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的共和政体

当古希腊的古典民主制兴盛之时，在离古希腊不远的意大利半岛上，另一种不同于君主统治模型的古典共和政体正在成长之中，那就是古罗马共和国，其国家的全称是元老院与罗马人民。

古罗马的古典共和制与古希腊的古典民主制（主要以雅典城邦民主为例）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特别是它们都起源于城邦政治，都包含了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特征。

两者之间的差异也是显著的。

首先，雅典城邦是直接民主政体，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

罗马共和国则是共和政体，执政官与元老院控制着主要权力，公民大会与保民官当然也是重要的权力机关与制衡力量。

其次，雅典城邦是小规模的政治体。

罗马共和国是大规模的政治体。

古罗马共和国的崛起

古罗马共和政体融合了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的诸种要素。

罗马人属于拉丁民族，罗马共和国最初不过是台伯河畔的七个小山丘，一般认为从公元前753年起开始创建罗马城。

罗马城兴起的地方被称为拉丁姆（latium），它的主体位于台伯河的左岸（东部和南部），东西宽数十公里，南北长超过一百公里，是一个面积为数千平方公里的土壤肥沃区域。

拉丁姆散布着许多拉丁人的部落，一般的说法是30个左右的村社或城邦，而罗马则成了其中最强大的一个。

在拉丁姆被罗马统一之前，古罗马是一个深受古希腊影响的城邦国家。

公元前509年之前，古罗马是王政时代。但即便是在王政时代，古罗马也存在着国王、长老议事会与武士大会三种权力和力量，王政主要意味着国王在这种权力结构中居于支配性的政治地位。

公元前509年，当时的最后一任国王塔克文·苏佩布遭到驱逐，古罗马就废除了王政，改行共和，实际政治权力开始由元老院和两名任期仅为一年的执政官掌握。

公元前494年开始发生的平民撤离罗马运动。迫于形势，贵族不得不向平民做出让步，实际政策包括一个执政官职位向平民开放、扩大公民大会（平民大会）的权力、设立保民官职位等。

在罗马人兴起的过程中，随着时间推移，罗马人展现出越来越强的军事能力与政治技艺。它的基本做法是先在军事上征服周围的城邦，然后同时在政治上跟这些城邦结盟，成为他们的领袖。

公元前264—前146年，在罗马与迦太基之间总共发生了三次布匿战争，罗马一度危若累卵，但最终不仅战胜和消灭了迦太基，而且一跃成为地中海的第一军事强国，并趁势征服和占领了地中海周围的广大地区。

罗马共和国的混合政体

古罗马共和国的政体模式，是融合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因素的古典混合政体。这使得它既不同于古代世界普遍的君主统治模型，又不同于古希腊城邦的直接民主制。

古罗马的共和政体在机构设置和实际运行上包括几个基本特征。

首先是执政官。

在罗马共和国的政治框架中，执政官代表了君主制因素。

执政官由平民大会选举产生，权力很大，在领导国家和指挥战争等重要事务上扮演关键角色。

拥有巨大权力的执政官同时需要服从罗马共和国的法律，需要尊重元老院的命令。执政官的任期仅为一年，这也构成了对执政官权力的巨大约束。

其次是元老院。

在罗马共和国，元老院代表了贵族制因素。

从规则上说，元老院基本上控制共和国政府的预算和资金，管理着共和国的日常公共事务，还决定着各行省重要官员的任命等。

元老院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它是共和国唯一可以进行自由讨论的政治场所，很多重大公共事务都是经由元老院这一自由讨论的平台来决定。

最后是平民大会（公民大会）与保民官。

在罗马共和政体下，平民大会与保民官代表了民主制因素。平民大会的巨大权力是选举产生执政官和颁布法律。

保民官实际上是平民阶层的代言人，负责捍卫平民的权利与利益。

古罗马的共和政体是古代政治世界中较为独特的政体类型，其最主要的特征是，政治权力在执政官—元老院—平民大会与保民官之间达到了某种分权制衡。

为何共和政体首先兴起于古罗马？

政体关乎政治权力在不同政治行为者之间的分配与分享方式，而不同政治行为者的相对实力——特别是他们的暴力潜能与组织动员能力——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早在王政时代，早期的罗马城邦就包括了三种政治机构，即作为单个统治者的国王、作为部落与氏族代表的长老议事会以及代表平民的武士大会。

王政时代，古罗马的城邦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古罗马城邦的国王并非君主统治模型下的国王。

王权是“受法律约束”的。国王仅有权执行法律，而无权改变它。

王权还受到三个主体的重要约束，一是长老议事会，二是公民大会，三是各个民社。

罗马在其早期政治演化过程中形成的制度与结构，会在相当程度上构成它此后政治演化的约束条件。

罗马公民兵需要自备武装，不同等级之间的差异自然主要在于财力。

贵族和富人组成的重装步兵在整个战斗中具有决定性力量，元老院成了最具权力的政治机构。

古典共和制的政治难题

罗马共和国无法避免的政治难题最终促成了罗马共和政体的瓦解。

第一个主要的挑战，是国家规模与行省统治的难题。

在通信方式相对落后的古罗马时期，中央政府要想统治如此巨大的地理疆域，最后不得不高度依赖各个行省的总督。行省总督们就获得相当的独断权力，这些总督还常常控制着本行省的罗马军团。这样一来，罗马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就有对行省失去控制的风险。

在当时的交通与通信条件下，如果一个地方的公民实际上无法像罗马城的公民一样参与中央政府的治理，不能出席平民大会，那么他还是一个政治意义上的罗马共和国公民吗？

第二个主要的挑战，是罗马共和国在扩张过程中及扩张以后所处的时代乃是战争频繁的时代。

国家治理的军事化倾向日益突显。

如此一来，与文官集团相比，杰出的将军们更有可能获得军事主导权，并由此获得政治上的强势地位。到了共和国后期，苏拉、恺撒与屋大维等人特殊政治地位的获得，都与这种从战争到内政的逻辑有关。

第三个主要的挑战，是国内的财富结构和阶级结构随着罗马扩张而发生的重大变化。

在扩张之前，“罗马是一个农民国家”。

随着罗马版图的扩张，国内的财富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巨变。首都罗马城的主要财富不再来自农耕和工商贸易，很大部分都来自跟海外战争有关的财富。

当战争成为私人财富的主要来源，首都及其附近的生产活动变得不再重要时，整个社会的阶级力量也随之改变。

罗马共和国原本平稳的国内政治，逐渐开始被日益激烈的阶级冲突所支配。

在罗马共和国的后期，精英阶层日益变得腐败，平民阶层则缺少了公共精神，维系整个共和政体的社会结构、力量均衡和公共道德也逐渐走向衰弱。

到公元前27年，屋大维已击败其主要政治对手，成为事实上的独裁者，元老院被迫授予屋大维“奥古斯都”的称号，也就是屋大维称帝。至此，古罗马的共和政体让位于“军人君主制”，古典的共和政体就此退出了古代世界的历史舞台。

为何君主统治能够长久？

为何其他政体不能持久？

为什么古希腊古典民主制和古罗马古典共和制无法持久？

首先，无论是古典民主制还是古典共和制，其实都有着明确的城邦政治起源。

古典民主制与古典共和制的兴起，本身有一定的偶然性。

其次，无论是古典民主制还是古典共和制，总体上更适合小规模的政治体，或者说就是城邦。

但凡共和国扩大到足够大的疆域规模，普遍参与的贵族政治与公民政治实际上是无法做到的。

最后，当以城邦政治为基本特征的古典民主制或古典共和制遭遇大型君主国的军事竞争时，前者常常并无优势。

为什么君主统治能够如此长久？

统治秩序的自然法则

如果统治是必须的，那么君主统治似乎是一种更合乎自然秩序的统治形式。

较为稳定的君主统治可以避免不同竞争者因为争夺最高权力而时时发生冲突与战争的情形。

君主统治模型大体上更接近于生物界的某种自然秩序。

统治的秘密在于组织

君主是通过发展政治组织，使得一个人统治所有人成为可能。

君主统治的关键，不在于君主作为个体的暴力潜能，而在于他通过发展政治组织从而掌握了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

君主统治模型的学习效应

历史地看，许多帝国或王国的君主统治模型都展现出很强的学习能力，并能根据环境变化进行不断的调适。此外，不同的君主统治模型还会在时间与空间维度上进行学习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