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为基层治理注入强大动力。这份规定，是对基层干部群众呼声的积极回应，是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务实之举，更是激励广大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狠抓落实的重要保障。
一、减负，为基层发展 “松绑”
（一）激发基层活力
形式主义对基层治理生态的侵蚀具有系统性与隐蔽性，其核心危害在于通过过度消耗组织资源，抑制基层主体性与创造力的释放。从行政生态学视角看，基层作为政策执行的 “末梢系统”，其运转效能直接取决于资源投入与任务产出的匹配度。当文件流转、会议组织、督查应对等非生产性事务占据基层干部 60% 以上工作时间时，政策落地的 “最后一公里” 必然出现梗阻。这种 “组织能量内耗” 现象，本质上是科层制下 “目标替代” 效应的极端表现 —— 原本作为管理工具的文书、会议等形式，异化为衡量工作价值的核心标准，导致基层陷入 “为形式而形式” 的路径依赖。
《若干规定》的制度创新在于构建 “生产性时间保护机制”。在文件管理维度，通过 “计划管理 + 总量管控 + 立项制度” 三重约束，从源头切断 “以文传文” 的传导链条，其 “年度发文只减不增” 的刚性要求，实质是对行政资源分配权的重新校准；会议治理层面，“同类事项合并召开”“已发文事项不重复开会” 等规定，直指科层制中 “会议作为权力符号” 的异化倾向，推动会议功能从 “仪式展演” 回归 “问题解决”；督查考核领域，明确禁止 “以留痕多少论优劣”，打破 “材料政绩” 的评价霸权，使基层工作重心从 “向上汇报” 转向 “向下服务”。
这种制度重构产生的 “赋能效应” 具有连锁反应：当基层干部的非生产性时间占比下降，其用于政策转化、需求调研、资源整合的自主裁量空间相应扩大，而这种自主性正是基层创新的核心要素。从组织行为学看，当个体摆脱过度控制时，其角色认同会从 “被动执行者” 转变为 “主动治理者”，这种身份转换带来的激励效应，将进一步释放基层在政策适配、服务创新等领域的内生动力，形成 “减负 — 赋能 — 创新” 的良性循环。
（二）提升治理效能
基层治理效能的本质是公共服务供给与群众需求的匹配精度，而形式主义通过扭曲权责配置与资源流动，造成治理系统的 “功能失调”。从权责关系看，传统 “属地管理” 模式中存在的 “责任无限化与权力有限化” 矛盾，违反了公共治理中 “权责对等” 的基本原则，导致基层陷入 “承担责任却缺乏手段” 的治理困境。这种权责失衡使得治理链条出现 “断点”—— 上级部门通过 “责任下放” 转移治理成本，基层因缺乏相应资源与权限难以有效承接，最终形成 “象征性执行” 的普遍现象。
《若干规定》构建的 “权责校准机制” 具有制度突破性。其通过省级统一制定乡镇（街道）职责清单，从法理层面明确基层治理的 “权力边界” 与 “责任底线”，特别是 “村（社区）不得作为行政执法主体” 的条款，彻底终结了 “责任层层甩锅” 的制度漏洞。在资源配置维度，“清单外事项准入制度” 要求任务下放必须同步配套资源，这一规定遵循了公共财政中的 “成本补偿原则”，确保基层拥有履行职责所需的人、财、物保障。这种 “权责利三位一体” 的制度设计，使基层治理从 “失衡状态” 回归 “均衡状态”。
从治理现代化视角看，这种改革带来的效能提升体现在三个层面：在决策环节，基层能够基于清晰的权责定位进行科学决策，避免因 “权责模糊” 导致的决策摇摆；在执行环节，资源与任务的匹配使政策落地具备实质性手段，减少 “空转执行” 现象；在监督环节，明确的职责清单为绩效评估提供了客观标准，避免 “多头考核” 造成的评价失真。更深远的意义在于，这种治理结构的优化使基层治理系统从 “粗放式运转” 转向 “精细化治理”，其核心是通过制度设计减少治理摩擦成本，提升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与质量。
（三）密切干群关系
干群关系的本质是政党与群众之间的政治联系，形式主义通过构建 “行政闭环” 而非 “治理闭环”，切断了这种联系的实践基础。从政治传播学视角看，形式主义的泛滥会形成 “信息茧房”—— 基层干部的工作重心集中于向上传递符合规范的 “行政信息”，而群众的真实诉求难以进入治理视野。这种 “信息不对称” 导致政策供给与群众需求出现 “结构性错位”，群众感受到的 “服务缺位” 与干部付出的 “形式努力” 形成强烈反差，进而侵蚀政党执政的社会基础。
《若干规定》推动的 “治理重心下沉” 具有政治意义。其通过压缩非必要行政流程，使基层干部能够将工作场域从 “办公室” 转移到 “群众中”，这种物理空间的转换本质上是治理逻辑的转变 —— 从 “向上负责” 的科层逻辑转向 “向下服务” 的群众逻辑。在具体制度设计中，禁止 “以留痕代替服务”“以排名代替实效” 等规定，拆除了横亘在干群之间的 “形式主义壁垒”，使干部与群众的互动从 “程序性接触” 回归 “实质性交流”。
这种转变带来的政治效应体现在两个维度：在情感认同层面，当干部能够专注于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时，群众会通过具体服务感知党的执政理念，形成 “情感共鸣”；在价值认同层面，治理效能的提升使群众切实享受到改革发展成果，这种 “利益获得感” 会转化为对党的政治认同。从政党建设角度看，减负工作实际是通过净化基层政治生态，重建党与群众的 “血肉联系”，其核心是让基层干部成为党的政策 “宣传员”、群众诉求 “代言人”、矛盾纠纷 “化解人”，从而巩固党的执政根基。这种干群关系的深化，不仅是社会治理的优化，更是政治生态的净化，具有不可替代的政治价值。
二、举措，为减负实效 “护航”
（一）靶向施策，精准发力
形式主义的顽固性源于其在科层制体系中形成的 “路径依赖”，而破除这种依赖需要建立 “问题 — 制度” 的精准映射关系。《若干规定》的治理智慧，在于运用 “行政熵减” 理论，针对形式主义不同表现形态的生成机理，构建多维度的约束体系。在文件治理领域，其创新点在于将 “数量管控” 与 “质量提升” 相结合，形成闭环管理：“计划管理 + 总量管控” 从供给侧限制文件生成，“不超过 5000 字”“开门见山” 等文风要求则从需求侧提升文件实效，这种 “双向调节” 打破了 “以文件落实文件” 的恶性循环。
会议治理的突破在于解构 “会议作为权力仪式” 的象征意义，通过 “能合并的合并”“已发文事项不重复开会” 等规定，剥离会议的非功能性要素，使其回归 “议事决策” 的本质功能。从组织传播学视角看，这种改革减少了 “信息衰减” 环节 —— 当会议数量下降、内容聚焦，政策信息从上传达到下执行的失真率会显著降低。督查考核领域的革命性在于重构评价坐标系，明确禁止 “以留痕论英雄”，实质是对 “工具理性” 的纠偏，避免评价体系异化为 “数字暴政”，使考核标准从 “形式合规” 转向 “实质成效”。
这种精准施策的制度设计遵循 “最小干预原则”，即只对形式主义高发领域设置刚性约束，为必要的行政流程保留弹性空间。例如，文件审查中 “确需阐述形势背景的应当简明扼要” 的表述，既防止冗余信息泛滥，又为重要政策保留必要的阐释空间，体现了治理的辩证思维。从制度经济学看，这种 “靶向治疗” 降低了制度执行的交易成本，使基层能够聚焦核心事务，避免陷入 “防形式主义本身形式化” 的新困境。
（二）系统谋划，协同推进
减负工作的复杂性决定了其不能依赖单一领域的改革，而需要构建 “全域协同” 的治理体系。《若干规定》的系统性体现在对形式主义 “全域治理” 的布局，形成 “传统领域 + 新兴领域” 的全覆盖格局。从行政系统论视角看，文件、会议等传统领域是形式主义的 “显性载体”，而借调干部、政务 APP 等新兴领域则是形式主义变异的 “隐性空间”，两者相互影响、互为表里。例如，过度借调干部会导致基层人手不足，进而催生 “应付式留痕”；政务 APP 泛滥则会形成 “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与传统文山会海形成叠加效应。
制度设计的精妙之处在于建立 “责任 — 协同” 机制：明确 “党委（党组）主体责任”，解决 “谁来抓” 的问题；要求 “建立专项工作机制”，解决 “怎么抓” 的问题；规定 “中央部门带头落实”，解决 “抓不好怎么办” 的问题。这种 “三级联动” 机制，使减负工作从 “分散治理” 升级为 “系统治理”，避免了 “按下葫芦浮起瓢” 的碎片化困境。从协同治理理论看，这种制度安排构建了 “纵向到底、横向到边” 的责任网络：纵向通过 “中央 — 省 — 市县” 的层级传导，确保政策不打折扣；横向通过部门间的协调配合，防止 “各自为政”。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 “基层权责清单” 的规范，这一制度从根源上切断形式主义的传导链条。当乡镇（街道）职责边界清晰后，上级部门 “责任甩锅” 的空间被压缩，基层无需再为模糊的任务边界耗费额外精力。这种 “源头治理” 与 “过程管控” 相结合的模式，体现了系统思维中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的治理智慧，使各项措施形成合力，而非孤立存在。
（三）与时俱进，创新治理
随着数字技术与行政体系的深度融合，形式主义呈现 “数字化变异” 趋势，《若干规定》的前瞻性在于构建 “技术 — 制度” 的双重防御体系。在政务应用程序治理方面，其创新价值在于确立 “必要性原则”：“最多运行 1 个面向基层的政务 APP” 的规定，实质是对行政数字化的 “适度性” 把控，防止技术工具异化为新的负担；禁止 “打卡签到、积分排名” 等强制性功能，则切断了 “数字形式主义” 的技术路径，使政务 APP 回归 “服务工具” 的定位。
从数字治理理论看，这种制度设计平衡了 “技术赋能” 与 “技术赋权” 的关系 —— 既利用技术提升效率，又防止技术成为控制工具。借调干部管理的突破在于建立 “刚性约束 + 柔性调节” 机制：“不向县及以下单位借调” 的红线，保障了基层组织的完整性；“借调时间不超过 6 个月” 的限制，则为特殊情况保留弹性，避免 “一刀切” 带来的新问题。这种制度安排符合 “组织完整性” 原则，当基层干部队伍稳定时，政策执行的连续性和专业性才能得到保障。
创建示范活动治理的深刻性在于解构 “荣誉锦标赛” 的激励错位，“不得搞创建结果排名”“期满后自行取消” 等规定，防止资源过度向 “示范点” 集中，使公共服务回归均衡化供给。从公共资源配置理论看，这种改革避免了 “马太效应”，确保有限资源投向普惠性服务，而非形象工程。这些与时俱进的举措，体现了制度对治理环境变化的适应性，使减负工作始终走在形式主义变异的前面，形成 “制度进化” 与 “问题演变” 的动态平衡。
三、落实，让减负成果 “落地”
（一）强化主体责任
主体责任的强化是制度落地的 “牛鼻子” 工程，其核心在于构建 “权责利相统一” 的闭环管理体系。从政治责任理论看，党委（党组）作为基层治理的领导核心，对减负工作的推进负有不可推卸的首要责任，这种责任具有 “法定性” 与 “终局性” 双重属性 —— 既源于党章党规的明确规定，也决定着减负成效的最终走向。将减负工作纳入 “重要议事日程”，实质是对行政资源进行优先级排序，通过党委（党组）的统筹协调，打破部门利益壁垒，避免减负工作沦为 “边缘事务”。
“党委（党组）书记带头执行” 的制度设计，蕴含着 “头雁效应” 的治理逻辑。在科层制体系中，领导者的行为具有强烈的示范与传导作用，其对减负工作的重视程度直接影响整个组织的执行力度。这种 “以上率下” 的模式，能够有效破解 “上热中温下冷” 的执行困境，形成 “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 的传导链条。而 “责任分工明确” 的要求，则是对组织行为学中 “责任分散效应” 的预防 —— 当每个岗位的减负职责清晰界定后，“三个和尚没水喝” 的推诿现象将大幅减少。
问责机制的建立是保障责任落地的 “最后一道防线”。从激励理论视角看，问责本质是一种负向激励，通过对 “减负不力” 行为的惩戒，强化制度的刚性约束。这种约束必须具备 “可操作性” 与 “威慑力”：一方面，要明确 “形式主义问题依然突出” 的具体判定标准，避免问责泛化或虚化；另一方面，要将问责结果与干部考核、晋升等直接挂钩，形成 “失责必问、问责必严” 的制度预期。只有当主体责任从 “软要求” 变为 “硬约束”，减负工作才能摆脱 “口号式推进” 的困境。
（二）加强监督执行
监督执行是制度落地的 “免疫系统”，其效能直接决定减负成果的巩固程度。从权力制衡理论看，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本质是对行政权力运行的规范与校正，通过对《若干规定》执行情况的全程跟踪，防止政策执行出现 “合意性变通” 或 “选择性执行”。将减负工作纳入 “监督检查重要内容”，体现了监督重心与治理需求的精准对接，使监督资源向关键领域集中。
监督方式的创新是提升效能的 “技术支撑”。大数据、信息化手段的运用，重构了传统监督模式的 “时空边界”—— 通过对文件流转、会议审批、督查考核等数据的实时抓取与比对分析，能够及时发现 “隐性形式主义” 问题，如 “红头变白头” 的文件规避行为、“以调研之名行督查之实” 的变相检查等。这种 “数据跑路代替人工跑腿” 的监督模式，不仅提升了发现问题的精准度，更通过 “痕迹可追溯” 压缩了权力寻租空间，实现 “监督常在、震慑常存”。
典型问题通报曝光的价值在于激活 “声誉机制” 的约束作用。从组织社会学看，公开通报本质是对违规行为的 “标签化” 处理，通过将局部问题转化为公共信息，形成 “制度压力 — 社会压力 — 心理压力” 的传导链。这种压力不同于行政命令的强制力，而是通过损害组织或个人的声誉资本，促使其主动纠正偏差。通报曝光必须遵循 “典型性” 与 “规范性” 原则：既要选择具有普遍警示意义的案例，避免 “以点代面”；又要严格遵守程序，保障被通报对象的合法权益，使震慑效应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
（三）注重群众参与
群众参与是减负工作的 “价值锚点”，其核心是将治理评判权交还服务对象。从民主治理理论看，群众作为形式主义的直接承受者，其感知具有 “不可替代性”—— 行政流程的繁简、服务质量的优劣，群众的体会最真切、评价最客观。这种 “用户体验式” 评价，能够有效弥补科层制内部评价的 “盲区”，防止减负工作陷入 “自说自话、自弹自唱” 的封闭循环。
畅通群众反映渠道是构建 “参与式监督” 的基础工程。举报电话、邮箱等渠道的设立，实质是搭建 “民意表达的制度性接口”，使群众诉求能够突破科层壁垒直达监督主体。从公民权利理论看，这种渠道不仅是监督工具，更是群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的具体体现，其畅通程度直接反映治理体系的开放水平。渠道设计需遵循 “便捷性” 与 “安全性” 原则：既要降低群众反映问题的成本，避免 “多头受理、层层转办” 的繁琐流程；又要建立严格的信息保护机制，消除群众 “怕报复、不敢说” 的顾虑。
公开减负进展与以群众满意为标准，构成了 “回应性治理” 的完整链条。公开进展是对群众知情权的保障，通过 “过程透明” 增强群众对减负工作的认同与支持；以满意为标准则是对治理目标的校准，将 “群众点头” 而非 “上级点头” 作为最终评判尺度。这种转变体现了公共服务的 “价值回归”—— 基层减负的终极目的，不是为了应付上级检查，而是为了让群众享受到更高效、更便捷的服务。从服务型政府理论看，只有当群众参与从 “形式性参与” 变为 “实质性参与”，减负工作才能真正实现 “从行政需求导向” 向 “群众需求导向” 的转变，其成果也才能获得最广泛的社会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