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和牟平的天]
我不喜欢“讲座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作报告也好，听报告也好，都不甚喜欢。
人的学习与表达都必然是具有个性化色彩的。
从表达与交流的角度说，我的口头表达能力一般，逻辑性比较差，语速飞快，却经常远远落后于思维，以致于经常出现词不达意的情况。比较起来，反而是书面表达略好一些，面对面针对具体某事的交换意见更靠谱一些。这是我不太喜欢作报告的原因之一。（当然，虽说书面表达略好，但也多限于即时的碎片化思考记录，科班要求的正规论文写作也并不擅长。）
高屋建瓴作报告要求要么很高的理论素养，要么厚实的实践经验。这两点我都不具备，自以为只能做两者之间的桥梁，常以“替老师读点书”“帮老师了解点儿理论”的角色自居。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善于和老师校长们面对面，围绕共同关心的话题（最好是具体任务），一起碰撞交流，做些谋划。这是我给基层教育科研工作做的定位，也一直是我努力扮演好的角色。因此，没太有必要作报告——许多时候，感觉作报告就是把自己置于教育群体之外了，有一种生份感，远不如共同谋事来得亲切。
所以我知道我自己不是作报告的。
人的学习尤其具有强烈的个人特点。
有的人善于从做中学，有的人擅长书本学习，有的人喜欢在他人介绍中学习……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以来倡导学生学习方式多样化，这是可喜的。但可惜的是，在教师的学习策划中，却经常出现“学情”被无视的现象，行政命令式的安排多了，被摁住听报告、被要求读书做笔记、被派出听课学习的次数多了，校本培训乃至“师本培训”本义中的“基于成长需求”这一点，多数情况下是被忽略的。
我的学习是以书本学习为主的。一个专家南腔北调唠唠叨叨半天带来的收获，不如自己寻到文字资料（文章也好，著作也罢），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握住报告人的相关思想。我一直以为这是自己最擅长的学习提高的方式。
所以我经常带着其它读物走进报告会场。不期待，便不失望。
不过工作毕竟不可能事事由心。所以这些年来，断断续续地也做过一些“报告”，更听过大量的专家报告。讲得多了，听得多了，慢慢就有了一些深一些体会。
我是很珍惜被邀请“作报告”的机会的——因为，每一次“报告”，都是一次时间、地点、对象、目标明确的任务（而任务是最具有驱动力的），都是对自己相关角度知识经验的一次强制梳理。
我也慢慢开始能在专家报告现场坐得住了——因为，既然我不必关心任何人所“报告”内容的完整体系，不必自始至终关注任何专家说了些什么，那么我听啥？
在跟老师们交流听课相关问题的时候，我曾提出“为自己听课”的建议——一堂课上得好孬，那是上课者自己的事，“我”坐在课堂上，寻找的始终应当是“能让我眼前一亮”的东西，那是能打动我的，能启发我的——最最重要的，那一定是能让我联想到自己的。
所以在报告现场，我的状态很少全程被专家们拽着走（因为也没什么人来检查我的听讲笔记）——我只是在报告会场中寻找自己，而已。
这个暑假，接受过两次邀请。一次是针对一个联盟的各分校中层及新入职教师，另一次是某县所有中小学的教科室主任。主题都是学校及教师的教育科研，区别在于前者较多需要的是一般意义上科研常识，后者则较多偏重学校科研工作管理者与指导者的身份。
相关的话题，很久以前是在不同场合聊过的。但近年来懈怠一些，实际工作中的实例也少了很多，所以接任务后是为难、然后分析了很久的。
首先，与教师聊科研，尤其是诸多新入职教师，我不想做什么“严肃”面孔的介绍，这些年，一方面对科研尤其是课题研究不以为然的人很多，另一方面实质上歪曲了科研面孔的人更多。与老师交流科研这个话题，太严肃刻板的知识介绍，只会让大家对此疏离更远。
所以我引用并介绍了朋星副局长的著作《大明湖的桥与亭》，用序言中对自己探索挖掘、拍摄整理相关资料的过程，一对一地引申出科研（课题）所需注意的要点。这是我以前尝试过的做法，还算能够被接受。大家比较感兴趣。
其次，科研的方法、科研的过程，都可以轻易查找到海量资料，无需宣之于我口。那么我能做啥？长期从事课题管理工作，对学校及教师科研工作的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科研（课题）中普遍缺乏问题意识、对相关文献资料普遍不够尊重，于是我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努力把树立科研过程中的问题意识以及对相关文献的起码尊重作为交流重点。
所以我查找了相关资料，购买了好几本书参考做了准备。
再其次，现在的科研，对“成果”的认识比较单一，其结果，就是许多的“成果”是“为了报告”而拼凑。那么什么是成果？什么是可以引领我们行动的成果？于是我扒拉了手头的各种书籍，从已经物化呈现的众多“科研成果”中，回溯我们的科研“可以”追求什么！这花费了整整一晚上的时间，把自己手头的书挑选了一番，一一拍照。
再再其次，离开主题，回到方法，也就是日常说的比较多的“元认知”，我们到底可以怎样“讲”？讲座报告有很多种，可以自顾自地讲，也可以因“事（人）”制宜地讲，更可以边交流边讲。我的理解是，高水平的专家可以自顾自地讲，高水平的“报告人”可以边交流边讲。我不能，所以只能就事论事地介绍。
所以我只能以“我比较擅长‘讲授法’”自诩。
最后，回顾我所听过的报告，经我自己验证过的误区有如下几点：
其一，我没做到“报告”时间的精确控制，违背了马克吐温的“超限效应”——自己以为很有价值的东东，结果“灌输”过多，适得其反，有不如无。
其二，“报告”人有两类，一是基于理论思维列举实例，一是基于实例阐释理论。有的人耽于理论，于是过于抽象很难被接受，有的人囿于实例，始终在浅层次打转转绕圈圈，实在实现不了“以己昏昏使人昭昭”，实现不了“醍醐灌顶”。有很多报告人，举了自己的实例之后，再也走不出来。
其三，不能一味告诫一线教师们要做好“学情分析”，任何报告人都需要“学情分析”，规范的语言似乎是“学习者分析”。所有的报告都有其对象适切性，所以，有的报告的“自顾自”便显得不负责任了。也可能是能力水平不足。
其四，“报告”里应该举例，但所有的“例举”一定要能够做到“放得出去，收得回来”，自己不熟悉的例子一定不要涉及，那样只会拉低自己的层次。从实例切入，跳脱出实例，方可“庖丁解牛”。
其五，拉低自己是一种姿态，要适度。一味地拉低自己，所能起到的最大作用就是慢慢让听众不再期待。
下午基本没听报告，一直在反思自己，一个字——
任重道远。
我会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