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常说的“魏晋风度”，一般来说指的是从魏朝建立到东晋灭亡这几百年的时间内名士们所具有的那种率直任诞、清俊通脱的行事风格，而我们研究魏晋风度最重要的材料无疑是南朝宋刘义庆编纂的《世说新语》。魏晋风度止于刘宋，这不是因为《世说新语》仅仅写到了刘宋灭亡，而是因为晋末宋初时，士风确实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而这次士风转轨之后，可以说，魏晋风度由此不存。这次士风转轨的导火索，就是刘宋的建立。
这种士风的转轨，我们可以从当时的诗歌创作中窥知一二。正如周政既衰则有变风变雅，东汉朝纲混乱则诗歌辞赋不再有大汉气象，刘宋建立之初的诗风也与之前的诗风大异其趣。《文心雕龙·时序》中评价东晋时期的文学时说东晋“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意思就是说东晋时期士人虽然经历了南渡的仓皇和流离的痛苦，同时也目睹了政局的黑暗和权力的倾轧，但是这些社会问题并不妨碍他们内心的通脱自在与平和，所以他们虽然看惯了杀戮和动乱，但笔下的文章却日趋于和平。但是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发现，进入刘宋之后，士人的诗风不再像以前那样“夷泰”宁静了，也失去了前辈的那份宽舒从容。到了宋文帝元嘉时期，这种现象日益加剧，诗人们的内心充满着忧惧与愤懑，他们的心境也变得躁动不安，忧愤成为时代的主基调。一次简单的改朝换代，为什么会对当时的士人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呢？
东晋的衣冠士族崇尚清谈，他们虽然身居高位处于政权的中枢，但却不以国事为意，于是那些没有任事之心的官员被视为通脱，而那些真正想做出一番事业尽职尽责的官员却被嘲笑为俗气，世家子弟的简傲和放达在我们今天看来或许是不务正业，但在当时却是被效仿的对象。世家子弟如此“通脱”和“超迈”自然是有时代原因的，九品中正制形成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使得世家子弟无须努力也不需要多少才华就能享受高官厚禄，正如鲍照诗中所说“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对于世家子弟来说似乎卿相之位天生就属于他们，他们不必为求官而奋斗焦虑，无需为保住乌纱帽而尽忠职守，因此他们虽然身居官场但崇尚通脱。九品中正制是由曹操奠基，陈群正式提出，曹丕系统施行的，而很巧的是，曹丕本人也是一个颇具后来魏晋风度风范的皇帝，《傅子》里评价曹操曹丕父子时说：“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尚通脱，而天下崇放达。”可以说崇尚放达的风气以及这种风气得以发扬光大的九品中正制都与他有关。南渡后江左最杰出人物，自然是号称“江左夷吾”的王导和打赢淝水之战的谢安谢太傅，这两位人物都尚清谈，在《世说新语》里留下过属于自己的佳话，在关键时刻他们俨然是救斯民于水火挽狂澜于既倒的国之柱石，在平时他们却也颇有一副名士派头，他们的尚玄谈和雅量反而更能显示出他们作为国家宰臣的分量。
《世说新语》里有这样一段关于桓温的故事，桓温戎装出猎，在路上遇到了王濛、刘惔等名士，刘惔看见他穿着戎装，就问他“老贼欲持此何作”，桓温慨然回曰：“我若不为此，卿辈亦那得坐谈。”桓温本人出自龙亢桓氏，是东晋一等一的大士族，但他却仅仅因为戎装出行，而被名士们讥讽，这足以说明魏晋时期“老兵”的地位是极其低下的。
但是到了刘宋代晋之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刘宋的开国皇帝刘裕本身出自刘牢之的北府兵，屡立战功为晋立下殊勋，最后篡晋称帝，刘裕出身属于名士们所看不起的“老兵”，他立下功勋和篡位也都是靠着手上的军队，可以说是一位纯粹的马上天子，而当这样一位马上天子、这样一位被士族所鄙夷的“老兵”成为了南面之君，平时那些倨傲不逊的衣冠子弟也不得不对他俯首称臣，这样难堪的情形使得士人们的心理逐渐地发生了变化。
刘裕本人对世家子弟的观感也并不太好，他维系统治必须借助世家大族的力量，因此他将那些高门望族的子弟安排在清贵显望的位置上却不给予实权，朝中真正掌握实权的是那些跟随刘裕驰突南北的武士们，王谢等名门望族在政治上被逐渐边缘化，从此王氏中再也难出一个“江左夷吾”，谢氏里也没有“安石不出奈苍生何”的谢安和“芝兰玉树”的谢玄。谢安孙子谢混、从重孙谢晦、从曾孙谢世基先后被杀，其中谢晦和谢世基死前的联句中，“伟哉横海鳞，壮矣垂天翼。一旦失风水，翻为蝼蚁食”体现了这些世家大族们所经历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也可以视为士庶沉浮的象征。
晋末宋初士人心理的变化，正是由于改朝换代和新朝对世家大族态度转变而引起的（当然，这里的士人指的主要是高门贵胄），这样的政治局势使得士人心理向几个方向发生变化。
第一部分士人以王导曾孙王弘、谢安从重孙谢瞻为代表，一改以前的“任诞”和“简傲”，转而开始变得务实、勤勉和审慎，他们关注的焦点也从超脱玄远的理想境界回到现实的人间，个性也从过去的放达转向现在的恭谨。许多王氏子弟不得不低调度日，王弘也是遵循礼法的代表，而当谢瞻看到自己侄子谢晦的权柄过重时，就十分惊骇地劝阻他这样张扬，并且自己与谢晦隔绝门庭。甚至于谢晦本人虽然有些过于张扬，但他为官却十分勤勉和干练，与之前高门子弟坐而论道不尚实务的风气大不相同。
第二部分士人则开始变得狂躁郁愤，完全没有了父祖的那种从容不迫和雅量，在这类士人中，谢灵运是一个典型。《宋书》里写到谢灵运时说他“偏激”“横恣”，而他狂躁郁愤的原因正是因为家族的地位下降，世家大族开始被挤出权力的中心，张狂、躁动体现着他们内心对于名爵的渴望和对于时局的不安，他们开始感受到自己正在被政权边缘化。我们并不能说前辈从容不迫而后人狂躁郁愤是他们各自的心性气质的差别，更重要的原因还是时代的变化自然而然地引起了士人心境的变化。
那么寒门子弟是否就能平步青云，“出粪土之中而升云霞之上”呢？答案依然是否定的——前面提到的“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现象就发生在刘宋时期，这首诗出自刘宋时期士人鲍照之口。
在刘宋建立之初，确实有不少庶族出身的人位居宰辅，成为卿相，从宋文帝开始寒族也确实掌握了国家的实权，盖因宋文帝认为他们处事干练而又为人顺从，故而实权落到了寒族大臣的手中，宋文帝也开始士庶杂选，比如出身相对低微的鲍照就曾经在刘宋为官任中书舍人。但刘宋依然要利用士族维系自己的统治，故而给予了高门士族清贵的职位和许多特权，士族为了维护自己日益衰微的势力，有意地抬高自身的地位，以门第自矜，从表面上看来刘宋时期的士庶差距甚至比以前更大，而寒门子弟入仕的道路却依然艰难。鲍照本人也正是早年被征辟为官饱含雄心壮志，在最后却只能沉沦下僚穷困潦倒，不得不在强大的士族面前承认“人生亦有命”，把出身高低贵贱比喻成“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
晋末宋初的士风发生了又一次的转轨，而忧愤从此成为了这一时期诗歌中最为突出的感情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