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第二章之一）
《索尼娅报告》第二章之二
与罗尔夫本就有搬家迁居的打算，自此寻觅新居时，我便将地下工作的隐秘需求纳入考量。
最终我们在上海法租界，觅得一处合宜的居所。
一九三一年四月一日，我们迁居霞飞路1464号，此后该门牌号变更为1676号。
“整片住宅区域仿若坐落于清幽园林之中。
沿街而入，先途经一条未经修整的悠长林荫小径，再转入第二条园路，方能抵达住宅主楼。
整栋房屋四面绿植环绕，清幽静谧。”
这处居所最珍贵的优势，是房屋设有两处独立出入口，整片园林绿地毗邻两三条不同街道，进退便捷、利于隐蔽撤离。
此后，理查德·佐尔格与小组战友每周清晨都会来我家中秘密会面，偶尔会适当延长会晤间隔。
参与会面的，除理查德之外，通常还有两三名中国同志，以及一两名欧洲籍同志。
我从不参与他们的秘密商谈，只默默值守在外，确保会晤全程安稳、不受任何打扰。
所有秘密会谈均设于二楼。
楼房夹层访客往来频繁，人员混杂，无法保障隐秘工作的安全。
宅邸仆役的住处，皆是独立封闭的石砌小屋，与主楼完全隔绝。
这些仆舍无对外窗户，也没有连通主楼的直达入口。
厨师、乳母与男仆日常出入，皆需穿过庭院，经由后厨后门通行。
彼时西式住宅皆有固定作息，自正午至男主人下班归家，屋内一片静谧，女主人亦会午休静养，无人随意走动。
府中规矩森严，若无铃声传唤，仆役绝不擅自踏入主人房间半步。
所有访客均由我亲自开门接应，而房屋独特的庭院布局，让这般接待方式显得自然寻常、毫无破绽。
通往二楼的楼梯直通前厅，前厅由我打理值守，任何人想要悄然登楼、避人耳目，绝无可能。
常来赴会的几位中国同志，会轮流抽空教我研习中文，这般往来，也为他们频繁登门赋予了合理寻常的缘由。
各位同志都会错开时段到访，离场时亦逐一单独分批离开，彼此间隔短暂时间，规避外人察觉。
理查德·佐尔格永远最后告辞离去，每次都会留步与我闲谈半个时辰，有时更久。
倘若有人问及我与他的交情，我们便可借共同结识阿格尼斯·史沫特莱为由，合理解释二人的往来交集。
他偶尔会交付我一些新闻文稿誊写整理的工作，以正当文职事务，为他频繁到访制造合理托词。
彼时旅居上海的欧洲人士往来本就密切频繁，彼此走动交际实属常态，无需刻意遮掩、另寻说辞。
事实亦是如此，两年间，理查德·佐尔格先后至少八十次到访我居所，除情报小组内部成员外，外界始终无人察觉半点异常。
最初几周，每当他来家中逗留，我始终刻意克制言行，不愿流露出过度好奇的模样。
我本就并无窥探之心；对于家中正在开展的诸多事务近乎一无所知，我也不曾心生委屈。
我深谙地下秘密工作的守则。
可这份刻意收敛好奇心的念头，反倒令我内心忐忑不安——我不清楚自己应当和理查德谈论些什么。
即便他主动向我发问，我的回答也总是简洁简短。
在一次交谈之中，一阵尴尬的沉默过后，我开口说道：“您该离开了。”
（所有共事的同志当中，唯有面对理查德，我始终使用敬称，不曾使用亲密的非正式称谓。）
他站起身，拿起帽子答道：
“看来，我这是被下逐客令了。”
我垂下头颅，默然不语。
《佐尔格博士自东京发报》一书中提到，有人认为理查德的神情常萦绕着一丝忧郁，然而书中称这种印象完全不符合实情。
但随着与他日渐熟悉，我偶尔确实能从他身上察觉到这份落寞。
这或许源于长久折磨他的伤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身负战伤。
平日里他向来乐观开朗、风趣而善于讥讽世事，可有些日子，他却沉默寡言、情绪消沉。
初春的几周，我的幼子大约两个月大，理查德忽然问我，是否愿意同他一同骑摩托车外出兜风。
我们在离住所不远的城郊相约碰面。
那是我平生第一次乘坐摩托车。
他还特意向我说明，摩托车配有脚踏板，可以放置双脚。
直到半年之后，我前往医院探望腿部打上石膏的理查德，其他同志才告诉我，他骑车一向超速疾驰。
那次飞驰令我酣畅淋漓，我高声呼喊，催促他骑得再快一些，他便全力驱动摩托向前狂奔。
当车子停下的那一刻，我仿佛获得了新生。
令人厌烦的上海社交圈被暂时抛在脑后，不必时刻维持体面贵妇的仪态；
地下工作的重担、照料幼子的琐碎日常，全都暂且消散。
我开怀大笑，滔滔不绝地畅谈，丝毫不在意理查德会如何看待这般模样的我。
或许他策划这次出行，意在考验我的胆识与抗压能力。
倘若这是他深思熟虑的安排，想要拉近我们彼此的信任与距离，那他确实选对了方式。
这次兜风过后，我不再局促拘谨，我们之间的交谈也变得更有深度。
这件事再次印证，人与人之间建立信任联结拥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有时，为构筑彼此信赖的纽带，甚至可以适度打破严苛的秘密工作规章。
理查德并未系统向我讲授地下工作的理论与行动准则。
当你肩负着同志们的生命安危，他人积累的经验固然具备参考价值；
但对自身性命所承担的责任，更能迫使人审慎权衡所有人的处境、思索自身命运，做出妥当的抉择。
理所当然，我始终保持警惕，留意房屋周边以及我本人是否遭到监视。
同志们抵达之前、离开之后，我都会走到邻近街巷巡查，确认不存在尾随盯梢。
我也清楚，应当尽可能频繁邀请资产阶级圈层的友人前来做客，如此一来，从事秘密工作的访客就不会显得格外惹眼。
我与理查德闲谈时察觉到，他十分留意我和各类熟人交谈得到的信息，譬如法本公司的泽博姆、瓦尔特、威廉律师、伯恩施泰因、翁格尔-施滕贝格、普劳特等人。
于是我开始更有目的地邀约宾客登门。
我十分喜爱聆听我叙述时，理查德专注倾听的模样。
单凭他脸上的神情，我便能判断，这些内容对他有无价值。
就这样，在他的交流方式潜移默化的影响之下，我渐渐摸清他关注的信息方向，并且养成习惯，有针对性地与来往宾客展开交谈。
我由此明白了他需要怎样的情报，只是彼时我尚且不知道理查德究竟为谁工作，或者用如今的说法——我与理查德在为谁效力。
或许我搜集到的信息本身算不上核心情报，他拥有覆盖面更广的人脉网络，但我的见闻能够补足他现有的资料。
很多时候，我对各色人物的性格、行事风格，以及众人在各类经济、政治议题上所持观点作出的判断，会引起他的重视。
我也很快能够察觉，哪些内容无法满足他的需求。
倘若我的叙述过于简略，他便会追问：
“那您对此持什么样的看法？”
有一回他说道：
“很好，很好，分析十分到位。”
我希望再次强调，即便到后来，我依旧不清楚自己究竟在为谁开展工作。
我只掌握完成任务所必需的信息；
随着承担的工作不断增多，我了解到的内情才慢慢拓宽。
我认为，这正是理查德与他身边同志们一贯的行事准则。
不过我从未主动刨根问底；
能够和这群优秀的共产党人并肩工作，我已然心怀庆幸。
此后，我又陆续结识了其他同志。
没有人专门授课指导我，但他们的行事风范给予我莫大启迪。
严守保密准则已然成为我的第二天性，因为我需要守护的同志们，始终身处持续不断的危险之中。
守护他们的念头深入血肉，如同照料年幼的儿子一般——或许这样的类比听起来有些特别。
就像孩子一丝细微动静便能将我惊醒，同志周遭但凡出现任何一点异常状况，都会立刻唤起我的警觉。
如今回望那段岁月，我发觉当年写给家人的家信，文字写得太过坦率。
当然，信中绝无任何涉及地下工作的内容，连一丝暗示都不曾留下；
直白之处，更多体现在我表露自身思想观念的字句上。
这或许和我在上海资产阶级社交圈为自己选定的身份有关。
从一开始，我就塑造出这样一个形象：
一名持有资产阶级进步思想、毫不掩饰对中国抱有浓厚兴趣的外籍女性。
我认为，开展秘密工作之时，如果客观条件允许，应当寻找到契合自身本性的行事方式。
我不必伪装成纳粹支持者，受自身出身背景限制，这个角色本就不适合我。
我认定最适合我的公开身份是：
“具备民主思想、观念进步、拥有精神追求的知识女性。”
一九三三年之后，这也是我唯一能够稳妥扮演的身份。
从最初开始，我便做好心理准备：或许会因为某个意外变故，我过往的革命经历遭到曝光。
但这并不会招致毁灭性的灾难。
对于出身资产阶级圈层的人而言十分寻常的一种情况便是：
有人年轻时信仰共产主义，随着岁月流逝，慢慢变得“务实成熟”。
依托罗尔夫的职位，我们稳稳立足资产阶级上层圈子。
这些人当中，谁也不会生出一个在他们看来荒唐至极的念头：
我甘愿拿家庭、我们在中国辛苦打拼得来的一切冒险，更何况我们尚且年幼的孩子。
我们的地下秘密工作，处处受制于中国独特的现实环境。
一方面，在蒋介石政府统治之下，民主刊物与温和左翼组织尚未遭到明令取缔，相较赤裸裸推行法西斯统治的国家，开展秘密工作拥有相对有利的空间。
旅居上海的欧洲人处于英、法租界管辖之下，享有外籍人士特殊权利。
只要不粗暴突破地下工作准则，我们能够开展诸多行动，这些事情在希特勒德国、日本，以及后来日军占领的中国土地上根本无法实现。
而另一方面，国民党特务机关积极与各国同行联手镇压共产党人，这片土地上的反共暴行，其残酷丑恶程度丝毫不逊色于纯粹的法西斯国家。
我后来获知一组数据：
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九年，共有三万五千至四万名中国共产党人遇害。
仅有极少数人活着走出监狱，大多数人甚至等不到收监，便遭到枪杀、殴打致死、活埋或是斩首。
在各地城镇，遇害者的头颅会被钉在城墙边的木桩上，用来恐吓普通民众。
严守秘密的准则，彻底渗透进我全部私人生活。
罗尔夫素来鄙夷上海资产阶级社交圈，在政治理念层面，我原本与他更为贴近。
从一开始，他看待中国民众的看法就客观而富有善意。
但是，早在结识理查德之前，我向罗尔夫倾诉自己迫切希望投身党组织工作时，他竭力劝说我放弃。
他说，他一直在这个陌生且局势动荡的国度打拼，为我们构筑物质根基，他必须对我、对尚未出世的孩子负责。
在他看来，我高估了自身承受力，自以为远比实际更加坚强。
迫害共产党人的种种血腥暴行一旦降临到我身上，我必定无法承受。
他接着说道：我并没有真正想明白，孩子对于我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从来不曾禁止你做任何事，不会束缚你的自由，”他说道，“但这一次，我必须坚持我的想法。”
这场争执令我们二人情绪激荡。争论之时我便下定决心：
倘若我顺利和党组织建立联系，这件事绝不会告诉罗尔夫。
同时我认为，应当立刻将这次谈话告知理查德。
他十分意外，想必艾格尼斯·史沫特莱此前向他谈及罗尔夫时，所说皆是正面评价，而实情也的确如此。
坦诚本是我们婚姻恪守的底线：
宁可承受伤痛，也不要刻意隐瞒、相互欺骗。
我们曾经理所当然地认定，正直之人理当如此生活。
可如今，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我们在上海共同生活的三年间，罗尔夫始终不知情：
我们的住所被用来举办地下秘密会晤，橱柜中长期藏匿着装满情报资料的行李箱。
他并不认识我那些亲密的同志友人。
即便双方偶然相遇，这些人也只能以商人身份现身；
当着罗尔夫的面，我也必须以对待普通商人的方式和他们交往。
我无法和他谈起那些我珍视的人，更不能向他诉说这份支撑我全部人生的事业。
十九岁时，我曾写信给尤尔根，说起我与罗尔夫之间的政治分歧：
“每逢这种时刻，我只觉得他无比陌生，告别之时我们甚至不会彼此握手。”
眼下的局面带来巨大冲击，深刻影响着我们二人的共同生活。
倘若了解在中国开展地下斗争的严酷环境，或是纳粹统治时期德国的处境，便能理解我内心的感受。
我投身反抗压迫的斗争，我的伴侣却劝我放弃抗争，选择置身事外。
罗尔夫对待我始终平和体贴；
往后数年，为维系这个家庭，他慢慢接受了因我的工作带来的一次次别离与重重困境。
在上海，罗尔夫只是粗浅认识小组里的韩先生与王先生，只知晓二人是我的中文教师。
除此之外，他一无所知。
韩先生面部表情十分丰富。
一天之中，他无数次抬手拨开垂落在额前的长发。
他性情热忱，领悟力极强，凡事一点即通。
这些特质，让我们很快建立起融洽的交往。
王先生则行事沉稳，作风严谨踏实。
我十分敬佩他条理清晰、如同学术研究一般有条不紊的工作方式。
我并不具备这样的特质。
学习语言期间，我和韩先生用德语、和王先生用英语一同研读共产国际刊物《国际新闻通讯》。
二人学习都格外勤勉。
我曾在家信中提起王先生。
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我由衷欣赏我的两位中文老师。
并非他们给予我诸多帮助，只是能够跟随这样富有见识的老师学习，实在令人欣喜。
诚然，他的英语算不上流利，因此我们常常一连学习数个钟头。但足以让人感受到，他是一位聪慧和善的人。”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今晚我的老师王先生会前来，我每周都会和他探讨各类有关中国的问题。
他刚刚写完一本书，记述政府军士兵在乡村横征暴敛的实情。
他将这本书赠予我，并且题写了雅致的赠言。
当然，我看不懂中文原文。
他口头向我讲述书中内容，引人深思。
书中写道，大量财物被搜刮一空，农民遭到无情盘剥。
有一位同志将全书翻译成德语。
译文共计一百页，差不多是一本小册子……”
“昨日我参加了王先生的婚礼。
婚礼前夕我们询问宾客人数，他答道：
“十分简单，只有亲友，一共一百三十人。”
我们抵达现场，十分意外地看见质朴和善的王先生身着西式燕尾礼服。
他换上这套“洋装”，就是为了省去冗长繁复的中式传统礼仪流程。
后续流程十分简约：
无需官方人员到场，婚约文书由见证人签字之后交由家中保管。
杨教授担任见证人，身着长衫，风度儒雅。
宴席上的中式菜肴十分美味。
用餐之时，他的朋友们离席登台，有人放声歌唱，有人吹奏口琴。
亲友们带来许多孩童，需要照料他们吃饭、更换襁褓。
其余宾客谈笑风生，所有人都兴致盎然。”
我的两位老师供职于国立社会经济问题研究所，他们得以带我见识、讲解许多外国人很难接触到的真实状况。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我们进行了一次愉快的郊外之行，从上午八点半直至下午两点半。
天气十分寒冷，乘车一小时抵达明安村。
我们立刻走进苦力茶馆取暖，喝热茶、吃坚果。
之后我们前往邻村，当地妇女冬日在家糊火柴盒。
我们观摩了她们劳作的场景。
糊一千个火柴盒，酬劳是三十库普费尔，折合十五芬尼。
每日劳作十四个小时，一天只能糊一千三百个火柴盒。”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一日
“……周六清晨，我和韩先生动身前往无锡。
这座城市坐落于通往南京的路途之上，拥有十五万人口，以棉纺与缫丝产业闻名。
三等车厢拥挤不堪。
外国人很少选择这样出行，但这段旅途也因此变得格外有意思……”
……我们在上海近郊早已时常看到，人们在宛如白雪铺盖的广袤田地里采摘棉花。
这一次，我们在工厂码头看见了满载棉花的中式帆船……
棉纱生产流程里最核心的工序，我只能匆匆一瞥，因为工厂里的女工才是我更为关注的对象。
利兴棉纺厂共有两千名工人，其中一千五百名女工，还有两百多名童工。
每日工时长达十二小时。
女工与童工享有短暂休息时间。
男性工人则需要持续劳作，没有间歇。
他们就在机器旁，一边做工一边吃饭。
大部分女工年龄处在十六至二十二岁之间。
月薪为八至十二马克。
目睹童工的景象令人揪心，很多孩子年仅十岁，就在闷热燥热、机器轰鸣震耳的厂房里做工。
这些孩子的年纪介于蕾妮与普切尔卡之间，每日要工作十二个小时。
我亲眼看见他们站在机器旁就餐。
短短两分钟用餐时间里，他们还要频频放下饭碗，拨动操纵杆或是接驳纱线。
厂方修建了一排排两层小楼。
一名工人带我们参观了他的住处。
和其他人的居所一样，屋内空空荡荡，仅仅摆得下两张床铺……
他家中一共有五口人。
每月房租需要支付一点五马克。
他的孩子从十岁起便进厂做工。
进厂最初半年算作学徒，分文没有酬劳。
倘若工厂认定他们适合干活，之后每日能拿到十五至二十芬尼；
若是判定无法胜任，就会分文不给，直接赶出工厂。
工厂每月会有两到三天休息日，具体根据订单产能而定。
休息日自然没有薪水。
星期日照常上班。”
这封书信篇幅很长，足足数页，记述参观一家缫丝厂的见闻：
孩童直接躺在机器旁的地板上，母亲们徒手从近乎沸腾的热水中捞出蚕茧。
“之后，我们傍晚上街散步。
整座城市被城墙环绕，设有四座大门，每夜十二点准时关闭。
城墙之外，许多人挤在茅草小屋栖身，他们都是来自饥荒省份的农民与失业者。
无锡四十八家缫丝厂，仅有四家还在维持生产。
究其原因，来自日本与意大利产品的竞争、美国提高进口关税，再加上全球整体经济萧条……”
韩先生与王先生就这样陪着我亲眼见证世间百态，让我得以认识中国，了解这片土地面临的重重困境。
我同样十分感激杨教授与他的妻子。
他在大学任教，妻子是一名图书管理员。
文中暂且称他们彼得与西比拉。
我已经记不清彼得是否出席过理查德组织的会面，但二人有时会通过我相互传递消息。
彼得身材瘦小。
看上去更像一名文弱青年，而非大学学者。
他的思维禀赋让我想起我的兄长。
和尤尔根一样，他脑海里总有层出不穷的趣闻与俏皮话。
或是灵光一闪脱口而出，或是即兴编撰，说完便与听者一同开怀大笑。
或许这种精神调剂必不可少，用来平衡繁重严谨的学术研究，以及地下共产主义活动带来的巨大压力。
西比拉容貌秀丽文雅，肤色偏深，脸颊带有酒窝，牙齿洁白如雪。
她积极投身政治工作，拥有出色的组织才干。
罗尔夫与夫妇二人相识。
大家成了朋友。每当彼得与西比拉前来做客，阿格尼斯·史沫特莱也常会登门，彼得渊博的学识与人脉能够助力她的新闻采访工作。
彼得是知名学者，社会地位很高，与他公开交往不会引人怀疑，十分安全。
借此契机，结识上流华人并不困难。
在商界，同本地富商建立私交，大多是为追逐利益。
罗尔夫承包英租界市政工程的承包商时常登门拜访，送给我大量贵重礼品。
我悉数收下，避免自己和其他欧洲贵妇格格不入。
理查德也劝我这样做。
理查德的战友之中还有一位年轻貌美的中国姑娘，留着短发，面色苍白，牙齿略微前突。
她出身权势显赫的家族。
据我回忆，她的父亲是国民党高级将领。
她自主选择嫁给一名共产党人之后，父亲将她逐出家门，她一度身无分文、无处依靠。
她聪慧、勇敢，为人谦逊质朴。
我十分欣赏这位女共产党人，理查德有时会在我家中与她会面。
我在著作《不平凡的少女》中，以马茵这一文学形象记录下她。
她的丈夫患有肺病。
遵照理查德的嘱托，我在常山山间为他租下一间小屋，并时常前去探望。
每当回想起这些同志，想起我们无数次探讨各类政治议题，和韩先生、王先生一同研读《国际新闻通讯》，我实在难以想象，倘若他们尚且在世，竟然会对我们抱有敌意。
我已记不清最初是如何筹划，让他们得以相识。
但对外的正式引荐，由罗尔夫出面，将我介绍给了格里沙。
格里沙带着戏谑的姿态，躬身轻吻我的手背，以欧式礼仪称我为“尊贵的夫人”。
这般刻意逢迎的虚礼，始终让我心生不适。
格里沙的照相馆开业不久，罗尔夫赠予我一份心心念念的礼物——一台购自店内的徕卡相机。
自此我兴致盎然，四处拍摄人像风物、郊野景致，所有拍摄底片，均由格里沙负责冲洗打理。
随信附上的相册，收录着我们结伴出游、郊外徒步的点滴画面。
其中一张抓拍佳作，我并未嘱咐摄影师放大，他却自觉画面传神，主动冲印放大赠予我。
这幅大幅相片不便自留，我特此寄回家中。
照片拍摄于我们前往兰溪的途中，由瓦尔特手持我的相机抓拍而成。
格里沙初见这张照片时曾赞叹：
“捕捉得恰到好处，这是最本真的你。”他提议，可为这幅作品命名为《海盗肖像》。
这张相片，连同格里沙为我拍摄的诸多影像，我悉数珍藏，留存至今。
当年购入的那台徕卡相机也完好无损，成像性能依旧精良如初。
我们为幼子取名米哈伊尔。
罗尔夫深知，这个名字承载着我的纪念心意——致敬美国共产党人、作家迈克尔·戈尔德。
1928年，我旅居美国期间，在哈德逊河畔的休养所与他结缘相识。
他的著作《没钱的犹太人》，是我最为珍视的读物。此后他也曾再度到访德国。
迈克尔·戈尔德后来专程前往德国，探望我的父母，彼时我已远赴中国投身工作。
自1967年他离世前，只要条件允许，我始终坚持研读他刊发于美国共产党机关报的文章。
该报初名《每日工人报》，后更名为《每日世界报》。
令人惋惜的是，他未能完成个人回忆录，这也是国际工人运动的一大遗憾与损失。
幼子的降临，彻底重塑了我的生活，占据了我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位置。
孩子降生不久，我在致尤尔根与玛格丽塔的书信中，写下了初为人母的真切心绪：
“我满心疼爱我的孩子，却也时常心生惶恐，他几乎占据了我全部的身心。
如今我再无多余精力陪伴罗尔夫，无暇投身政治学习、品读书籍，也疏于与你们往来。
我的世界因他新生，万事皆以孩子为重心，唯有与他相关的一切，才有意义。
我踏入了全新的人生境地，生出无数从前未曾有过的思绪与感触。”
米哈伊尔降生第十一天，革命工作便再度闯入我的生活，如同并肩前行的使命伙伴。
我写给母亲的下一封家信，仅有半数笔墨谈及幼子。
如今每次哺乳结束，我都会仔细为孩子称重，记录他的体重增长。
哪怕增重未达最低标准，我也会反复核验称量。
孩子摄入的每一滴乳汁，都关乎他的成长，无比珍贵。
罗尔夫常常静静凝视熟睡的幼子。
哺乳过后，我们总会相互叮嘱，克制疼爱之心，将孩子安稳放入婴儿床，不要一味俯身端详、亲昵亲吻，沉溺于这份温柔。
案头常备两本育儿典籍：
《婴儿喂养与护理》、《健康孩童》。
闲暇之余，我会品读皮利尼亚克的《伏尔加注入里海》，书中序言恢弘辽阔，让人满心期待。
此间有一事颇值得深思：
欧洲舆论忽然一改往日论调，开始客观评述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
在此之前，西方媒体一味渲染计划的严苛，片面宣称工人将承受无尽苦难、付出巨大牺牲。
可我所见的真相全然不同：
苏联工人心怀理想、主动担当，甘愿克服万般艰难，助力五年计划落地推进。
更耐人寻味的是，当西方资本家被迫承认五年计划取得实质性成果后，便迅速联手谋划遏制手段，企图通过封锁工业设备出口、抵制苏联外销商品等方式，阻挠苏联发展。
坦白而言，即便凌晨两点，米哈伊尔因尿湿襁褓惊醒啼哭，我也本不必频繁起身照料。
可听闻孩子的哭声，我终究无法安坐，总会起身悉心照看。
他胖乎乎、圆滚滚的模样，如同鲜嫩的牛肝菌，天真烂漫，惹人怜爱。
阿格尼斯·史沫特莱始终温柔注视着我的孩子慢慢长大，眼底藏着温情，亦有几分动容怅然。
米哈伊尔第一次展露笑颜，我第一时间告知于她；
孩子蹒跚迈出人生第一步的模样，她也亲眼见证。
米哈伊尔天性温和友善、聪慧灵动，深得所有革命同志的喜爱。
膝下无子的杨教授夫妇，时常抽出大量时间陪伴孩子嬉戏玩耍。我的挚友伊扎，更是对他百般疼爱、视如己出。
我在1931年3月24日的家信中，第一次向家人介绍这位特殊的友人：
“我想向你们介绍一位新结识的挚友。
不久前，一位年轻姑娘孤身远赴上海，携着一箱藏书，开设了一间小小的书店，店内陈列大量德、英、法多语种进步激进读物。
她曾供职于柏林图书商行，经由一位中国出版商推介，得知上海的发展机遇，毅然只身前来。
书店的顾客，多为求学上进的中国青年学生。
她今年二十三岁，这般孤勇闯荡的魄力，实在令人敬佩。
只是她不善经营商事，我一直有心相助。”
书信中的描述，远不足以彰显伊扎的果敢与赤诚。
她同样是投身地下革命的共产党人，曾与一位中国革命伴侣长期在莫斯科工作生活，随后随爱人一同奔赴中国开展斗争。
受地下工作保密纪律约束，二人无法公开相伴相守。
她将尚且不满两岁的幼女留在莫斯科，日夜牵挂、思念成疾，这段骨肉别离的往事，我许久之后才得以知晓。
后来，她的伴侣加入托洛茨基主义派系，二人因严重的政治理念分歧彻底决裂、分道扬镳。
伊扎肤色白皙，面容点缀着细碎雀斑，浅蓝眼眸澄澈干净，一头红色卷发随性蓬松。
她举止质朴随性，不谙浮华修饰，不懂精致穿搭。
相较于上海奢靡浮华的欧洲侨民，她生活极简、清心寡欲，毫无半分享乐之心。
她心性纯粹、善良通透，相处日久，我们亲如姐妹。
她与罗尔夫也相处融洽、相交甚好，我的家便是她在异乡安稳自在的港湾。
我们之间恪守保密准则，从不谈及任何地下工作机密。
我不知她是否认识理查德·佐尔格小组的同志，她亦不知我隐秘从事的革命工作。
我们频繁往来有着合理的公开缘由，在上海外人眼中，我与她皆是热爱书籍、经营书业的外籍女性，往来相交再寻常不过。
每次登门，伊扎总会主动照料米哈伊尔，为他沐浴更衣、打理起居。
直到收到幼女因脑膜炎夭折的噩耗，她才终于向我倾诉这段深埋心底的伤痛。
她对米哈伊尔毫无私心、纯粹真挚的疼爱，最能印证她善良纯粹的本心。
平日里，我们常一同商讨书店经营事宜，我协助她筹办凯特·珂勒惠支艺术作品展。
工作之中，伊扎勤勉坚韧、甘于奉献，而我思路开阔、善于创新，二人互补相助、默契无间。
我已记不清初次见到理查德·佐尔格的副手保罗（卡尔·里姆）的具体时日。
保罗面容圆润，头顶微秃，眉眼温和，常年带着友善谦和的笑意。
他身形魁梧、体态壮硕，行事沉稳从容、不疾不徐。单从外表观之，完全看不出他才智卓绝、胆识过人。
他性情温润敦厚，轻易无人能察觉，这位革命者骨子里的坚毅果敢与滚烫热忱，而这份风骨，早已在无数次革命行动中得以印证。
保罗出身爱沙尼亚农民家庭，早年投身红军，内战期间任职政委，当选过苏维埃代表，后入军事学院深造，获授将军军衔。
彼时的我，全然不知他的原籍与过往履历，也不清楚他在上海使用的工作化名，只偶然见过他体态丰腴的拉脱维亚籍妻子。
我当时仅知晓，他在上海以经营餐馆为公开掩护。
有著作《佐尔格博士从东京发报》记载，称他是约翰照相馆的合伙人，这一说法并不属实。
革命同志绝不会共用同一套合法掩护身份，保罗的餐馆老板身份，已然足够稳妥隐蔽，足以庇护他的地下工作。
我从未见保罗出现在格里沙照相馆的营业柜台，仅在后方冲洗胶片的隐秘内室，与他有过数次碰面。
此前我曾提及，家中举办秘密会议时，我从不参与同志的情报研讨，只默默值守、端茶待客。
在当时的上海外籍圈层中，欧洲妇人向来将家务杂活悉数交由佣人打理，我的举动看似格格不入、略显古怪，却恰好避开了外人的猜忌，无人会察觉我对参会同志的特殊关照。
我负责保管同志们用于接头工作的行李箱，箱内收纳着印刷文件与手写机密情报。
不久后，理查德·佐尔格又送来一只大型皮质旅行箱，我将两只箱子一同收纳于壁柜之中。
彼时旅居上海的欧洲侨民，大多不会长久定居，家家户户都常备同款行李箱，因此这般物件随处可见，绝不会引人瞩目、滋生怀疑。
曾有一次，我端茶上楼时，撞见同志们手持左轮手枪，行李箱旁、地毯之上，也整齐摆放着各式枪械。
从理查德与保罗凝重审慎的神情中，我知晓自己贸然闯入不合时宜，内心却久久激荡、深受震撼。
我第一次真切知晓，我家中藏匿的不仅是文字情报，还有革命武器。
这一刻，我终于明白，我所承担的工作远比自己预想的更为重要、更有价值。
长久以来，我总觉得自身工作琐碎渺小、微不足道，时常为此暗自苦闷，而这一刻的所见所感，彻底改变了我的认知。
图文：俄罗斯网站
作者：露特·维尔纳
翻译：黄大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