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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
一、何谓“汉印”？
汉印是篆刻史上的第一个髙峰，为后世开创了“汉印”的范式。
从总体风格上讲，汉印以方正平实为大宗，缪篆入印、屈曲缜密，形神朴茂、端庄大方。以面目不同来分，西汉婉转温厚，时见笔意；新莽印制独特，严谨温和；东汉以方为主，浑厚茂密；魏晋方截整饬，劲健有力；南北朝法度渐失，鲜活生趣。
1、汉印的分类：因用途不同简单划分为官印和私印。
官印风格堂正大气，法度严谨，尤其以东汉官印为代表的汉印范式成熟期，笔画厚重而不失灵动，结字方正而气力充实，章法以平正为基本格局而有欹侧多变之势。私印风格精巧温雅，用刀多舒缓平和，以从容为上，字法平实又灵动；篆法更趋向于装饰化，以至于笔画填满印面而产生了满白文这样的典型作品。
2、汉印成法：镌刻成印的方法主要是两种【铸】与【凿】。
铸印需要先将文字刻写于蜡模上再浇筑成印，这种方法使得铸印笔道多浑厚凝重，字法安排妥帖，结构严谨大方，章法平中见奇；凿印则通常是事出紧急，临时镌刻，用刀简单直接，笔道劲挺有力，以直画为主。凿印多见于战事顿繁的魏晋南北朝时代，用于给将领出征时授印。
铸印的“圆厚”与凿印的“劲挺”都是汉印风格的重要取向。
3、汉印取材及风格
治印材料涉及金、银、铜、铁、铅、晶、玉、石、木等。
风格上金印最为严整大气，银印精致光洁，铜印厚重凝练，晶玉秀润劲挺，石印鲜活奔放……
金银铜等金属材质印章多出于铸造，蜡模制作水平直接影响铸造后的效果；
晶玉印，使用砣轮磨制，笔画边缘为反复修饰而来，笔画质感自然与铸凿异趣；
石质印章由于多是随手刻就，石质相比于别的材质松软，故而特有天马行空、了无挂碍的自由风格。
汉印对后世流派印人的影响是巨大的。汉之后的官私印章不论面目如何，都是脱胎于汉篆汉印。唐宋官印样式的改变使得汉印更多开始进入私印范围，汉印尤其是汉白文印成了后人不可企及的典范。无论是王冕对汉印的模拟还是苏宣、朱简、汪关、丁敬、邓石如等对个性化审美的自觉展现，都无不是植根于汉印的再创造。“印宗秦汉”成为篆刻学习的不二法门！
二、汉印鉴赏
此印四字大小不作均匀分布，而是以“勮”字为主，其余三字为宾，围绕“勮”做相应拉伸（如“右”）或收缩（如 “尉”）。同时将“印”向上拉伸，造成“尉”字成为印面中笔画较多而占地最小的字。但虽小而不显局促，反而通过短画和留红的处理更见疏朗，由此“尉”字虽小却是“印眼”。因为，如果说“勮”字因其笔画最多而自然写大写密是印面结构矛盾的开始，那么“尉”的写小而写疏则是将矛盾引领向一个更高层次的平衡。这是印面结构的辩证法，也是汉印易学难精的精义所在。
此印四字分朱布白均匀，看似毫不费力，实则于点画变化上匠心独运。从线形上看，它通过点画粗细的细微变化，让印面结构产生对比，又归于“茂密”。如“霸”字笔画最多、 结构最复杂而笔画最纤细；“丞”字笔画最少、有长斜画而笔道最粗阔，显然是为了填满空白，不使留红过多过乱。换一个角度，从线质上看，四字的细微变化更值得注意。“霸”的虛灵，“陵”的沉着，“园”的圆融，“丞”的挺括，使得分布停匀的印面有了另外一层的对比。此外，“园”、“霸”两字重心下移，“丞”、“陵”两字字势上顶，使得分布停匀的空间结构有了天地交泰的意蕴！
此印几乎是笔笔圆弧而不见方折，起收笔浑圆，带有浓厚的书写意味。我们知道，小篆的结构上紧下松、左右对称、以圆为主。如果将小篆不加变化地置入方形印面，就会出现各自为阵、不相往来的情况。变圆为方、以方为主、布画停匀是一个基本思路，成熟期的汉印就是采用这样的方法。而像“未央厩丞”这样的西汉玺印则是另一种思路，概括起来就是老实平正、以圆就方、外方内圆。老实平正，指字势端正，布局匀称，章法稳重。方圆的变化则在于字形趋向于方整而笔画呈现弧度，方整在外，圆转在内，这在“央”字上体现得非常明显。后人则在老实平正的基础上再加以上下和左右的穿插避 让。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后世邓石如“印从书出”的渊薮。
此印章法十分特别。通常的四字汉印，四个字之间的留红基本形状是“十”字形，而此印的“雎陵”两字的左右结构拉开了比左右两列字更宽的距离，留红为两纵一横的“卄”，视觉上造成了三列字的错觉。变化的细微处在于两纵一横的字间留红形状变化：左纵留红略呈“S”形，右纵留红略呈反“S”形，两者相反相成；一横则呈锯齿状，上下紧密咬合。另外，“雎”的右侧竖画与“陵”的右侧中竖左倾顶向印章右边，有力支撑两字，使之分而不散。
此印虽是西汉玺印，但点画方起方收、字形方整平正、章法平中见奇，巳初具东汉玺印成熟面貌。其中最堪玩味的是圆弧笔画与斜笔的使用。斜笔有“梁”字右上的“刅”和“印” 字上半部的“爪”的三笔，呈对角呼应，方向相反。圆弧笔画有“印”字的下半部、“丞”字的两个“又”部和“厩”的“又”部。三个“又”部形成了印面中重复出现又有变化的节奏，“印”则因为既有圆弧笔画又有斜笔而成了全印造型的绾节点。另外，“梁”字“水”部上侧下凹的留红和“印”字左侧内凹的留红使得印文外形平正中又见婉转变化，这也是学习汉印可以用心的地方。
铜印残烂不尽在四边四角，有时会顺着笔道展开，而印面光亮如新。此印就是如此。四边四角的磨损残烂倒是常见，其笔道的腐蚀显出别样的韵味，让人想起黄宾虹篆书中宿墨、涨墨的神采。只有从“浑”字尚可看见些许本来面目一那种细劲挺拔的笔道，刀刀到位。看来篆刻创作中，刻出细劲笔道后，对其做进一步的破坏性处理也不失为一种到达浑厚的捷径。只是，做作与自然只在一线之间，不可不察。
此印是西汉官印的别调，除了“侯”字左侧一竖与“印”字最后一笔尚存圆转之意外，其余笔画都是直愣愣的，笔画之间衔接也是直统统的。笔画衔接有着虚接和实接、方接与圆接的区别，如“菑”的“艸”部，六个短竖与两个横画的衔接，从左往右依次为虚（方）接、实（方）接、虚（方）接、实（方）接、虚（方）接、实（圆）接；“川”的三折笔也是实 （方）接、虚（方）接、实（圆）接，变化自然细腻。值得注意的是，以“菑”的最后一横为临界（水平〉，其上部的所有横画都向右下倾斜，其下部的所有横画都向右上倾斜，连 “川”字都是右肩上提，全印奇气纵横。
此印金质，是西汉南越王赵眛的世子所用之僭印，“泰子”就是“太子”。系用平口凿凿就，平口凿在刻制弧线和转角时会将笔画外侧挤出形成卷翘，后期再用刀具刮去并作简单修饰，因此笔画外侧会略微鼓出并留下毛刺，如用笔中转折的瞬间停顿或是贼毫翻出一般。另外，从印面可以清楚看到，转折衔接处通常从线外起刀，因此会在钤印时留下痕迹，增加了印面的刀味。后世黄牧甫就善于活用此法，线外起刀遂由秦汉时的技艺转而成为艺术家风格化的形式语言。其中妙处，存乎一心！
此印笔画挺拔有力，刚中有柔，结字方圆兼备、整体落落大方，历经两千多年依然保存完好。仍然关注一下印面的“十”字留红：纵横皆取斜势，仿佛将“十”字顺时针方向略微旋转。“渭”字右下角那个曲笔非常重要。它既是“成”字右上角折笔的对比和向上过渡，同时又与“令”、“印”两字右下角曲笔做对比。可以想象，此处若是一个方折，全印会非常生硬，印面会失去流转的气韵。全印的平稳全赖了 “成”字 重心下移和大块留红形成的下坠感。当然，“印”最后一横的水平放置也可以看作是对“成”字的重要呼应。
此印字法独特，是直接将西汉时期的隶书移入印面，并适应与方形印面作出了适当的调整，使之“印化”。所谓入印文字的“印化”是指对入印文字作出与方形印面四边的横线与纵线相协调的处理，就是易圆为方、方中有圆、以方就方、屈曲缜密。周秦印章文字圆转，故而加界格使之方；后汉缪篆本身方整，界格也完成了历史使命。此印的“遷”字末笔不拖长笔画，而是做了收缩，使得文字成为方形。有着相同用心的笔画处理还有“陵”字右下的横撑与穿插，“食”字首笔“丿”取二势，“印”字出以左右结构、末笔婉转而又有弹性。
此印为新莽五字印的典型风格，起收多见方笔，结字圆转尚存，章法平稳端整。因此往往习以为常而会不用心体察。实际上，五字印还是有很多细节的变化值得注意。比如，印文结字的外拓与内擫的变化。“小”字笔画最少，通过内擫产生大面积留红，因而显得更加突出，成了印面的主角；比如，字的重心调整。“新”、“前”两字左半部中心有意下压，对冲了“长”带来的修长飞举之势。比如，笔画要素的微小变化。“胡”字左部，横画有意识收缩得短一些，使得单字结构更加饱满。此外，“胡”字“月”部左侧边缘与其下面“小”的中竖右侧边缘，恰好连成一线，形成了一条潜藏的动态中轴线，丰富了印面结构层次。
此印是两汉印章，却有着南北朝才有的简率果敢的气度。全印四字布局，左窄右宽十分鲜明。用刀凌厉精准，每一笔都是一刀刻就，没有修饰。一两处补刀也是干脆利落，如“长” 的短点、“印”的第二横。这使得印面笔画劲挺，精神昂扬。由于左右两列宽窄差异明显，印面横势与纵势对比强烈。为了避免右侧太重，在视觉上有下坠感，治印者将右半“曲阿”两字略向上提起，同时又让它斜向右下，动态丰富。左半“长印”两字则拉长形体，重心下沉，“长”的长竖左斜与“印”的曲笔中竖生生撑住了印面。方寸之间，波涛涌起！
此印是汉代烙马印，形体大，字腔深，作朱文。无边朱文印很容易刻得松散凌乱，要刻得凝聚而活泼不容易，难点在于建立印面秩序。是印以横平竖直为本色，体现出鲜明的汉印特点。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保证了印面稳定的秩序感。同时，凝聚的问题需要通过加强上下左右文字的联系来完成。如“骑”字曲笔的右伸，“侯”字斜笔的左伸，“遒”字“止”部的加重下沉，“马”字横画的虚化，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很好地增加了印面的凝聚感。最后适当的斜笔和圆点的使用使得印面摆脱了横平竖直可能带来的僵硬死板，增加了印面在秩序惑、凝聚感之外的活泼感。
我们眼前的“新野令印”巳经不复当年的精神昂扬，我们只能从一些细微的地方窺见当初簇新时的神采。比如，笔画收尾的方截尖锐，“令”的收尾上扬，露出尖锐的角；“卩”部的第一笔，起笔方整斩截。比如，方折圆转的饱满力量，“野”的“田”部右上角、“令”的“卩”部三个方折都尖锐地突出了交界处，让人感到抑制不住的倔强；圆转的只需看看“新”字左半边的中部右侧那个小小上曲笔，崭新的力量，圆转而有弹性。由此可见，一方饱受岁月洗礼的印章，仍然能靠着几笔显露精气神的笔画而有老而弥壮的内在力量。如果它是簇新的，该会有多么晃眼的明亮啊！
不管原本是什么样子，“池阳家丞”摆在我们面前就会有会心的一笑：持重之中不乏活力，端严之中不乏情味，典型的中国气派！是印用刀沉稳而又放松，起收笔方头直截，转折流畅厚实，在满白文中属于流动一类。印面的流动除了用刀，还有结构。印面的结构首重“十”字留红，是印竖红直下而横红波澜。与之相呼应的是印面顶边，一样方向和弧度的波浪线，浪漫多姿，两个竖边较直而少变化，底边弯曲颇多但不激烈，四角圆而各有不同。就这样把一方持重的印章变化出复杂而矛盾的滋味。
东汉官印步入成熟期，面貌大体稳定，以厚重方整四字印为典型，大气而内敛，是历代奉为圭臬的经典。是印笔道宽厚，下刀沉着大胆，偶有显露刀痕处，便十分精神，如“麓”“泠”之间的连接细线，“泠”的左侧两笔短竖的连接细线，还有如“印”的“爪”部第二笔斜笔收笔处，这些刀痕流露出治印者娴熟快意与沉稳安详的内心世界。而“长”的最后一笔略向下拖出的尖则不仅显露出刀痕，更提示出视觉运动的趋向，将它与“麓”和“印”都连带了起来。或许刻制者不经意，观者却需十分留心。黄牧甫便是这样的有心人！
是印印文饱满壮硕，结字紧密却敢于大块留红，朱白对比强烈。印面有两个焦点，左上的“守”字和右下的空白。“守”字“宀”部端正堂皇，“寸”部大胆取斜势，与外框一样的厚重，两者之间留出了多个三角形的大面积红块，与右下角“郡”的磬状空白形成强烈对比。“郡”的破边空白是印面碰撞变形所致，幸运的是尚留有一丝红边，否则空白的意味全失，就不好看了。“郡”、“守”、“丞”均有斜线，两笔左向，三笔右向，大小长短轻重不一，形成同中有异的节奏律动，很好得协调印面形成整体。
厚重结实的线可以挥洒自如吗？可以的！“薛令之印”给了肯定的回答。是印动人的不是字的结构有多美，相反它实在不是好看的造型，笨拙、沉重、傻乎乎的！但有一种东西在紧紧地抓住你，那就是用刀的胆气！每一刀都厚重如鼎，又奔放如雷，一刀一刀的衔接执拗地有些不讲道理，比如“印”的下部的转折，完全不顾及应有的造型，只是放手刻去，以至于右侧完全粘连到一起。只是粘连而不含糊，全因为这胆气，粘连也粘连得坚决！比起蹩脚的篆刻家小心翼翼得敲敲打打，不知坦荡多少了！
厚重结实的线可以光洁明亮吗？可以的！“勮令之印”的回答同样坚决。一般来说，厚重结实的形象总是伴随着相对粗糙的质感和相对暗哑的光泽，光洁明亮则总是伴随着温婉精致的形象。因此，厚重结实又能光洁明亮，一定是需要在用刀上讲究技法的。通常的做法就是先浅刻笔画的边缘，再第二遍走刀剔底。浅刻的目的就在于可以运刀轻松流畅，保证笔画的干净鲜活。刀埋得越深前行的阻力越大，要光洁流畅除非腕力惊人！不可以反复修饰笔画的边缘去追求光洁。反复修饰就会损耗光洁度，更重要的是损害印章应有的微妙情绪。厚重又光洁，黄牧甫最善于此。
此印是汉印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无论是穿环龟钮的印体制作工艺，还是干脆利落的印面镌刻工艺都有着鲜明的个性。这种篆刻工艺有着突出的力量感，这种力量感体现在长笔画的明快与厚重上，如“琅”、“章”的长竖；也体现在转折的凝练顺畅上，如“相”字右旁的小幅度转折。它还体现在笔画收口的猛利上，“琅”、“邪”、“印”三字笔画的起收处，都明显有着方截的直线，一刀切下，哪怕收出一个三角形也亳不含糊。看来，平正的布局配合干脆凌厉的用刀，也能达成非同寻常的效果。
“立义行事”是武官配印，品秩较低，故而镌刻也就随意，率意自然。全印安排上别有意趣，“立”的笔画最少，却占地最多；“义”、“事”笔画较多且横画排叠，却占地较小；“行”字占地最小，却让头舒足。全印章法的主旋律是由斜向右上的横画组成的，“事”、“义”二字尤为鲜明。在这个既定的调子里，又有着不同的声音。比如，“立”的四笔竖画奇正相携，“义”字第三长横水平放置，“行”的左脚缩右脚伸，“事” 的竖画偏左且左倾。所有这些都使得全印的调子不是那么单一的向着右上倾斜，故而能得不平之平、不齐之齐、不正之正。
———南阳-古雅月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