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二）
觉醒的青年
来到北京
1918年夏天，我陪同一些湖南学生一起到了北京。他们是准备去法国勤工俭学的，但我不愿意到欧洲去，因为我认为自己对中国了解得还不够，想把时间花在对中国的研究上。
我在湖南师范学校时的教员杨昌济先生当时是北大的教授，他把我介绍给了北大的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李大钊安排我当了图书馆的管理员，这样我每个月就有了八元钱的薪水，可以在北京生存下去。我的工作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纸的人们的名字，能够见到许多名人，然而我人微言轻，丝毫不能引起他们的重视，他们也没有时间倾听一个图书管理员难懂的南方土话。
但是我并不失望。我参加了哲学会、新闻学会，旁听大学里的功课。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头脑越来越激进。但我仍然没有找到中国的出路，这时候，我开始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并赞同它的许多主张。
1919年初，我和要去法国的学生一同到了上海，送他们上了到法国的轮船后，我又回到了长沙。
继续斗争
五四运动以后，我开始专门从事学生的政治活动，成了《湘江评论》的主笔。我们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反对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运动，最终由谭延闿取代了他，但是谭延闿很快又被军阀赵恒惕赶出了湖南，由于赵反对民主，我们又把斗争的矛头转向了他。我逐渐明白：只有由群众的行动得到的群众政治权力，才能保障有力的改革的实现。
1920年，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组织了起来，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史的影响。在我读过的共产主义文献中，有三本书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它们是：《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它们建立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从此以后，我就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国民革命
1921年5月，我到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参加会议的总共是12个人。回到湖南后，于10月组织成立了共产党湖南第一省委，我是委员之一，到1922年5月我担任湖南省委书记时，我们已经组织了20多个工会。那时候我们的工作集中在学生和工人身上，还没有关注到农民。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我开始重视农民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这时候，湖南的农民斗争性已经非常明显了。我离开家，开始组织农村工作，在几个月中组织了二十多个农民协会。由于受到了当局的追捕，我逃到了广州，担任了《政治周报》的编辑，这是国民党宣传部的机关刊物。当时我写了很多文章，其中两篇是《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时候，我和陈独秀的思想发生了分歧。
1926年回到湖南后，我视察了湖南的五个县——长沙、醴陵、湘潭、衡山、湘乡的农民组织和政治情形，对中央委员会做了报告，催促在农民运动里采取新的路线。1927年初春，我到武汉举行了各省农民联席会议，主张普遍地重新分配土地。陈独秀对此坚决猛烈地反对，他不明白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十分低估农民革命在这个时候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