基因而催生的行为可能性。「非群居生物」或「非社交性生物」，因为没有「利他行为」的基因，所以没有「利他主义」的可能性—这是科学普遍观察的结论。也就是说，对于绝大部分可观知的生物，有意识的「利他主义」对它们完全不是一个议题，它们也没有能力认知、感受、回馈、相应 我们人类自认是最高品德的「利他主义」。
第二，「纯利他主义」作为一种「心行」，就是由多种的心理活动所造塑、支撑，会受到多种心理活动的影响、制约。
受制于其它条件，任何的「心行」都是无法恒续、不稳固。这就是为什么，在原始佛法中，「不退转」的成就都不是造塑、架构、培养起来的东西。造塑、架构、培养起来的良善内心特质，包括「正念」、「正勤」、「慈」、「正定」等等，都只是帮助达到「无作」、「诸行止息」、「涅盘」的过渡工具。「无作」、「诸行止息」、「涅盘」都无关乎动作，都不须动机来支撑，都不是「心行」，所以不会有退化、消逝、熏染力消退的问题。
原始佛经中 入涅盘的佛陀和解脱者，如同从燃料中被释放的火焰，从时空之流熄灭，无迹可寻。不再依循任何的动机，不扛负任何的誓愿或意识框架，如同「冷透了的灰烬」，不附着于任何的「心行」，不出现于任何种的「再生」与「世界」（见 自说经8.1-8.4、相应部35.117、中部49、长部11 等）。
这样的解脱，佛陀告诉我们，是唯一的安全可靠（ekkagata）。除此之外，另外想象有某种可以永恒延续着「菩提心」的「无生法忍」，那就不是佛之所教或佛之所示范了（大乘先是将原始佛教的涅盘，错误地定义为「灰身泯智」的「断灭、自了、逃避」，在佛陀形容为「无上解脱」的涅盘以上，硬是立了一个「不住于涅盘」、比涅盘还高的「法忍」）。
第三，不证涅盘的「菩提心」、「无生法忍」、「纯利他主义」，作为一种宗教的教义，在历史上的进化发展，是有迹可循的—它们是逐渐形成、长期变化、随历史环境中的机遇而变更。
这就像大乘的阿弥陀信仰，不是单一推广者、一时间、一致性的倡导（更加不是历史佛陀之所说），而是长时间、众多编集者、前后参杂来自不同处的信仰元素（有 祆教 也有印度本土信仰的元素）所汇集而成的。考古出土的 阿弥陀信仰 的相关「佛经」，内容高度不一致。越晚期著作流传的，基本上包含的愿力数量越多，而四十八愿的版本，最终成为凌驾、统合的版本；越晚期的经典，对于「极乐世界」愈加「理想化」（例如 晚期描述的净土，不同于初期的，是没有女性的；往生极乐的女性非得「转女为男」）；越晚期的，对于「往生净土」的条件也愈加宽松简化（例如，较早流传的「往生条件」。
历史上这些大乘教义的演变，往往都不是对佛陀教育的愈加澄清，而且是乱码随机地在历史洪流中随波逐流、应运而生。举例来说，大乘中称念佛号、咒语的「法门」的广泛盛行，一大部分肇因于印度教中湿婆信仰等的一时极度兴盛。为了与这些印度外道的潮流竞争，为了获取信徒认同，投世俗之所好，不惜背弃佛陀对于「音声神力崇拜」、「戒禁取」、「非因计因」、「谄媚世俗欲求」、「咒语使用」等众多原则性的批评与告诫（相应部35.132 等）。
再举一例：大乘经典对于「功德」的重视，直接间接关系到 不同寺院争取信徒 和 其它利益的竞争。阿弥陀信仰，相对于较早传出的弥勒信仰、阿閦辟信仰、药师信仰等等，自我标榜的功德愈庞大、相关净土愈理想化、「往生条件」愈宽松，就愈能吸引大量信徒。
「菩提心」、「菩萨道」的教义也是前后不一致，因历史潮流而演化。这种前后不一致，在后代的神话和自圆其说中，变成是「佛陀应机说法、开八万四千法门」。
好些最早传出的大乘经典所说的「菩萨道」，与中期和晚期大乘所说的「菩萨道」大异其趣。如最早的大乘经典之一《法镜经》（Ugraparip?cchā Sūtra）中所提到的「菩萨道」，纯指的是「出家、离开俗家的道路」，完全没有「广度众生」和「大小乘」的内容，其目标也是自我承担的涅盘。根据该经，最高等的菩萨，于森林闲静处住、不与群众互动；次等的菩萨则在村落和寺院中 与众杂处。同样地，《三摩地王经》（Samādhiraja Sūtra）和《Rā??raphalaparip?cchā Sūtra》把「菩萨道」定义为「勤修头陀苦行」和禅修独处。简单地说，这些最早期讲述「菩萨道」的大乘经典，将「菩萨道」定义为差不多是「利他主义」的相反词。
最早期的般若系统经典最早版本编篡于公元75年左右，也就是佛入灭 的五、六百年后才流传出的），《八千颂般若》（Astasāhasrikā Praj?āpāramitā），提到的「菩萨道」，纯指的是以「勇猛、奋进的修行态度」，来更快速成就个人解脱。到《一万八千颂》和《十万颂般若》的时代，「菩萨道」的内容才变更，出现「利他度众」的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