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能力就是，适应能力。
你好，我是金云龙。
这个观点是《屡见屡鲜》一书中所提出的。这本书有两位作者。一位是卡尔·桑斯坦，他是美国著名的法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如今在哈弗大学担任教授；另一个位是塔利·沙罗特，她在伦敦大学学院担任认知神经科学系副教授。
人类非常擅长适应，但这种强大的适应力是一把双刃剑。换句话说，我们既需要利用“习惯化”，更需要学会“去习惯化”。我们要懂得给自己的生活加点变化，这样才能保持自己都敏感性，才不会因为习以为常而逐渐丧失创新力以及对幸福的感知，才不会对很多自己身边的风险和恶行视而不见。
当一些令人惊讶或意外的事情发生时，我们的大脑会做出强烈的反应；但是，当一切都可以预测时，我们的大脑反应就会小很多，有时甚至根本没有反应。而后者就叫做“习惯化”，或是“适应力偏好”。
生物生存最重要的就是注意到变化。这可能是避开突然出现的危险，也可能是抓住从天而降的机遇，这些在以前都是关乎生死的瞬间。类似地，当外界变化不明显时，生物就会减少反应，以节约生存的必需能量。
对于大脑的神经系统来说，当一个神经元传递了一个外界刺激的信号之后，如果这个刺激保持不变，那神经元之后就会降低继续发送同一个信号的频率，整个身体也就更少注意到这个刺激，从而不会主动回避。
当习惯化的能力出现问题时，就意味着我们会过度敏感。比如有个人，他一直都对一个刺激做出做出的敏感反应，那就无法适应周围的背景噪音，从而很难好好生活。
这种情况会发生在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他们的听觉皮质中的神经元反应始终保持着高度敏感，让他们难以集中注意力；类似的还有各种恐惧症，就是大脑一直对同一个刺激源保持高度紧张，习惯化机制失效；同样的情况也会出现在抑郁症患者身上。
习惯化，不仅影响我们的心理健康，还会直接影响我们对外界的感受。换句话说，我们的“习惯化”本能，会逐渐降低我们感受的最低阈值，特别是对快乐和痛苦的感受。
简单来说，习惯化，就是我们大脑对周遭细微变化地逐渐适应，而形成的一种现象。它会造成我们的感受逐渐变得迟钝，可以让痛苦的事情没那么痛苦，让快乐的事情也没那么快乐。
刚才我们说的只是习惯化最底层的影响；在我们的生活中，习惯化还会有更加复杂的体现。包括情绪习惯化、思维习惯化，以及风险习惯化。
先来说情绪习惯化。神经系统的习惯化会有一些比快乐和悲伤更加意想不到的后果，比如助长说谎。塔利·沙罗特就曾通过实验研究发现，说谎的时候大脑中负责情绪感受的部分，也就是杏仁核会被激活，激发出负面情绪。但是反复说谎之后，杏仁核的反应就会逐渐减弱，也就是人的“不安感”越来越弱。
情绪习惯化造成的对谎言的不敏感，助长了网络上错误信息的传播，这就是心理学上的虚幻真相效应。比如，我们经常在网络上看到一些网络知识，虽然已经全都经过科学证明被“辟谣”了，但还是会有很多人选择相信。
我们的大脑更容易接受熟悉的和容易处理的信息，因为这样更少激起复杂的思维过程，也就更可能认为这些信息是真实的。
因此，如果我们想要辟谣的话，最好不要用谣言的否定形式，因为我们的大脑会忽略主干信息是否真实准确，只提取信息本身，形成所谓的“元认知性近视”。而是要使用肯定的表述，让别人熟悉正确的主干信息。
创新能力受到思维习惯化的影响。实验发现，做出改变能够增进创造性思维，而习惯化则会减弱创造性思维。
心理学家凯利·梅因是专门研究创造性思维的。她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要求志愿者想出家居用品的不寻常用途。比如卷纸用完之后的卷筒，可以用来放在靴子里保持形状，或是把橡皮筋捆在卷筒上，就不会到处乱放。总之，想出的用途越多，创造力就越强。
凯利·梅因把参与实验的志愿者分成两组：一组一直坐着；另一组要先坐一会儿，再走动一会儿，再坐下来。结果，后者总是能够想出更多的用途，而且在志愿者刚开始走动和坐下后不久，创造力的提升最为显著。
甚至他们还发现，单是想到会发生变化，大脑的创造力就会变强。因为当志愿者被告知，他们的活动很快就会有所改变时，研究人员就观察到他们的创造力得分提高了。研究人员认为，这是因为大脑已经在为可能的变化做准备，预先调动了不同的方式来处理信息，这就提高了创新能力。
如果我们认为自己对创造力枯竭了，可以通过一些变化来恢复。这些变化可以是很小的事情，比如走两步；也可以是大一点的事情，比如换换工作环境。
塔利·沙罗特做过风险习惯化方面的研究。她让志愿者玩 20 场轮盘赌，而到最后志愿者才会一次性知道自己对 20 场赌博是赢还是输。结果，志愿者一开始也害怕输钱，只敢下一点点赌注，但是因为损失和获得都没有及时反馈，随着赌博次数地增加，他们慢慢就增加了赌注。
虽然人类厌恶风险，会对风险产生情绪反应，但我们现在知道，情绪会习惯化。换句话说，只要我们一直不承受真正的风险后果，我们对风险的厌恶就会逐渐减弱，这就是“赌徒心理”的成因之一。
风险习惯化，不仅发生在赌博环境中，还可能发生在其他场合，最好的例子就是道路安全。据统计发现，大多数交通事故都来自驾龄三年以上的司机，而不是刚刚上手的新司机。
然而，习惯化并非只有坏处，就像书中所写：“如果你故意让自己直面恐惧，那么你的恐惧就会慢慢消退，你就会有勇气去拓展你的世界。当你第一次做某事时，你可能会感到害怕。但是无论如何，你做得越多，你就会变得越放松。”
我们之所以要了解习惯化的坏处，就是要学会平衡，让思维变得有韧性，保持敏感的同时又敢于冒险和创新。
我们在理性上知道某些事情的好坏，但是在感性上却很容易习惯化，从而慢慢变钝。
有一个心理学实验，研究人员向志愿者展示了一些可爱的小狗或婴儿照片，每张照片要重复展示 16 次。在志愿者观看期间，研究人员用肌电图仪测量他们的面部运动。这个肌电图仪可以记录骨骼肌产生的电活动信号。当志愿者感到快乐时，颧肌就会运动起来，从而微笑。
实验发现，志愿者第一次看到可爱的照片时，颧肌大大激活，他们也报告说自己很高兴；然而，看得次数越多，他们笑得越少，也就越少报告自己感到快乐。但是，他们始终都是赞同这些照片非常可爱的，只不过不再能为他们带来快乐。
感性的“感受”，是一种古老的进化反应，是人类与其他处于进化阶梯更低位置的动物所共享的；而理性的“知道”，则可以被视为一种新得多并且在某些方面更加明显是属于人类的能力。我们可以调配感性和理性之间的分离，从而把握自己对感受阈值。
第一种调配的技巧就是，稍微中断一下，做出一些小变化，就可以有效地控制习惯化。在一个实验中，志愿者被分成两组，一组连续地听一首令人愉快的曲子，另一组间断地听同一首曲子，最后两组给自己的享受程度评分。
实验中 99% 的志愿者预测，被打断的感受是更糟糕的。但实际上恰好相反，有中断的音乐让人更愉悦，而这个中断的具体内容并不影响最后的结果。在研究中，有中断的又分成三组，一组什么都不做，另一组要听烦人的噪声，还有一组则听另一首乐曲，但都不影响最后更享受原来的音乐。
如果我们需要完成一项不愉快的任务，那么最好是一次性完成；而对于那些非常愉快的体验，我们则可以适当地“切碎”，从而增加快乐体验的频率，而不是延长体验的长度，这样能够有效地阻止习惯化。
第二种调配技巧就是，如果我们想要更持久的快乐，就应该更多地给予，而不是自我满足。有一个实验将志愿者分成两组，都是每天得到 5 美元，一组被要求把这点钱花在自己身上，另一组则要求把这点钱花在别人身上。连续五天都是这样，每天都要给自己的快乐程度打分，满分是 7 分。
研究人员发现，对那组把钱用来满足的人来说，5 天的快乐程度平均会下降大约 1 分；而给别人买礼物的那一组，5 天只下降了 0.5 分。实验结果说明，给予的快乐比自我满足更难习惯化。
在宏观的层面上，我们也可以从外部建立一些防止习惯化的机制。比如，对整体行为做一些改变、增强对风险对提醒，以及去体验一下负面对结果。
关于整体改变，瑞典曾经有过真实的社会实验。在 1967 年 9 月 3 日这一天，瑞典公路从靠左行驶改成了靠右行驶。因为瑞典车祸事故从 1950 年的 595 宗上升到 1966 年的 1313 宗，政府为了控制交通安全，认为需要提醒一下大家。
调整之后，瑞典的交通事故索赔量下降了 40%，而且当天一场严重交通事故都没有发生。在这之后的两年，瑞典的交通事故率又逐渐回到了原先的水平，但是由于瑞典的车辆数量已经大幅地增长，改变行驶方向的成本太高，所以瑞典至今还是保持右行。
第二种建立防止习惯化的机制就是，刷新一下风险提醒的内容和形式。比如，在 2020 年版新规中，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要求烟草公司，每个季度都要把提醒消费者注意吸烟风险的警告更换一次。例如，这个季度是肺癌患者的肺部，那下个季度变成一口黄牙，这样就能避免消费者因为习惯化而忽视吸烟的风险警告。
再比如，谷歌公司发现，用户会对浏览器的弹出警告逐渐感到疲惫，慢慢就忽略了安全风险，所以就让弹出警告给用户一点小小的震撼效果。结果表明，这样做可以大幅度减少神经系统、反应系统习惯化，而且对鼠标路径的跟踪也表明，新的警告方法吸引了更多用户的注意。
第三种建立防止习惯化的机制就是，体验一下负面结果，把我们的大脑从习惯中叫醒。比如，如果我们想避免孩子受到伤害，最好的办法可能不是把孩子看得牢牢的，让他不受一点伤，而是让孩子吃一点亏，在可控范围内受一点点伤，这样很快就能矫正孩子对风险的感知。
尽管有着各种方案，但是我们还是很难完全阻止习惯化。然而，根本的解决方案应该是，从头开始就设计安全的架构，并且严格遵守。简单来说，就是防患于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