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先生是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乡土中国》乃其于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讲“乡村社会学”时连载文章的合集。
如费先生所言，《乡土中国》“不是一个具体社会的描写，而是从具体社会里提炼出的一些概念”。更直白地说是从乡村生活中抽象出来的理论。这本社会学著作包含了乡村的社会架构、权力结构、语言文字、生活习俗等方面。
过犹不及，各种改造运动和改开浪潮深刻改变了乡村格局：乡绅不存、家族溃散、劳动力流失、礼俗变异（礼尚往来、婚姻乃至丧葬）。知古鉴今，此时有必要回顾传统乡土中国，知其优劣，知其流变。
首篇《乡土本色》算是一总起。论三农关系：有农业而有农民、有农民而有农村。农业以土地为本，土地乃不动产，故而农民安土重迁。农业技术突破少，分工程度低，故而有所谓小农经营。由于人丁兴旺、多子多福之观念与切实益处，三口之家繁衍而成大家庭、成家族，各家聚居而有农村。
《论语》开篇有“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费先生解释“学”是和陌生人事接触，“习”则反复接触，最终熟悉而有“不亦说乎”。农村一大特色即变化慢、变化少，由此形成一个彼此熟悉的社会。这种时间积淀出来的熟悉感，使得处理最复杂人与人的关系的方法也变得简单：文字和语言都是交流的工具，书面化的表达和正式的语言都是多余，肢体语言和几句方言就已足够满足生活的需求。适用陌生人大社会的法治、诉讼反倒缺乏效率，这里是小共同体人情、礼俗和教化的舞台。
儒学主张的爱有等差深刻形塑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国人的心理。墨学以天志而兼爱天下，杨朱贵己以为可得善治，唯有儒家推己及人。《大学》言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以己为中心、层层外推又以德与礼贯穿其中。 爱有等差构造了逐层扩展的共同体秩序，其中家为社会结构的基本单元。家并非指现在的三五口之家，而是家族。
儒家讲五伦，乃夫妻、父子、兄弟、朋友、君臣。君臣可做宽泛理解，即上下级。五伦中均有相互的道德责任关系，如父慈子孝、兄让弟悌。相互的责任关系欲发生实际作用必有某一方先行，解决实际问题双方也不可能总是同等的责任：从社会维度，儒家以三纲明确责任人：夫妻之间以夫为责任人，父子之间以父为责任人，君臣之间以君为责任人；从每个人实际生活维度，则是从我做起，但主张以直报怨而非以德报怨。
现实并非义理，儒学通过人发生作用则必有变异，同样必有限定。费先生在《差序格局》一文中提到讲私利而不讲公德的问题，这是教化未及的地带、一种无德之差序。值得注意的是，费先生区分了西方的团体和中国的圈子，差序格局里圈子的边界是模糊的，具有伸缩的能力。这种圈子的伸缩，儒家是从道德与责任维度立论的：居其所众星拱之、立己立人能近取譬。现实则参进了实在的利益：圈子的大小依据着中心人势力的强弱，所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另外，书中还谈及教化权力，实际这也是忽略齐家以修身为基础和宽以待人而严于律己的变异。
《系维着私人的道德》一篇提出一命题：凡是要具体说明时，还得回到“孝悌忠信”那一类的道德要素。细细思考，一者儒学出于封建，即便孔子忠君也是忠于鲁君而非周天子；二者五伦确实都适用于熟人圈子、小共同体。人本来就生活在一个个圈子中，对小圈子有更深的情感、更切实的利益，这符合人性。共同体逐次扩展，任何大共同体必以小共同体为基础。不以私德为基础，否则只能是维系一时的利维坦。
有男女而后有夫妻，有夫妻而后有家庭。文明形态或可分为亚普罗式古典文化和浮士德式现代文化，后者大范围冲击着保守文化。在乡土社会中，追求得更多的是婚姻关系、生育繁衍，而非浮士德精神照耀下的个体自由、浪漫恋爱。早婚早育的生命历程、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这是乡土社会的常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