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又刷了《大秦帝国》第一部，说起来言语真的难以形容那种触动，希望更多的人能多去看看祖国历史、律法之发源。

    我记得在高中时，历史老师还曾问过，在秦皇嬴政、汉武刘彻、唐宗李世民、清帝康熙中，你更会选择谁，当时我们选历史的七成人都选唐太宗李世民，剩下大多选刘彻和康熙。千百年来，哪怕是稚子都知道贞观之治，知道太宗的大谏臣魏征，觉得太宗皇帝乃仁德君王的表率，可叹那玄武门之变，杀兄弑弟，怪不得他的子嗣有样学样，李世民焉能称上仁德？小仁没有，谈何大仁？而提到秦始皇，只有四个字“焚书坑儒”，那谁又记得那万里长城抵御匈奴，那驰道直道沟通南北的不朽之功。就谈“焚书”，秦朝初建，山东六国还都称什么楚人、赵人、齐人等，根本没有这种文化意义上的统一。而到西汉武帝，有文景之治的根基，天下几近太平，又哪里需要酷烈手段。环境不同，选择不同。

    在先秦时代甚至到东汉末年，一直有着“君择臣，臣亦择君”的一种风气。像剧中卫鞅游六国被嬴渠梁求贤令之赤诚恳切所感，被老秦人朴实爱秦所动，最终留在秦国变法。

    常说“君子之交淡如水”，秦孝公与商君间是君臣，也是知己。即便到战国礼崩乐坏。但“士为知己者死”的风骨从未变过，知遇之恩是很多文人士子一生渴求的东西。嬴渠梁与商鞅变法奖励耕战，只要在战场上立了功劳，人人得以封爵。这一点不说打破了那些老世族的垄断，至少是给了寒门子弟一条出路，“封妻荫子”，这也是秦国兵士剑指山东六国时那般英勇作战的重要原因吧。只是可惜嬴驷继位，商鞅被车裂，他的死并没有极尽哀荣，成为了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典范。

    当然，每个人的想法不同，本文只是突然感慨、就事论事。如果崇尚儒家经典的人定难以苟同秦朝之基、商君之功。商鞅变法定了重农抑商的基调，轻罪而用重刑等等。但“乱世需用重典，心慈无以谋国”，如果将个人放在秦国的背景下来看，以当时人的眼光看六国，恐怕慈悲终非立国之本、强秦之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