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我在高粱河输给一辆光义86，他用驴蹄漂移过弯，他的车很快 ，我只看见他有个耶律家的断箭，如果知道他是谁的话，麻烦你们给他说一声，礼拜六晚，我会在高粱河等他。
在宋朝，有人中了进士，但是因为他善击剑，宋朝皇帝竟然为了防止民间尚武好剑，而不用他，而把他遣还。
《宋史》卷六 本纪第六：（咸平五年）五月……代州进士李光辅善击剑，诣阙。帝曰："若奖用之，民悉好剑矣。"遣还。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二：（咸平五年五月……）代州言進士李光輔善擊劍，令詣闕。上曰：「若奨用此，民間悉好劍矣。」賜食遣之。
在宋朝，代州就是雁门关的所在地。边关的人习个武不很正常吗？结果中了进士却不用人家。宋朝皇帝宁可边关老百姓都是任外敌宰割的柔弱书生，也不愿意出现一个尚武的进士。宁可让全国民众都变成温顺的绵羊，给外敌送岁币、送土地与人口，也不愿意让民众“好剑”、尚武。可以说宋朝不仅是军事不强，而且压根就没真正想把军事搞强。一些能把军事搞强的做法，大宋是宁死都不会做的。
宋朝绝大部分军人的实际待遇极差。
宋朝，“禁军大率贫窘，妻子赤露饥寒，十有六、七”；
“将校不肃，敛掠乞取，坐放债负，习以成风”；
“主将克剥至重，莫甚于今日，私役之弊，买工之弊，差使营运之弊，未尝少革”；
“而为军士者顾乃未尝得一温饱。甚者采薪织屦，掇拾粪壤，以度朝夕。其又甚者至使妻女盛涂泽，倚市门，以求食也”；
“军中甚有贫极，日不能糊口者"；
“今士卒极窘，至有衣纸而擐甲者，此最为大忧。”
“竭天下之力困于转输，谓宜士饱马腾，而连营菜色刻心，勇气销铄殆尽!”
“金益兵来，横等皆无甲，是以败”。
宋军"衣甲皆软脆，不足当矢石 ”。
宋朝自己把兵器搞的粗制滥造。
《宋史》志第一百五十 兵十一 记载宋朝兵器【 京师所制军器，多不锋利 】【 天下岁课弓弩、甲胄入充武库者以千万数，乃无一坚好精利实可为备者 】【 诸州作院兵匠乏少，至拘市人以备役，所作之器，但形质而已。武库之吏，计其多寡之数而藏之，未尝责其实用，故所积虽多，大抵敝恶 】【 因循弛废，兵不犀利 】
欧阳修指出宋朝兵器“仅能成器，全不堪用”“铁刃不刚，筋胶不固”“精好堪用之器十无一二”，
贾昌朝指出宋朝兵器“多脆状，造之不精，且不适用”，
张方平指出宋朝兵器“徒有其数，实皆滥恶，不足为用……”，
华岳指出宋朝兵器“类皆苟简灭裂，而不中用”……
宋朝这样垃圾的将领风气。
宋朝这样差的兵士待遇。
宋朝几乎一直在长期对外送岁币，长年送给辽、金等大量财物，但辽仍然占着宋朝家门（幽云十几州），金直接把宋朝的卧室（中原）都占了。
而且宋朝送岁币根本不解决问题，不省钱。 宋朝送了岁币，辽、金的威胁仍在，宋朝仍然要养着大批军队（坑爹的是这大批宋军大多战斗力很差），频繁调防发财物花费巨大，宋朝即使不打仗，经费上仍等于经常动员、经常打仗。
后周已经创造了即将统一的形势，接下来就要统一了。宋朝直接篡取了后周，但是宋朝竟然连统一都做不到。秦汉唐明都自己扩张占据的燕云地区等地，宋朝自己无能的占据不了。在外围疆域方面，汉唐明自己扩张占据并且统治过河套、安南、漠南、河西、陇右、青海等地，汉朝额外统治过朝鲜半岛、西域，唐朝额外统治过漠北、西域，明朝额外羁縻统治过西藏，外围疆域里宋朝只是很短暂羁縻陇右，没能占其他地区。
辽国经过北宋一百多年的供养，辽国在天祚帝时期达到了辽国的鼎盛，人口、军队都远多于北宋前期的辽国。但是就是在辽国的鼎盛时期，小部落水平的外敌金人数千士兵就多次消灭辽国主力，在金人消灭了辽军所有主力的时候，金人也只有2万军队。
宋徽宗收复燕云是个笑话。 辽国在自己鼎盛时期被小部落水平的外敌金人数千到2万士兵消灭了辽国全国主力，燕云只剩1万辽军残兵，宋朝数十万大军趁机进攻，结果1万辽军残兵打的数十万宋军全军覆没。 后来还是金人攻占燕云，暂时把燕云给宋朝，短短几年后金人就立即打的宋朝永远丢失整个中原。
宋朝从来没有羁縻统治吐蕃。在宋朝之前，吐蕃已经分裂内乱一百多年，分成数十个势力，长期内乱衰弱。 宋朝只是打了其中一个青塘吐蕃，宋朝短暂羁縻一部分青海，从来没有羁縻西藏与整个青海，更没有羁縻统治吐蕃。 而且宋朝很快被外敌金人打的永远丢失中原，只剩南方一点地了。后来宋朝连南方这汉人大后方也丢给了外敌。
宋朝没能开拓河西走廊。宋朝从来没能打的西夏差点亡国。 宋朝与西夏最近一次大战，是宋军全军覆没，主帅刘法的首级被西夏砍下带走。
统一的宋朝?那是从来不存在的。 因为宋朝从来没有同一过。宋朝还没收复燕云，宋朝宋太宗却永远丢失灵州。灵州是中原的一部分。宋朝至死都没能收复灵州。
金完颜氏起兵时，还是小部落水平，而且诸路兵加起来才2500人，还不如个中等部落。
《金史》卷二 本纪第二：太祖进军宁江州，次寥晦城。婆卢火征兵后期，杖之，复遣督军。诸路兵皆会于来流水，得二千五百人。
第二战的时候，辽国萧糺里、挞不野的步骑十万，10万辽军，竟然被部落水平的、并且只有数千人军队的金人打的惨败。
小部落水平的外敌金人，却屡次大胜辽，迅速攻灭了那个长期占着幽云这中原的一部分、不称臣于宋还让宋朝无可奈何长期送岁币的辽，又迅速攻灭了北宋。 可见辽、宋多么弱。
可见辽、宋是什么水平，臭棋篓子下棋、菜鸡互啄。
（更奇葩的是，辽被金打的快灭亡了，宋趁机攻辽，结果宋竟然被残辽打的惨败，可见宋的战斗力差到了什么地步。）
金打的辽快灭亡了，幽州只剩1万被金人打剩下的辽军残兵，数十万宋军精锐趁机攻辽，结果1万辽军残兵竟然打的数十万宋军精锐惨败，尸横遍野。可见宋差到了什么地步。
耶律大石能到中亚建立西辽，是因为当时中亚处于衰弱、分裂状态。
宋朝被外敌攻灭的原因，正是宋朝弱。
宋朝的对手金人并不太强。
蒙古虽强，但并不是无敌的。当时，马穆鲁克、德利苏丹都多次击败蒙古。马穆鲁克与蒙古4次交战，马穆鲁克1次小败、3次大胜。而且，马穆鲁克与蒙古的交战，每次都是马穆鲁克以少打多。 德利苏丹9次击败蒙古军。 而南宋却被蒙古分裂出的5个部分之一的蒙元迅速攻灭了。
1268年，蒙元南征，用兵襄阳。1276年，南宋投降于蒙元。1279年，崖山海战，南宋余部彻底被灭。
蒙哥汗是病死的，没有被宋朝打伤，更没有被宋朝打死。 这是中外史料共同证明的。
说宋朝打死蒙古可汗，就跟说日本打死了美国总统一样。日本战报那么能造假，也没敢说日本打死美国总统罗斯福。而某些人竟然意淫宋朝打死蒙古可汗。 这行为，打不过敌人，被敌人打的屎一样，还意淫自己打死了敌人的首领，真是无知、无耻、可悲、可笑至极。
按那些说宋朝打死蒙古可汗、打死蒙哥的人的逻辑，那日本就是打死了美国总统了，连越南、朝鲜都打死了美国总统了。
中国史料的《续资治通鉴》、《元史》、《新元史》、外国史料拉施特《史集》的记载，蒙哥汗是病死的，互相印证，可信度远高于那些意淫宋军打伤或打死蒙哥汗的记载。
中国史料的《续资治通鉴》、《元史》、《新元史》、外国史料拉施特《史集》的记载，蒙哥汗没有被打伤，更没有被打死，而是病死的。 连对蒙古有深仇大恨的明朝人，写的《元史》里，蒙哥汗也不是被打死的，不是被打伤而死的，而是病死的。
某些人声称宋朝抵抗蒙古45年（或50年），但这是很荒谬的。实际上，宋朝真正抵抗的时间很短。宋朝龟缩南方占据地利，而当时蒙古西征、多次内讧内战严重牵扯了蒙古的力量，这些是宋朝能多活那么多年的重要原因。（另外，蒙哥汗是病死的。）
列举一下蒙宋战争时期蒙古方面一些主要的大事记：
1234年 南宋端平入洛失败；
1235-1236蒙古三路征宋，同年蒙古忽里勒台大会，窝阔台决定主力西征——长子西征，这次西征一直持续到1243年；
1241 窝阔台死，脱例哥摄政，蒙古开始争夺汗位；
1246 贵由汗继位，久久内乱的蒙古终于开始统合，这时候贵由要做的不是南征，依然面临巨大的内部问题；
1248 贵由率领十几万大军西征同拔都大军对峙，期间莫名其妙死亡，被毒死嫌疑最大，蒙古再次陷入争汗；
1251 在拔都支持下，蒙哥继位；1252-1256 蒙古忙着整顿内部，以及远征大理云南；
1257-1259蒙哥南征，结果蒙哥病死于钓鱼城外，蒙古撤退；
1259-1264阿里不哥同忽必烈争汗，爆发内战，双方各自数十万兵马厮杀数年，期间还有山东李璮叛乱；蒙古忙于内部整顿；
1268年，蒙元南征，用兵襄阳。
1276年，南宋投降于蒙元。
1279年，崖山海战，南宋余部彻底被灭。
南宋号称抵抗了45年，其实真正的抵抗时间只有几年呢？
何况，要说抵抗，那么马穆鲁克、德里苏丹抵抗蒙古的时间更长，远比宋朝抵抗蒙古的时间长。
宋朝的顶级将领，远弱于其他统一王朝的顶级将领。宋朝的一流、二流将领，远弱于其他统一王朝的一流、二流将领。
例如宋吹们最喜欢吹捧的曹玮，放其他朝代就是一个三流将领而已。在三都谷之战140多年以前，吐蕃王朝已经崩溃灭亡，剩下吐蕃诸部长期处于分裂、衰弱、内讧之中，剩下众多分裂、内讧、衰弱了140多年的小势力，而宋朝的三都谷之战只是打了其中一个弱小的势力而已。
何况，三都谷之战的总战绩只是斩首一千余级、俘虏7人，获得的马牛、杂畜、器仗加起来才三万三千，《宋史 卷四百九十二 列传第二百五十一》记载“斩馘千余级，擒七人，获马牛、杂畜、衣服、器仗三万三千计”，《宋史 卷二百五十八 列传第十七》记载“斩首千余级，获马牛、杂畜、器仗三万余”，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杀敌上万、俘获数十万，然而，却被宋吹们吹成了杀敌上万、俘获数十万。简直是无耻的可笑。
吐蕃在唐末已经崩溃衰弱分裂，留下一批衰弱分裂的部族。而宋朝打的青塘吐蕃只是吐蕃衰弱分裂出来的众多势力里的一个。
《定功继伐碑》这种把战绩吹上天的东西还拿出来说战绩？如果《定功继伐碑》这种明显过度吹嘘的东西也能信的话，那么可以用史料记载里说汉唐的“凡日月所照、江河所至，皆为汉土”“ 古人所不能致，今既吞之；前王所不能屈，今咸灭 ” 来说汉唐灭了古罗马、拜占庭了。然而没有人会拿史料里的那两句话去说汉唐灭了古罗马、拜占庭。
而《定功继伐碑》这种明显过度吹嘘的的东西，其所说的战绩是不可信的。
《定功继伐碑》吹宋军在宣和元年对青塘吐蕃、西夏的胜利。 然而，看《续资治通鉴》 的记载，在宣和元年，宋朝的对外战争是一场损失十万军队“丧师十万” 的失败，但是童贯隐瞒这失败，反而谎称胜利，然后宋徽宗命人做《定功继伐碑》吹嘘这虚假的胜利。
《续资治通鉴》卷第九十三 宋纪九十三 记载 宣和元年 宋军的对外战绩是：“
（宣和元年）
童贯令熙河经略使刘法取朔方，法不欲行，强遣之。出至统安城，遇夏主弟察克率步骑三陈以当法前军，而别遣精骑登山出其后。大战移七时，兵饥马渴，死者甚众。法乘夜遁，比明，走七十里，至盍硃峞，守兵追之，法坠崖折足，乃斩首而去。是役也，丧师十万，贯隐其败而以捷闻。庚寅，童贯以鄜延、环庆兵大破夏人，平其三城。丙辰，败夏人于震武。”
其中， “童贯以鄜延、环庆兵大破夏人，平其三城” “败夏人于震武” 这种记载极其简略、连杀获几个敌人都没有、不受重视的作战，不可能是《定功继伐碑》吹的那么大的作战。这种“大破某某”“败某某”的胜利在其他朝代对外作战中太多了在宋朝也不少，如果这是《定功继伐碑》说的那么大的作战，那么宋朝那么多“大破某某”“败某某”都成了《定功继伐碑》说的那么大的作战，宋朝早就占领整个地球了。（而其他朝代的众多“大破某某”“败某某”，都成了《定功继伐碑》说的那么大的作战，那么其他朝代对外战绩仍然是远强于宋朝。 ）
那么只能是“童贯令熙河经略使刘法取朔方……大战移七时，兵饥马渴，死者甚众……是役也，丧师十万，贯隐其败而以捷闻”，这次作战是这一年里是宋军规模最大的军事行动，而且其中也说了童贯“隐其败而以捷闻”。《定功继伐碑》吹嘘的宋朝对青塘吐蕃、西夏的胜利，其实不但不是胜利，反而是宋军“丧师十万” 的失败，被童贯“隐其败而以捷闻”，隐瞒失败，谎报胜利。
有人造假说赵匡胤没有杀功臣。但是其实赵匡胤冤杀了大功臣张琼。
张琼曾经在征战中为赵匡胤立下大功，张琼还救过赵匡胤的性命，为了救赵匡胤的命张琼受重伤、差点死了。“及攻寿春，太祖乘皮船入城壕。城上车弩遽发，矢大如椽，琼亟以身蔽太祖，矢中琼股，死而复苏。镞著髀骨，坚不可拔。琼索杯酒满饮，破骨出之，血流数升，神色自若。太祖壮之。” 但是后来赵匡胤却冤杀了张琼。不久之后，赵匡胤也非常后悔杀张琼。
靖康稗史是真的。历史学家论文《“靖康之难”被掳北宋宫廷及宗室女性研究》指出，为了掩盖“靖康之难”中大量宫廷、宗室妇女遭到凌辱及在金国为奴、为娼的屈辱历史，南宋高宗禁止私人修史，官方资料极力掩盖、回避宋朝大量宫廷、宗室妇女的遭遇，而民间史料《靖康稗史》是具史料价值的史书，该书辑录了当时尚存的七种笔记,其中《开封府状》、《南征录汇》、《青宫译语》、《呻吟语》、《宋俘记》五种笔记从不同角度记载了北宋都城陷落、宫廷宗室女性北迁及北迁后的情况,其内容可与《宋史》、《金史》互证,且能补正史之不足。该书最大的特点是保留了宋、金双方的记载,作者们大都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
宋朝的黑历史既远比其他朝代的黑历史严重、又远比其他朝代的黑历史多。
比上限，宋朝的上限远低于其他朝代。比下限，宋朝的下限仍然远低于其他朝代。
《靖康稗史笺证》 ：“靖康稗史序 其二中土祸患，至宋徽、钦而极，子息蕃衍，耻辱亦大，前史未有也”。
《靖康稗史笺证》：“ 附录诸跋 其九自古亡国之耻辱，未有如赵宋者”。
宋吹有脸黑明朝？ 宋朝可是证据确凿的称臣于金、蒙古，还称侄孙于蒙古，宋朝至死没能雪耻。宋朝才是认外敌金、蒙古当爹、当爷爷了。 宋朝的破事不仅在数量上远超历代，还在严重程度上远超历代，登峰造极。
宋朝从太后、皇帝、皇后、后妃到公主、宗室女、宗室女眷、官员女眷，全体给外敌金人、蒙古人为奴为娼，还连累中原与南方这汉人根本之地上的百姓长期被外敌烧杀淫掠、奴役迫害。
《“靖康之难”被掳北宋宫廷及宗室女性研究》
原作者 张明华
[关键词] 靖康之难;宫廷女性;宗室女性;洗衣院
[摘 要] 北宋末年,金兵第二次南下包围了汴京城,为了苟铘延铘残铘喘,宋徽宗、宋钦宗竟以上万名宫廷、宗室和京城妇女为抵押品,明码标价地抵押给了金军。在金军的营寨中,她们遭到强铘暴和蹂躏。北宋政铘权灭亡后,金兵北撤,这些女性在金军的押解下随同北迁,在途中历经磨难、大批死亡。到达金国都城上铘京以后,她们被遣送到供金国君臣享乐的洗衣院、金国皇帝的各大御寨,赏赐给金军将领,甚至流落民间,被卖为奴、娼。
A Study on Northern Song Dynasty Royalty Women Kidnapped in Jing Kang Calamity
ZHANG Ming-hua
Key Words :Jing Kang calamity ;royalty women ;ladies ;washing court
Abstract :At the end of Northern-Song dynasty ,soilders of Jin surrounded capital of Northern Song. In order to keep the government ,Song Hui-zong and Song Qin-zong mortgaged royalty women to their enemy. These women suffered rape and injury in Jin’s camps. When Northern Sung dynasty was ended ,the women were forced marching with their Emperors to the north and a lot of them died in the journey. After they arrived in the capital of Jin , they were distributed to washing courts , Emperor’s camps ,Jin’s Generals ,or sold as slАVes and prostitutes.
“靖康之难”是北宋灭亡过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在以往研究中,学者们往往着眼于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意义,对在“靖康之难”中被掳往金国的北宋宫廷、宗室女性的研究很少涉足。除何忠礼先生的《环绕宋高宗生铘母韦氏年龄的若干问题》① 和王曾瑜先生的《宋高宗生铘母韦氏》② 两篇文章对其中个案韦氏进行过研究外,目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尚缺乏总体的揭示和研究。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是史料匮乏。中古时期,女性在历史的记载中没有自己的话语权,而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史书中有关女性的记载都是经过掌握话语权的男性选择过后的结果。为了掩盖“靖康之难”中大量宫廷、宗室妇女遭到凌辱及在金国为奴、为娼的屈辱历史,减少执行投降政策的压力,南宋高宗禁止私人修史;而传统史家为“尊者讳”,在史书中极力回避这一问题,如《三朝北盟会编》中虽然反映了民间女性所遭到的金兵侮辱,有关宫廷和宗室女性的遭遇却不见记载。尽管官方资料极力掩盖、回避这一问题,如果我们披沙拣金,仍能在残存的南宋人笔记中找到可以信赖的史料,由南宋人确庵、耐庵编定的《靖康稗史》就是一本被人长期忽略、极具史料价值的史书。该书辑录了当时尚存的七种笔记,其中《开封府状》、《南征录汇》、《青宫译语》、《呻铘吟语》、《宋俘记》五种笔记从不同角度记载了北宋都城陷落、宫廷宗室女性北迁及北迁后的情况,其内容可与《宋史》、《金史》互证,且能补正史之不足。该书最大的特点是保留了宋、金双方的记载,作者们大都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 1 ] (p2) 由于该书不属于传统史学观念认定的正史范畴,其史料价值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本文立足于对这些尚未开发的史料的甄别使用,力图廓清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
①《文史》第39 期,中华书局1994 年版。
② 《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第608～623 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
一 被掳宫廷、宗室女性的类别、人数、年龄分析
从靖康元年(1126) 十一月金兵第二次包围京城到靖康二年四月张邦昌伪政权建立前,宋徽宗、
宋钦宗及北宋官员一直幻想不惜任何代价、通过斡旋方式保留政权。靖康二年正月二十二日,双方达成协议,该协议规定: (金国) 准免道宗(宋徽宗) 北行,以太子康王、宰相等六人为质,应宋宫廷器物充贡;准免割河(黄河) 以南地及汴京,以帝姬(公主) 两人,宗姬、族姬各四人,宫女二千五百人,女乐等一千五百人,各色工艺三千人,每岁增银绢五百万匹两贡大金;原定亲王、宰相各一人,河外守臣血属,全速遣送,准俟交割后放还;原定犒军金一百万锭、银五百万锭,须于十日内输解无缺。附加条件是:“如不敷数,以帝姬、王妃一人准金一千锭,宗姬一人准金五百锭,族姬一人准金二百锭,宗妇一人准银五百锭,族妇一人准银二百锭,贵戚女一人准银一百锭,任听帅府选择。”[2 ] (p136) 从正月二十八日起,北宋政府开始履行以上协议,按照金人的要求向金军营寨输送女性,最早送去的是蔡京、童贯、王黼家的歌妓各24 人,其中福金帝姬(公主) 作为蔡京家中的女眷也在遣送之列,被送往皇子(斡离不)寨。史载,福金帝姬见到斡离不后“, 战栗无人色”[2 ] (p139) ,斡离不下令奴婢李氏将福金帝姬灌醉,乘机对其实施强暴。福金帝姬是“靖康之难”中第一个被金军统帅蹂躏的宋朝公主。
尽管开封府官员刮地三尺,却无法满足金人的索求。为苟延残喘,宋徽宗、宋钦宗开始拿妇女抵债。开封府官员除对照玉牒将宫廷、宗室妇女全部押往金营外,还搜括京城民女甚至已经嫁人的宫女充数。这些被强行抓来的女性“皆蓬头垢面,不食,作羸病状,觊得免”,而开封府尹徐秉哲为了邀功, 竟“ 自置钗衫、冠插、鲜衣”[3 ] (卷七七,p584) ,将上自嫔御、下及乐户的5 000名妇女盛装打扮送出京城,交付金军。以胜利者自居的金军从选送的5 000名女性中“选收处女三千,余汰入城”[2 ] (p139) ,当然,被淘汰的2 000名女性应属于被金兵糟蹋后由于身体虚弱等原因不便带走而已。
由于无法满足金军索要的金银数目，宋徽宗和皇室成员也没能逃脱这场噩运：二月初七日中午，在金军元帅粘罕、斡离不和上万名骑兵的严密监视下，宋徽宗率妻妾、子婿妇、女奴婢从皇城络绎而出，经内侍指认点验后，“太上后妃、诸王、帝姬皆乘车轿前进；后宫以下，骑卒背负疾驰”。在交接过程中，金兵对其行李也进行了严格检查，凡金银玉帛“不许带往南熏门交割”[4] （卷十五，p948）.随后一些躲藏在民间的宫廷、宗室女性也被金兵陆续搜出，除了死去的女性需要特别注明外，任何与皇室有直接血缘关系哪怕是年仅一岁的儿童都在被掳之列。据《靖康稗史》之三《开封府状》所保存的少量与皇室关系密切的女性资料统计，这些女性的平均年龄在20岁左右。详见下表：
最终金人选定嫔妃83人，王妃24人，帝姬、公主22人，其中皇帝妃折钱加倍，共折合金13万4千锭；嫔御98人、王妾28人、宗姬52人、御女78人、近支宗姬195人，共折合金22万5千5百锭；族姬1241人，共折合金24万8千200锭；宫女479人、采女604人、宗妇2091人，共折合白银158万7千锭；族妇2007人、歌女1314人，折合白银66万4千2百锭；贵戚、官民女3319人，折合白银33万1千9百锭。以上妇女共折合金60万7千7百锭、白银258万3千1百锭[6] （p122）。即便如此，除去已经缴纳的金银数目，北宋政府还欠金人“金三十四万二千七百八十锭、银八十七万一千三百锭”[6] （p121）。这11635名被出卖的女性分别被关押在青城寨（原大梁城南5里，今开封城南）、刘家寺（今开封城外东北）两个金军大营。
二 关押在青城寨、刘家寺女性的遭遇
从被送入金军营寨的那一刻起,这些女性就开始遭到金军将领的蹂躏,她们被迫更换舞衣,给金军将领劝酒,稍有反抗就被当场斩首。二月七日晚,3 名女性被斩首示众;1 人因不堪侮辱,用箭头刺穿喉咙自杀;另有3 名贡女拒不受辱,被金兵用铁竿捅伤,扔在营寨前,血流三日方才死去。斡离不指着这3 名女子的尸体警告王妃、帝姬要以此为鉴,否则同样下场。他们还强令福金帝姬安慰、说服刚到的人梳妆打扮、更换舞衣,供金军将领享乐。不久,保福、仁福、贤福3 名帝姬和2 名皇子妃被折磨而死。在金军将领强迫宋徽宗参加的宴会上,斡离不向宋徽宗提出把富金帝姬嫁给设也马(真珠大王) ,遭到宋徽宗“一女不事二夫”的拒绝。粘罕不胜恼怒,竟下令在场的金军将领每人拉走两名女子,任意发泄。[ 2 ] (p155～156) 为了满足金军将领们的淫铘欲,斡离不甚至下达了“元有孕者,听医官下胎”[2 ] (p154) 的命令。
金军将领如同分配牲畜一样瓜分这些特殊的战利品。在第一批被押解到金营的妇女中“, 国相(粘罕、斡离不) 自取数十人,诸将自谋克以上各赐数人,谋克以下间赐一二人”[2 ] (p139) ,其后随着宫廷、宗室、贡女的陆续到来,除选定贡女3 000人以外,金国朝廷“犒赏妇女一千四百人,二帅侍女各一百人”[2 ] (p154) 。到金军撤离,粘罕、斡离不领人观看从京城搬运北宋皇宫的器物时,身边已是“左右姬侍各数百, 秀曼光丽, 紫帻青袍, 金束带为饰”[3 ] (p623) 。同时,分赃不均也引发了金军将领的内部矛盾:万户赛里指使千户国禄都投书帅府,申述他的弟弟野利已经和多富帝姬定情,要求元帅府归还多富帝姬。两位元帅听后勃然大怒,将野利斩首。[ 2 ] (p160)守城千户陆笃诜杀死哥哥尚富皂,起因也是因为尚富皂奸铘污了陆笃诜抢来的宗室妇女。[2 ] (p170)在金军将领的淫铘威之下“, 各寨妇女死亡相继”[2 ] (p156) 。
也有个别王妃不甘接受这样的屈辱,与金军将领发生争执。斡离不理直气壮地说:“汝是千锭金买来,敢不从!”王妃争辩道:“谁所卖? 谁得金?”斡离不回答“: 汝家太上有手敕,皇帝有手约,准犒军金。”该王妃还幻想自己身分尊贵,不在受辱之列“, 谁须犒军? 谁令抵准?我身岂能受辱?”斡离不反诘道“: 汝家太上宫女数千,取诸民间,尚非抵准? 今既失国,汝即民妇,循例入贡,亦是本分。况属抵准,不愈汝家徒取?”倾巢之下,岂有完卵。在金军血腥残铘暴和皇帝懦弱无能的现实下, 这位想捍卫贞节的王妃最终也“语塞气恧”[2] (p174～175) ,只能忍气吞声、任人摆布。
三 押解途中北宋后妃及宗室女性的遭遇
据《宋俘记》记载,从靖康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起,北宋后妃及宗室女性被分作7 批押往金国都城上铘京(今黑龙江阿城市) ,途中历时1～2 个月,除忍饥挨冻、风餐露宿外,她们既要克服身体的特殊状况(月铘经或怀铘孕) ,而且随时还会遭到押解官员的骚扰和侮辱。
《青宫译语》完整地记载了第二批押解女性从东京出发到上铘京的全过程，从她们的经历可以比照其它六批女性的遭遇：靖康二年三月二十八日，韦妃（宋高宗的母亲）、邢妃（宋高宗的皇后）、朱妃（郓王之妻），福金、嬛嬛两位帝姬和两位皇子在真珠大王、千户国禄和5000名金兵的押解下北迁。二十九日，邢朱二妃、二帝姬因“坠马损胎”[7](p177)。四月初一日，她们与宝山大王押解的第三批女性宋钦宗的朱皇后和朱慎妃等人会合。四月二日，行程途中，国禄先后猥亵朱妃、朱皇后，随后与嬛嬛帝姬同骑一马。盖天大王见色起心，杀国禄，弃尸于河，妄图霸占嬛嬛帝姬，被真珠大王阻止后，又把凌辱的矛头指向邢妃，“邢妃以盖天相逼，欲自尽”[7](p178)。十一日到达真定府（治今河北正定县)后，金军将领听说朱妃、朱慎妃擅长填词歌咏,逼铘迫朱妃、朱慎妃为他们填词演唱。两人无奈，就填词哀叹自己生不如死的悲惨处境，其中一首为：“昔居天上兮，珠宫玉阙，今居草莽兮，青衫泪湿。屈身辱志兮，恨难雪，归泉下兮，愁绝。”[7](p179)四月十九日，真珠大王强娶富金帝姬为妾，大摆宴席，邀请北宋后妃参加。四月二十九日，真珠大王押解韦妃等先行，与盖天大王分别，盖天大王“送至三里外，怅然而别”[7](p182)，对这些女性仍心存觊觎。从燕山登程以后，进入沙漠，路绝人烟，金人日行150里，壮年男子都感到疲于奔命，这些女俘们更是苦不堪言。过兔儿涡（今辽宁北镇县境内）、梁鱼涡（今辽宁新平县东南）沼泽地时，尽管她们躺在骆驼、马匹两侧的兜袋里，衣服也全部湿透，“地狱之苦，无加于此”[7](p185)，以致人皆病困，直到十几天后到达乌舍（今吉林农安县东北）时，病者才死里逃生。然而，等待她们的是更悲惨的命运。除富金帝姬等4人被赐给真珠大王为妾、陈桃花等4人赐给真珠大王为奴婢外，韦氏、邢氏等18人被遣送到洗衣院。
由于史料缺乏而不能进行完全统计，从第一批押解的情况可以大致看出有大批女性死于押解途中：第一批被押解的人员中有宗室妇女3400多人，她们三月二十七日从青城寨出发，由于途中“长途鞍马，风雨饥寒，死亡枕藉，妇稚不能骑者，沿途委弃”，“十人九病”，[8](p1⑨8)有1500名妇女在途中死亡。[9](p244)四月二十七日到达燕山时，仅存妇女1900余人，死亡率为44%，到达上铘京的死亡率应在50%以上。至于民间贡女，其处境更是惨不忍睹。固新押解贡女3180人、诸色目人3412人从青城寨出发，四月初八到达相州（今河南安阳），由于连日下雨，贡女所乘的车大多已经破漏，她们被迫到金兵的营帐中避雨，结果遭到金兵的轮铘奸，以致“多嬲毙”[8](p194)。被掠者每日以泪洗面，而金军将领皆“拥妇女，恣酒肉，弄管弦，喜乐无极”[8](p195)。
四、总体结局
这些女性在途中受尽屈辱和折磨后，最终到达上铘京。她们被强行遣送到洗衣院、御寨或分给金军将领，有的甚至沦落为娼。金朝统铘治者不仅自己享用这些战利品，还把她们赐给南宋出使金朝的大臣以示侮辱。天会六年(1128)正月，南宋使者王伦等出使云中，被金国扣押，粘罕赏赐王伦内夫人及宗女四人，甚至还赏赐随行使者朱绩一位宗室女。朱绩因不接受赏赐，竟被粘罕处死。[8](p206)
天会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北宋宫廷的后妃及宗室女性们经历了她们北迁以后最耻辱的一幕。作为战俘，金朝皇帝命令宋徽宗、宋钦宗、两位皇后、皇子和宗室妇女改换金人服饰，拜谒金人的祖庙。史载“后妃等入宫，赐沐有顷，宣郑、朱二后归第。已，易胡服出，妇女近千人赐禁近，犹肉袒。韦、邢二后以下三百人留洗衣院”[8](p209)。发送前，金国统铘治者再次命令20名医官对暂不发送的94名宫眷“孕者下胎，病者调治，以备选进”[8](p211)。从字面看“洗衣院”好像是洗衣的机构，其实不然。从与韦氏一同被遣送到洗衣院的朱风英、赵嬛嬛第二天“并蒙幸御”[7](p191)来看，洗衣院实际上是供金国皇帝消遣的场所。由于当时南宋与金处于交战状态，金人将韦氏、邢氏送入洗衣院以示对宋朝皇帝的侮辱。在异族统铘治者的众目睽睽下，宫廷、宗室妇女遭受的集体侮辱使钦宗的朱皇后感到绝望，面对金朝统铘治者的野蛮暴行，作为战败民铘族女性的代表，为了捍卫自己和所代表民铘族的女性的尊严，履行母仪天下的职责，她选择了以死抗争。受降仪式结束后，朱皇后即“归第自缢”，被人发现后救活，她“仍投水薨”。[8](p209)在所有北迁的女性中，朱皇后最具有反抗精神，她的这种刚烈行为其后还得到了金人的褒扬。金世宗下诏称赞她“怀清履洁，得一以贞。众醉独醒，不屈其节”[8](p217)，追封她为“靖康郡贞节夫人”。这无疑是对徽、钦两位皇帝和大多数宋朝皇族宗室苟且偷生的最大嘲讽。
宋徽宗在世的21名公主中，除死于刘家寺的保福帝姬、仁福帝姬和贤福帝姬3人外，富金帝姬被真珠大王强迫为妾、惠福帝姬被宝山大王聘为妾，剩下的16人中没入洗衣院的9人、遣送到各大营寨的6人、云中御寨者1人。[9](p274～278)
宋徽宗的皇后皇妃5人，郑皇后和其它3位皇妃一同和宋徽宗迁至五国城（今黑龙江伊兰县），韦氏流落洗衣院。嫔位的31名女性中，4名移居额鲁观寨，4名移居萧庆寨，3名移居葛思美寨，其它20人随宋徽宗第四批北行，3人生子，其余人员情况不明。其它封号的108人中，其中婕妤、才人、贵人、美人41人，先入青城寨，跟随第五批北行，曹小佛移居葛思美寨，到燕山以后，新王婕妤等5人归宋徽宗，其余35人居燕山御寨，至上铘京以后此35人又被分散，奚拂拂等10人入洗衣院，莫青莲等21人分别入斜也、讹里拐⒋镪恪六^母、希尹、兀术及诸郎君寨，邱巧云等4人死于途中。至于国夫人、郡夫人、夫人封号者67人，李春燕被金人赏赐给张邦昌，陈桃花等4人归真珠大王寨，郑佛保等4人归宝山大王寨，霍小风等2人归高庆裔寨，郑巧巧等2人归余覩寨，王猫儿等4人归兀室寨，费兰姑等4人入娄宿寨，沈金男等2人归刘思寨，韦月姑等44人第七批北行，途中死亡11人，其余33人归云中御寨。[9](p254～261)
除柔嘉公主随宋钦宗至五国城外，其它29名皇孙女，死于寿圣院及途中的14人，过沼泽地时被水淹死的4人，没入洗衣院的6人。剩下的5人中，肃王的女儿玉嫱被封为帝姬，景王的女儿嫁给了韩昉的儿子，益王的女儿嫁给了克锡的儿子，其余2人下落不明。[9](p284～285)
宋钦宗1后1妃，朱皇后死于上铘京，朱慎妃随至五国城。10名有封号的姬妾，其中4人入真珠大王寨，卢顺淑等4人入宝山大王寨，郑庆云等2人到燕山以后归宋钦宗，流落至五国城。另外作为奴婢封职的27位，其中6人途中淹死，1人自刎，2人病死，顾顽童等3人归宝山大王寨，杨调儿等2人被赏赐给真珠大王，朱淑媛等13人入洗衣院。[9](p263～266)
34名皇子妃中，第二批北行者5人，3人发配到洗衣院（其中高宗皇后邢氏、田春螺死于洗衣院，朱风英后至五国城），1人配真珠大王，1人封绍兴郡夫人。第三批北行者1人，先入宝山大王寨，后敕配伪建安郡王赵梴。第五批北行者28人，入洗衣院者9人，其中4人于天眷十三年迁往五国城，另外5人死于洗衣院；被遣送到各大营寨者10人，赐给伪相国李浩为妾者1人，另外8人无考。可见，在34名皇子妃中，除8人下落不明外，绝大多数女性仍然被遣送到各大营寨（12人）和洗衣院（12人）。[9](p278～283)
史书留下的有关宗室记载，惟有燕王赵俣、越王赵偲、义和郡王赵有奕三支。其中燕王妻至五国城，妾2人入洗衣院，儿媳4人、女儿及孙女6人中，只有女儿赵飞燕被封为次妃，其余下落不明。越王赵偲，妻殁于韩州；妾2，1殁于燕山御寨，1殁于洗衣院；儿媳6人，女儿3人，孙女1人，其中女儿檀香入宫为夫人，儿媳陈艳入兀术寨，其余下落不明。郡王赵有奕妻殁于道。[9](p286～288)由于宗室女被没入洗衣院或分给参加侵略战争的金军各级首领，她们的处境各不相同，“妇女分入大家，不顾名节，犹有生理，分给谋克以下，十人九娼，名节既丧，身命亦亡”，金国一个铁匠竟以“八金”的价格买下一位兼有“亲王女孙、相国侄妇、进士夫人”三种身分的女性。这些女性“甫出乐户，即登鬼录”，[8](p199)命运大致相同。
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在对北宋宫廷、宗室女性的瓜分中，获益最多的是金朝统铘治者。首先是金朝皇帝，占有被送到洗衣院和各大御寨的女性；其次是发动战争的军事贵铘族，粘罕、斡离不在离开北宋都城前身边女性已达百人以上，到上铘京以后，他们又参与了对押解到上铘京妇女的再分配；再者是参加战争的各族军事首领，据以上有限、具体的数字统计，遣送到各大营寨的女性：额鲁观寨4名，萧庆寨4名，葛思美寨4名，真珠大王寨11名，宝山大王寨12名，高庆裔寨2名，余覩寨2名，兀室寨4名，娄宿寨4名，刘思寨2名。
随着南宋抗金力量的不断增强和宋金议和的进展，这些被掳女性的处境稍有改变，少数宗室女性被召入金国的皇宫，也有一些女性嫁给了金国贵铘族，还有个别女性作为金国的友好使者远嫁异域，如在金国出生的全福帝姬嫁给了西夏国的李敦复。就整体而言，除了绍兴十二年(1142)五月伴随宋徽宗、郑皇后、邢氏的梓宫南归的宋高宗的母亲韦氏外，其它女性全都留在金国。正隆六年(1161)七月完颜亮南侵之前，杀掉辽朝后裔耶律氏和宋朝子男130余人。此时距“靖康之难”已30余年，从年龄上推算，这些女性大多已经在30～50岁之间，最小的也在30岁以上，她们或已客死异乡，或已人老珠黄被人抛弃了。
“靖康之难”中，北宋后宫嫔妃、宗室妇女全部被掳往北方为奴为娼的历史，既是南宋人难以启齿的耻辱，也是激励南宋人抵抗金兵南下的动力。对于南宋道学家来讲，这场灾难也给他们敲响了警钟：在民铘族矛盾异常尖锐的南宋时期，金军的频繁入侵随时都会使女性们遭到贞节不保的噩运。如何铘在战场失利的情况下保住妇女的贞节成了道学家们关注的问题，他们舍弃北宋时期重生存轻贞节的观念，提倡妇女舍生命保贞节，这种观念也逐渐被士大夫们所接受。经过道学家们的反复说教和统铘治者的大力宣传，到了明清之际，女性的社会活动和生存空间日益缩小，而标榜她们殉节的贞节牌坊却日益增多，在生存与贞节之间，女性们除了殉节外已别无选择。
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战败国的女性成为占领者的战利品和蹂躏的对象，她们不仅要承担国破家亡的精神痛苦，还要承担身体被辱的身体痛苦、受人歧视的心理压力，胜利者为了掩盖暴行而篡改历史，亡铘国者为了掩盖屈辱而隐瞒历史，被掳往金国的北宋后妃及宗室女性在历史记载中就这样被忽略了，而资料的缺乏又使得这一历史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被遗忘。
这近万名宋朝皇后后妃公主宗室女宗室女眷等贵族女子尚且如此悲惨，宋朝中原广大地区的百姓以及宋朝南方部分地区的百姓被外敌金人祸害，其惨状更甚。
宋朝时期，金国奴隶制，金人大肆杀掠中原与南方的华夏人，并且把幸存的各地华夏人掳掠为奴隶：
辛未，金左副元帅宗翰，命诸路州县同以是日大索南人及拘之于路；至癸酉，罢籍客户，拘之入官；至次年春，尽以铁索锁之云中，于耳上刺官字以志之，散养民间。既而立价卖之，馀者驱之夏国以易马，亦有卖于蒙古、室韦、高丽之域者。时金既立刘豫，复以旧河为界，宗翰恐两河陷没士庶非本土之人，逃归豫地，故有是举。
在完颜阿骨打（旻）起兵抗辽之初，生女真社会很明显地存在着三个阶级：一是奴隶，即“奴婢、部曲*；二是平民，即“庶人”；三是奴隶主贵族，即“有官者”⑩。金朝灭辽破宋，进据中原后，落后的奴隶制经济规律不可能自行消灭，而是依然在广大的高度发展的封建文明地区起着反动和例退的作用。
很多汉人被金军抓去当奴隶，用铁索锁住，耳朵上刺“官“字，立价出售，在燕山府等地甚至专设买卖权隶的市场。驱掳的汉人过多，就大批大批地坑杀，或者转卖到西夏、蒙古、室韦和高丽。奴隶价格极为低廉，十个被俘的奴隶，到西夏只能换得一匹马⑾。女真贵族还大放高利贷，“下令欠债者以人口折还”，使很多入沦为债务奴隶⑿，有时则干脆“豪压贫民为奴”⒀。按照女真社会的法律，罪犯的家属可以充当奴隶。在金朝户籍中，“凡没入官良人，隶宫籍监，为监户；没入官奴婢，隶太府监，为官户”。此外，还有属于私人的“奴婢户”。这些都算是金朝的正式户名⒁。在奴隶制下，奴隶的来源不外有战俘奴隶、罪犯奴隶、债务奴隶等等，金朝初期几乎是应有尽有。贪婪的女真贵族通过军事、政治、经济等手段，部分地破坏了中原农业社会固有的土地租佃关系，而扩大其奴隶制经济。
金朝前期，很多女真贵族都是拥有几百名以至成千上万名的奴隶⒂。金廷也往往以成百名、上千名的奴隶，赏赐给女真贵族⒃。由于奴隶数量很大，在社会成员中占有相当的比例，金朝进行户口的“通检推排”时，规定必须“验土地、牛具、奴脾之数”⒄，奴婢和土地、牛具一样，成为各户财产登记的重要项目。奴隶主们把奴婢和金、银、羊、马同等看待，用作博戏时的赌注⒅。贵人们死后，还有“生焚所宠奴婢”殉葬的残酷陋习⒆。金军中拥有大量奴隶，缺乏军粮时，奴婢居然也和骡、马一样被杀戮作食⒇，真是惨无人道到极点。
⑩《金史》卷2《太祖记》。
⑾《会编》卷98《燕云录》，《要录》卷40建炎四年十二月未，《靖康稗史笺证·呻吟语》。
⑿《要录》卷132绍兴九年秋。
⒀《金史》卷84《耨碗温敦思忠传》。
⒁《会编》卷3，《金史》卷15《刑志》，卷46《食货志》。
⒂《金史》卷46《食贷志》载，金世宗在金海陵王末年，尚有“奴婢万数”。《金史》卷80《突合速传》说，完颜突合速有二千名奴隶。
⒃参见《金史》卷72《彀英传》，卷77《宗弼传》，卷80《济安传》，卷82《乌延吾里补传》。
⒄《金史》卷46《食货志》。
⒅《说乳》卷101洪遵《谱双》。
⒆《会编》卷3。
⒇《会编》卷215《征蒙记》。
女真贵族宣称“搜山检海已毕”，④又残酷地进行焚戮，用以发泄其气恼和兽性。最先遭殃的是明州，州城里的居民基本杀光，除东南角的几所佛寺外，房屋也全部烧成灰烬。金军又派兵四出，在整个州境搜剔杀掠，即使是人人迹罕至的深山穷谷，也罹其荼毒。接着，金军又在临安府城纵火，连烧三天三夜，烟焰不绝。临安府在南宋初几经兵燹，户口只剩下十分之二、三。⑤在平江府，纵横百余里的大火，五天方灭。金军的杀掠，加之官军的骚扰，建炎四年夏季的瘟疫，平江府人民丧生者近五十万，只有十分之一、二的人口幸免于难。⑥ 此次金兵渡江，东路军所蹂躏的面积比西路军小，约为两浙路的一半和江东路的一角，但这个地区却是宋朝最丰膄的谷仓，是当时全世界最富庶的地区，饱受了如此酷烈的战祸，非短时期所能恢复。
④《要录》卷31建炎四年二月丙子。
⑤临安府户口的变化参见《宋会要》食货38之19，《要录》卷173绍兴二十六年七月丁巳。
⑥金军北撤时的破坏，参见《要录》卷31，卷32，《挥麈后录》卷9，卷10，范成大《吴郡志》卷1《户口税租》。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卷二六》记载，宋高宗在给金人的“乞哀”中说：前者连奉书，愿削去旧号，是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尊无二上，亦何必劳师远涉而后为快哉。
金军南下跨过长江，搜山检海捉赵构。
1129年,完颜兀术仅率领两万金兵,过长江追捉宋高宗赵构。素不习水战的金军甚至追上大海。天会七年（1129年，金太宗年号）兀术率军南下，五月奔袭扬州，赵构南逃；十月，兀术率军直趋江浙；十一月，在和州大破宋军，强渡长江，直逼建康（今南京）城下，赵构逃往杭州；兀术紧追不舍，连下广德、安吉等地，勇闯天险独松岭，十二月又克杭州，赵构又逃往越州（今绍兴）；兀术驻兵杭州，不给赵构以喘息的机会，命先锋阿里、浦卢浑率4000千轻骑追袭，兵未发已闻赵构又逃往明州（今宁波），金兵便巧渡曹娥江大败宋将张俊，攻克明州；至此，吓破了胆的赵构已无处可逃，只好乘船亡命海上；金兵入海又追了300余里，由于不习水战，追之不及而还。
这次金兀术领兵追赵构，跨江河，越天险，破关隘，捣城池，搜山川，入大海，无坚不摧，无敌不克。时间之短，战线之长，地域之广，都出人意料，金人称之为“搜山检海”捉赵构。此役大大振奋金国朝野，使兀术一战成名。
《续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五：“
绍兴十二年（金皇统二年）
签书枢密院何铸、知合门事曹勋进誓表于金。
表曰：“臣构言：今来画疆，合以淮水中流为界，西有唐、邓州，割属上国。自邓州西四十里并南四十里为界属邓州，其四十里外并西南尽属光化军，为【敝邑】沿边州城。既蒙恩造，许备籓方，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称贺不绝。岁贡银绢二十五万两匹，自壬戌年为始，每春季差人搬送至泗州交纳。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坠命亡氏，踣其国家。臣今既进誓表，伏望上国蚤降誓诏，庶使敝邑永有凭焉。”
面对靖康之耻这奇耻大辱，宋朝竟然仍称臣纳贡于金。 而且，后来宋朝没能报仇。后来是蒙古打垮了金，掳走了金人皇族宗室，而南宋只得了金末代皇帝的尸体，与靖康之耻比，完全不足以报仇，而且南宋连中原都没能收复。
连宋人写的《蒙鞑备録》也承认是蒙古打垮的金人，是蒙古打的金人“竭国中精锐……罄金虏百年兵力，消折溃散殆尽，其国遂衰”。
《蒙鞑备録》：忒没真（铁木真）忿其欺凌，以此犯边，边州悉败死，长驱犯燕……（金）虏军臣因其陷西京，始大惊恐，乃竭国中精锐，以忽杀虎元帅统马、步五十万迎击之，（金）虏大败。又再刷山东、河北等处及随驾护卫等人马三十万，令高琪为大元帅，再败。是以鞑人迫于燕京城下。是战也，罄金虏百年兵力，消折溃散殆尽，其国遂衰。后来凡围河北、山东北诸州等处，虏皆不敢撄其锋。
之后，蒙元灭宋，宋朝称侄纳贡、称侄孙、称臣纳贡以求和，蒙元仍然灭了宋朝。
《宋史》卷四十七 本纪第四十七：“
陆秀夫等至大元军中，求称侄纳币，不从；称侄孙，不从。戊辰，还。太皇太后命用臣礼。己巳，嘉兴守刘汉杰以城降。庚午，同签书枢密院事黄镛、参知政事陈文龙遁。以谢堂为两浙镇抚大使，文天祥知临安府，全永坚浙东抚谕使。辛未，命吴坚为左丞相兼枢密使，常楙参知政事。日午，宣麻慈元殿，文班止六人。诸关兵尽溃。
遣监察御史刘岊奉表称臣，上大元皇帝尊号曰仁明神武皇帝，岁奉银绢二十五万，乞存境土以奉蒸尝……
甲申，大元兵至皋亭山，遣监察御史杨应奎上传国玺降，其表曰："宋国主臣谨百拜奉表言，臣眇然幼冲，遭家多难，权奸似道背盟误国，至勤兴师问罪。臣非不能迁避，以求苟全，今天命有归，臣将焉往。谨奉太皇太后命，削去帝号，以两浙、福建、江东西、湖南、二广、两淮、四川见存州郡，悉上圣朝，为宗社生灵祈哀请命。伏望圣慈垂念，不忍臣三百余年宗社遽至陨绝，曲赐存全，则赵氏子孙，世世有赖，不敢弭忘。"
宋朝仍然是古代自然经济。宋朝的商品经济远不如明朝发达。
事实上，宋朝没有经济革命。历史学家、经济史大家李伯重的《“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彻底否定了"宋代经济革命说"这种观点。文章指出宋朝并没有出现可以称为"革命"的重大变化。宋朝经济革命只不过是一个"虚像"而已。
事实上，宋朝远不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富裕的朝代。宋朝穷，宋朝远没有富裕到大家都懒得打仗。 而且宋朝可不是花点钱给北方的游牧民族买个平安，宋朝可是被外敌金人、蒙古打的连中原、南方这汉人核心疆域都丢了，还收复不了。
宋朝这可不是花点钱。宋朝长期被外敌辽占着幽云十几州的地盘与大量经济产出，辽不称臣于宋，宋还要长期倒贴岁币给辽。而且宋没有幽云十几州，宋养着大量军队、还频繁调动，花费比打仗的花费还大。 这正负两方面，宋朝损失大了。
宋朝被金长期占着中原的地盘与大量经济产出，金不称臣于宋，宋还要称臣于金，还要长期倒贴岁币给金。 宋朝这损失太大了，连中原这汉人根本之地都损失了。
还有人阿Q般的幻想宋朝通过贸易赚回了岁币的。然而，宋朝贸易并没有把岁币都换回来，而是只换回其中一部分。 而且，宋朝的敌人辽、金也对边境贸易收税，从边境贸易中获利。 而宋朝仍然要白白长期送岁币给辽、金。 宋朝那是用自己有价值的财物换回岁币的一部分，并不是赚回。等于是宋朝白白把自己的有价值的财物给了辽、金。
宋朝各项收入里，农业税仍然是最多的，而商税连前三都排不进。有些人把工商业专卖收入算作商税，来说宋朝商税占总收入的大部分，然而，按照这种算法，在宋朝之前的朝代，就已经有中国其他朝代实现了商税占总收入的大部分了。
通过对外贸易赚回大量白银，那是明朝的事。
而宋朝通过海上对外贸易输入宋朝的白银不多。 陆上对外贸易，连每年给辽、金的岁币里的白衣都没能全换回来。而且那是用宋朝的有价值的商品换回宋朝每年白给辽、金的岁币，等于宋朝每年白给辽、金财物、白银，仍然是损失，不是赚。
查资料，宋朝（包括南宋）往外国出口赚回的白银并不多。反倒是铜钱大量外流严重损害了宋朝经济。 别人把宋朝铜钱熔了做铜器，能获利十倍。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八十三 熙寧十年（丁巳，1077）：“銷錢以為器者利至於十倍”。
《宋史》志第一百三十三 记载：“患在于钱之荒，而不在于钱之积。夫钱贵则物宜贱，今物与钱俱重，此一世之所共忧也。蕃舶巨艘，形若山岳，乘风驾浪，深入遐陬。贩于中国者皆浮靡无用之异物，而泄于外夷者乃国家富贵之操柄。所得几何，所失者不可胜计矣。”
有宋吹把四大发明伪造成三个是宋朝发明的，或者伪造成三个是宋朝兴起的。然而事实是，四大发明至少三个不是宋朝发明的，而且四大发明至少三个不是宋朝兴起的。
指南针的发明早于宋朝，造纸术的发明不晚于汉朝，火药的发明不晚于唐朝，这三个显然不是宋朝发明的。 而印刷术，要看你说的是雕版印刷术还是活字印刷术。雕版印刷术是唐朝发明的，并且在唐朝后期广泛使用。活字印刷术才是宋朝发明的。但宋朝广泛使用的仍然是雕版印刷术。北宋已经发明活字印刷术，然而无论北宋还是南宋，都没有广泛使用活字印刷术。
至于四大发明的兴起：造纸术兴起于汉朝；印刷术里的雕版印刷术兴起于唐朝后期，活字印刷术虽然发明于宋朝，但不是兴起于宋朝；火药，在唐末五代已经开始用于军事，明朝才出现大规模的火枪、火炮部队，火药是兴起于明朝。四大发明里，只有指南针是兴起于宋朝的。
保甲制始于宋朝王安石变法， 但在元代从未实行过。元代实行的是村社制，且社长亦非北人，而是由本地土著推举德高望重之人，其职责乃是协助政府完粮纳税、公布朝廷政令、教化民众。
宋朝实际有大量事实上的部曲、奴隶、奴婢。 宋朝的佃户、客户的实际处境与前代的部曲、奴婢一样，甚至比之前的部曲、奴婢更差。
宋朝比起之前管控百姓更狠，一来宋朝阶层固化，二来宋朝官吏集团扩大数十倍。
宋朝有路引制，只不过改了个名字，叫做“凭由”。宋吹所谓的无过所、无路引，然而宋朝有“凭由”，相当于过所、路引。
宋朝人不但没有迁徙之自由，反而被管控的更严苛。
宋朝初期对农民流动的管控限制比之前的朝代要严苛，后面到宋仁宗才假惺惺形式的说 客户起源……商量去处，但是实际客户仍然控制在主人手里。
从《宋会要》来看：私下分田客非时不得起移，如主人发遣，给予凭由，方许别住。多被主人折勒，不放起移。
《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商业史》。宋朝士绅官僚垄断了市场，民间商业资本流动消失，中国商业走向另一个体系。而同一时期欧洲出现了第一个民选之城；比萨城。又出现了一个自由独立的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它们出现的基础是，市场经济下的公民意识。
《欧洲文明进程》。自由的商业催生自由的城市，自由的城市催生了独立自主的大学和真正意义上的法庭，而大学催生了自由的思想，自由的商业和自由思想在加入公民契约的法律是走向现代社会的基石。而宋朝士绅必须依附皇权，出现了皇权和士绅阶层垄断的政治经济体制。
11.12世纪是中西文明的大分流，宋朝在社会制度上开始走向保守，而欧洲开始在创新。欧洲在此时出现了自由民、自治城市、私人财产法、对君王权利的限制等法权思想，但在同一时期的宋朝，士绅阶层与皇权专制不断加强，不可能出现法权萌芽也不可能出现市场经济下的公民意识。
北宋、南宋的治国者用更加严酷方式来维持秩序，经济政策趋向保守，最终必然走向死胡同。
有人吹宋朝GDP占世界GDP百分比，然而，在各朝代GDP占世界GDP百分比里，宋朝反而是个低谷。
根据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宋朝的GDP占世界的22.7% ，看其它朝代GDP占世界的比重：
汉朝，占26.2%；
明朝公元1500年，占25%；
明朝公元1600年，占29.1%；
清朝公元1820年，占32.9%；
相比较下，宋朝GDP的比重反而较低，是个低谷。
某些宋吹伪造宋朝对平民多么好。而事实是，宋朝对平民庶民更加严厉，宋朝士绅阶层与皇权压制平民庶民更加严重。
某些宋吹伪造的“不要求强制兵役，不要求强制为国家劳动，只要交钱就可以了……” 错的非常可笑。
而事实是，宋朝抓壮丁、强制兵役劳役，宋朝强制百姓为国家劳动。 宋朝额外加收“免役钱”之后并不免除百姓的徭役，宋朝百姓多交了钱财之后，反而仍然要服徭役。宋朝不仅强制百姓为国家、官员、士绅阶层劳动，而且是要百姓多交了钱财、多交了“免役钱”之后，仍然不免役，仍然要服徭役。
宋朝那所谓的纸币交子实际是个缺乏贵金属货币+专制政权凑在一起搞出来的怪胎。
交子产生的原因跟交易额大不大基本上没啥关系，而是因为北宋征服四川以后刻意在四川实行歧视性和掠夺性的经济政策，禁止四川人用铜钱，只能用价值密度更低的铁钱，川人没办法才发明交子
交子被北宋政府拿过去之后不到二十年就毫无信誉可言了，仁宗庆历年间，益州交子务便在陕西无钞本发行交子六十万贯，以支付对西夏作战之粮草费；宋神宗熙宁年间，“时交子给多而钱不足，致价太贱，既而竟无实钱，法不可行。”不得不“罢陕西交子法”；哲宗以后，宋廷发交子连脸都不要了，直接抛弃准备金，““绍圣以后，界率增造，以给陕西沿边籴买及募兵之用，少者数十万缗，多者或至数百万缗；而成都之用，又请印造，故每岁书放亦无定数。”到了宋徽宗崇宁年间，交子完全成了废纸，不得不废除，改换名头曰”钱引“。
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记载宋朝慢于农政，不及时修筑水利，导致宋朝东南的水利、农业反而不如五代时期，失东南之大利，“五代羣雄争霸之时，本国岁饥，则乞籴于邻国，故各兴农利，自至丰足。江南旧有圩田，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涝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涝不及，为农美利。又浙西地卑，常苦水沴。虽有沟河，可以通海，惟时开导，则潮泥不得而堙之。虽有堤塘，可以御患，惟时修固，则无摧坏。臣知苏州日，点检簿书，一州之田，系出税者三万四千顷。中稔之利，每亩得米二石至三石。计出米七百余万石。东南每岁上供之数六百万石，乃一州所出。臣询访高年，则云曩时两浙未归朝廷，苏州有营田军四都，共七八千人，专为田事，导河筑堤，以减水患。于时民间钱五十文籴白米一石。【自皇朝（宋朝）一统，江南不稔则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则取之淮南，故慢于农政，不复修举。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大半隳废，失东南之大利。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文足。至一贯文省，比于当时，其贵十倍，而民不得不困，国不得不虚矣。】”
欧阳修《原弊》记载宋朝：“今乃不然，耕者，不复督其力；用者，不复计其出入。一岁之耕供公仅足，而民食不过数月。甚者，场功甫毕，簸糠麸而食秕稗，或采橡实、畜菜根以延冬春。不幸一水旱，则相枕为饿殍。此甚可叹也！”
宋代立国之初的一系列法制，称“祖宗家法”，誓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文官待遇之优渥，超越历代。宋代实行“益俸制”和“职田制”，想方设法增加官员俸禄。京官除了有数倍于前朝的薪水（正俸）外，还有用来做春冬服的绫罗绸缎、供养仆人的衣粮、禄粟、茶酒厨料、炭、盐、职钱、折食钱、茶汤钱等；外官除薪水外，还有数倍于薪水的各种补贴以及职田（归官员所有的田地）。这些都是为解除官员的后顾之忧，让其一心一意为朝廷做事。然而，宋朝高薪养廉的结果却是“文官爱钱，武官怕死”。宋代官员以“不贪为怪”，有的利用职权普遍经商，且强买强卖，偷税漏税，有的卖官鬻爵甚至贩卖人口，种种腐败行为令人触目惊心。王安石也把加薪作为治贪的手段，但最终不得不承认“良吏实寡，赇取如故”。
宋朝的岁入的增加，究其根本，是宋税赋极其之重。包拯就说：“天下税籍有常，今则岁入倍多者，祖宗世输税只收本色，自后每从折变之故”，一语道破北宋疆土不及汉唐、岁入却倍之的原因是：政丅府利用其赋税之权，在实物赋税的时候低估物值，反复折腾，进行盘剥。包拯举的一个例子是陈州。本色为麦，但朝廷突然改令以货币地租，以市价，斗麦50文，而朝廷令斗麦折100文，附加脚钱20文、仓耗20文，等于斗麦140文，相当于本色的几乎三倍。（转引自《中国史纲要》）而此一法，还仅为两宋盘剥之术九牛之一毛。
有宋一朝，代代都是敛财高手。确实，各朝都重视“理财”，拼命扩大岁入来弥补其日益庞大的冗兵、冗官、冗吏。至王安石变法前，有宋岁入较国家初建时增加六倍，而国库反而从有赢余变为大亏空。以国营工商业等形式与民争利自然是一条生财之路，但另一方面，压榨农耕上最后一点油水乃是恒道。即使是王氏的变法新政，如青苗方田农田水利等法，也是从农业上赋税上下工夫，新政的主要政策仍然是从农业经济的角度出发的，这也说明了有宋一代以农赋为国家之本的思路并无改变。然而种种措施仍然无法挽回宋政丅府积贫的局面。而贫富不均、兼并横行，小民不堪生计，倒成了有宋一朝的一种恒态。从王小波到杨幺，“均贫富”是反抗者必有的口号。
宋室南渡后，情况愈演愈烈。叶水心说：“蔡京变钞法以后，比熙宁又再倍。渡江以至于今，其所入财赋，视宣和又再倍”。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说：“盖用民力，已超唐十倍，民安得不困”。宋的赋税，苛烈亘古所未闻，也为后世历代所绝无。只举一个例子：宋的正税之一是“身丁钱”（北宋在南方征收，南宋在全境征收），也就是人头税。然而，唐中期以后搞两税法，人头税已经被摊到夏秋两税里了。宋朝沿袭两税法，本身已经含有人头税，然而，宋朝却在此又征一道，从20岁征到60岁。有些地方，甚至从几岁之童征到已死之人。如此税外加税的搞法，民何以堪？
宋朝人民活得比任何朝代都苦！宋朝是官员的天堂，却是广大百姓的地狱！
八股文起源于宋朝。
海禁也起源于宋朝。
部分内容转自张邦炜的文章《不必美化赵宋王朝——宋代顶峰论献疑》。
宋朝“民间苦赋重”，“王税何由备？”
学者赵翼指出宋朝“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此宋制之不可为法者也。”“民之生于是时者，不知何以为生也。”
不必查阅卷帙浩繁的《全宋诗》，仅在钱钟书《宋诗选注》中就有宋代百姓苦难的大量证据。
北宋王安石《河北民》曰：“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老小相依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悲愁天地白日昏，路傍过者无颜色。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
刘攽《江南田家》云：“官家不爱农，农贫弥自忙。尽力泥水间，肤甲皆疥疮。未知秋成期，尚足输太仓。”
南宋徐照《促促词》曰：“东家欢欲歌，西家悲欲哭。丈夫力耕长忍饥，老妇勤织长无衣。”
戴复古《庚子荐饥》云：“饿走抛家舍，纵横死路歧。有天不雨粟，无地可埋尸。劫数惨如此，吾曹忍见之。官司行赈恤，不过是文移!”
至于梅尧臣的《汝坟贫女》、苏舜钦的《城南感怀呈永叔》、张舜民的《打麦》以及范成大的前后《催租行》，更是描述宋代百姓苦难生活的名篇。
宋朝人一再叹息：“开工作民良久艰，谁知不如牛马福！”“人贱不如泥，三叹而已矣。” 北宋张咏《愍农》诗曰：“春秋生成一百倍，天下三分二分贫。”[33]
南宋利登《野农谣》云：“今年二月春，重见劝农文。……一年三百六十日，念及我农惟此日。”[34]
梅尧臣《田家语》诗云：“谁道田家乐，春税秋未足。里胥扣我门，日夕苦煎促。”[35]宋诗中这类抨击官府压榨、盘剥百姓的篇章为数不少。宋代尤其是南宋，苛捐杂税多如牛毛。
北宋李觏浩叹：“役频农力耗，赋重女工寒”；“产业家家坏，诛求岁岁新”。[36]
南宋朱熹指出：“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37]
连宋孝宗也不得不承认：“税赋太重。”[38]
百姓哀叹：“王税何由备？”[39]
总之，宋代的实情是“民间苦赋重”。[40]
“官司行赈恤，不过是文移”
宋代设立的社会福利机构确实不少……但是由于宋朝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毕竟较低，宋朝官府的财力有限，加之宋朝吏治腐败，这些措施的实际效果不大，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以下四点值得注意：
第一，实施时间短。如负责安葬贫不能葬的死者的义冢，元丰年间（1078-1085）在开封府界始具规模，但更名为漏泽园并推广到全国是在崇宁三年（1104），23年后北宋即亡国。负责收养遗弃婴儿的慈幼局设立于庆元元年间（1195），宋理宗时“令天下诸州建慈幼局”[45]，数十年后南宋便覆灭。所有这些机构均旋兴旋废，并非始终存在。
第二，规模小。如负责收养老疾穷丐者的居养院，其前身福田院系继承唐朝旧制，北宋初年已有之，但东、西两所仅收养24人而已。嘉佑年间（1056-1063）增设南、北福田院，每所以收养300人为定额，仍难以满足社会的需求。各地的漏泽园规模一般都不大，以致“暴骨如莽，后殡者多发前冢，弃枯骼而纳新棺。”[46]
第三，覆盖面窄。如福田院、和剂局、惠民局等通常仅设立于京城，举子仓、举子田、慈幼庄仅分别创行于福州、桂阳军（今湖南桂阳）、江南东路。所有这些机构并非全国各地都有，特别是广大农村往往被遗忘。正如当时人所说：赈济孤独之政，“其惠偏于市井，而不逮山谷”。[47]
第四，弊病多。如居养院往往收养不当，“宜收而弃，以壮为弱，或减克支散，或虚立人数，如此之类，其弊多端。”[48]专门负责救助贫病的安济坊，由于官吏敷衍塞责，或“为庸医盗其直，或有药而不及贫下人”。[49]惠民局、和剂局本应为民众提供廉价优质药品，但其官吏将这类药品“留应权贵之需”，民众气愤地称“惠民局为惠官局，和剂局为和吏局”[50]。官府以漏泽园安葬死者的多少考核守园僧人，守园僧人“遂有析骸以应数者”，以便冒领“恩例”[51]。不少惠民政策并未兑现，如生子给钱米。绍兴年间，司农寺主簿盛师文指出：“临安市井穷民未闻有得斗米千钱者”，并感叹：“况于乡村与夫穷僻镇聚？”[52]当时杀婴之风盛行，特别是在福建西部等南方山区，“小民贫者，生子多不举，初生便于水盆中浸杀之。”[53]包括生子给钱米以及设立慈幼局在内的一切慈幼举措，其目的都在于扭转杀婴之风。然而由于这些举措往往口惠而实不至，杀婴之风终有宋之世而不变。可见，对于宋朝的社会福利不能估计过高。
至于说“宋朝街上没有乞丐”，显然不是事实。《东京梦华录》、《梦粱录》两书就有关于乞丐的记载，朱熹有“朝为富商，暮为乞丐”[54]一语。某些时段、某些地区或因灾荒或因苛政或因物价飞涨，乞丐为数不少。如宋神宗初年，受灾的河北地区，民众“舍其亲戚，弃其邱垄，流离道路，乞丐于人。”[55]宣和年间（1119-1125），刘寄等官员在京西地区，“取民间税地，谓之公田，敛取无艺，百姓失业，流丐者众。”[56]嘉定二年（1209）冬，“时都城米价踊贵，楮币不通，乞丐之人有群攫饼饵于传法寺前者。”[57]官府对于乞丐，不是也不可能一概收养，有时还加以驱赶。如大中祥符元年（1008），为迎接宋真宗东封泰山归来，“贫儿乞丐尽被开封府赶在城外”[58]。宋代不仅有乞丐，还有丐帮，“宋时丐者之长曰团头”。[59]
“贪利禄而不贪道义”
对于宋代的士风，当时人就有不少尖锐的批评。如：“天下之患，莫大于士大夫无耻”；[120]“今士大夫方寡廉鲜耻”；[121]“本朝尚名好贪”；[122]“贪利禄而不贪道义，要做贵人而不要做好人。”[123]并将其原因归咎于制度：“士大夫多为富贵诱坏。”[124]
宋朝官场中贪婪之风相当盛行。王安石对当时的情况作过简要的概括：“官大者交赂遗、营赀产，官小者贩鬻、乞丐，无所不为。” 宋人谚语曰：“欲待富，须胡做”；[125]“欲得富，赶着行在卖酒醋。”[126]当时官员“胡做得富”的手段主要有四：
一是贪污。宋太祖时，重大贪污案件频发，仅见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者即达32起之多，赃款动辄上万。北宋末年，情况更为严重，蔡京等“六贼”便是六个特大贪官。他们过着“享用侈靡”、“穷极富贵”的生活，到罢官时，籍没其家，各种赃物不计其数。蔡京随意使用公款，“动以笔帖，于榷货务支赏给，有一纸至万缗者”，以致“所侵私以千万计”。[127]朱勔“指取内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数十百万计”。[128]
二是苞苴。即用公款请客送礼。官府“别立名目，以为馈送”；[129]官员“多为苞苴，遍遣权要”；[130]权要“计其所得，动辄万缗”。[131]朱熹把苞苴称为：“将官钱胡使”，“为自家私恩”。[132]南宋时，“扬州一郡，每岁馈遗，见于帐籍者，至十二万缗。江浙诸郡，酒每以岁遗中都官，岁五六至，至必数千瓶。”[133]“成都三司互送，则一饮之费计三千四百余缗。建康六司乃倍之。”朝廷虽有“互送之禁”[134]，但禁而不止。秦桧“开门受赂，富敌于国，外国珍宝，死犹及门。”[135]嘉泰年间，“韩侂胄颛朝权。包苴盛行。”右丞相陈自强“尤贪鄙。四方致书馈，必题其缄云：‘某物并献’。凡书题无‘并’字，则不开。纵子弟亲戚关通货贿，仕进干请，必谐价而后予。”“都城火，自强所贮，一夕为煨烬。侂胄首遗之万缗，执政及列郡闻之，莫不有助。不数月，得六十万缗，遂倍所失之数。”[136]陈自强还只是大肆收受贿赂，而贾似道则公然索取珍宝。他“嗜宝玩，建多宝阁，日一登玩。闻余玠有玉带，求之，已殉葬矣，发其冢取之。人有物，求不予，辄得罪。”[137]宋理宗时，状元蒋重珍愤慨地说：“苞苴有昔所未有之物，故吾民罹昔所未有之害；苞苴有不可胜穷之费，故吾民有不可胜穷之忧。”[138]
三是经商。当时官员亦官亦商之风很盛，北宋李清臣描述道：“起而牟利，贾贩江湖，干讬郡邑，商筭盈缩，秤较毫厘，匿关市之征，逐舟车之动，以规什一之得。进则王官，退则为市人；进则冕笏而治事，号为民师，退则妄觊苟获，不顾行义。”[139]贪官与奸商内外勾结，牟取暴利的现象也很严重。欧阳修指出：“诸豪大商，交结权贵，号为难治。”[140]洪适也说：“豪商与猾吏通谋为奸，其弊不一。”[141]如太平兴国年间，四川地区食盐的官价与市价差距很大，官价“斤为钱七十”，市价“斤为钱或至数百”。于是官商勾结，通同作弊，“贱市于官，贵粜于民”[142]，大赚其钱。
四是卖官。如宋徽宗时，“六贼”无不“受赂卖官”，其中以王黼尤其突出。他“公然卖官，取赃无厌，京师为之语曰：‘三百贯，且通判；五百索，直秘阁。’”以致“其家金寳以万计”，“侍妾甚众，封号者八令人、十安人”。[143]又如宋宁宗时，韩侂胄用事，朝政腐败。苏师旦“既为侂胄所亲信，遂招权纳贿，其门如市。自三衙以至江上诸帅，皆定立价，多至数十万缗，少亦不下十万。”[144]于是出现了不少“债帅“，即行重贿而得将帅之高位者。对于宋代的卖官之风，王曾瑜先生《宋朝卖官述略》一文论述甚详。
非要说宋仁宗。行啊：
宋仁宗。评价一个人要放在所属历史阶段，宋仁宗明显没有做好他应该做的事。坐视三冗问题。一个老范都用不好的人。
某些人不顾宋仁宗对国家大事（包括对外对内政策以及对大部分百姓等等）的影响，反而关注宋仁宗个人的吃蛤蜊、羊肉汤、留不留女人这类事情，舍本逐末。28贯，28000钱，与国家大事、对全国大部分百姓的影响相比，这点钱微不足道。
而在国家大事上，宋仁宗有严重硬伤。宋仁宗拥有先进的中原与南方，有极其大量的军队，却始终无法使北方的辽国臣服，反而还被辽长期占着幽云地区（这是中原的一部分）的地盘与大量经济产出，宋仍然无可奈何长期白白送岁币给辽。
宋仁宗时期，内部财用匮乏，盗贼蜂起。外部方面，李元昊称帝，宋与西夏爆发多次大战，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宋军屡次遭遇惨败。
辽又迫宋增加对辽岁输的金帛。史称重熙增币。 宋在向辽、西夏送岁币的同时，仍然要花费巨资养军队。
宋仁宗时冗兵特别严重，全国军队总计125万9千人，占赋税十分之七。而宋仁宗花费巨大养着庞大的军队，对外战绩却不佳，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没能扩张出较大的疆域，连幽云这中原的一部分都没有。
宋真宗与宋仁宗两朝土地兼并更严重，公卿大臣大都占地千顷以上。 仁宗晚年，“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为俗，重禁莫能止焉”最后“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 （《宋史》卷一三七）（《长 编》卷二）
王夫之批评宋仁宗“无定志”，“计此三十年间，人才之黜陟，国政之兴革，一彼一此，不能以终岁。吏无适守，民无适从，天下之若惊若骛、延颈举趾、不一其情者，不知其何似，而大概可思矣。……夫天子之无定志也，既若此矣。”
凌迟酷刑正是在宋朝开始成为法定刑罚、并且开始泛滥使用的。
之前的众多王朝，虽然有个别凌迟，但是凌迟没有成为法定刑罚。而凌迟酷刑正是在宋朝开始成为法定刑罚、并且开始泛滥使用的。凌迟宋朝《庆元条法事例》明确列为死刑条目的。宋仁宗时刺配刑开始滥用。有个记宋朝刑罚的口诀叫“仁宗不仁，神宗不神”。
《文献通考》说宋仁宗以前凌迟未尝轻用，之后宋朝用凌迟[2]，宋朝《庆元条法事类》首度加载此刑，《宋史·刑法志》:“凌迟者，先断其肢体，乃抉其吭，当时之极法也。”宋太祖乾德元年（963年），有汪端“数千人聚山泽为盗”，被俘后“磔汪端于郎州”[3]。淳化五年（994年），又“磔李顺党八人于凤翔市”[4]。熙宁八年（1075年），沂州百姓朱唐告发越州余姚县主簿谋反，此事牵连了秀州团练使赵世居和医官刘育等，最后李逢、刘育和河中府观察推官徐革都被凌迟处死。
南宋诗人陆游曾经请求废除凌迟，《请除凌迟刑》云：“肌肉已尽，而气息未绝，肝心联络，而视明尤存。感伤致和，亏损仁政，实非圣世所宜遵”[5]，但未被朝廷接受。
[2]^ 《通考·刑制考》说：“凌迟之法，昭陵（宋仁宗）以前，虽凶强杀人之盗，亦未尝轻用，熙丰间诏狱繁兴，口语狂悖者，皆遭此刑。”
[3]^ 《宋史》卷一《太祖本纪》
[4]^ 《宋史》卷5《太宗本纪》
[5]”^ 《渭南文集》卷5《条对状》
杀婴习俗、广泛的杀婴现象不是开始于其他朝代，而是开始于宋朝。
极端严重压榨百姓导致出现杀婴习俗、广泛的杀婴现象，不是开始于其他朝代，而是开始于宋朝。
宋朝，不仅宋朝的战乱阶段老百姓生活悲惨，而且宋朝的和平阶段老百姓生活也很悲惨，被宋朝的严重压榨逼的出现杀婴习俗。
宋朝对百姓的沉重压榨导致宋朝出现广泛的杀婴现象，出现杀婴习俗。“不举子”即生子不育现象（杀婴现象），古代社会一般发生在极少数极端贫困的家庭之中，或发生在自然灾害和战争动乱的民不聊生时期。但是，宋朝对百姓的沉重压榨导致：宋朝时期里即使其中没有自然灾害或战争动乱的阶段、宋朝仍然出现广泛的“不举子”、杀婴现象，并演变成一种社会习俗——杀婴习俗。（而宋朝的战乱阶段就更惨了。这里先说宋朝的和平阶段。）
苏轼在《与朱鄂州书一首》中说：荆湖北路（今湖北一带），“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东坡被贬黄州（今湖北黄冈县），见“黄州小民，贫者生子多不举，初生便于水盆中浸杀之”（《东坡志林》）。朱熹父亲朱松《韦斋集·戒杀子文》说，在江西婺源，民“多止育两子，过是不问男女，生辄投水盆中杀之。”福建一带杀溺幼婴的风俗最盛。朱松在福建为官，“闻闽人不喜多子，以杀为常……虽有法而不能胜。”陈渊《默堂先生文集·策问》也说：“不举子之习，惟闽中为甚。”王得臣《麈史·风俗》谓，在一般情况下，“闽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则率皆不举”，“若女则不待三，往往临蓐，以器贮水，才产即溺之，谓之洗儿。”据《道山清话》载，宋神宗、哲宗时的宰执大臣章惇，家在建州浦城（今属福建），“初生时，父母欲不举，已纳水盆中，为人敕止。”《宋会要辑稿·刑法二》载，江南东路（今江苏、安徽、江西一带），“东南数州之地……男多则杀其男，女多则杀其女，习俗相传，谓之薅子，即其土风。宣、歙（今安徽）为基，江宁（今南京）次之，饶、信（今江西）又次之。”即使两浙路（今上海浙圌江一带）的社会经济比宋朝其他地区发达，但是在宋朝对百姓的沉重压榨下，两浙路的一些地方杀婴弃婴之风也很严重，“衢、严（今浙江建德）之间，田野之民，每忧口众为累，及生其子，率多不举。”
宋朝的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等地，溺杀婴儿的现象与风俗已相当普遍。“不举子”之风严重败坏了社会的伦理道德，当时一些士大夫曾加以严厉斥责，“东南不举子之俗伤绝人理”（《宋史·范如圭传》），要求政府严刑禁止。官府确也采取多种措施，企图加以制止。但不举子风俗并不见好转，禁而不止，甚至一些地方还愈演愈烈。
宋朝官府不但承继了以往各朝的苛捐杂税，而且还增加了许多敛民新法，其中，重复征收丁赋（人头税）成为广大民众的沉重负担。两税法，人头税已经被摊到夏秋两税里了。宋朝使用的两税法，本身已经含有人头税，但是，宋朝却又额外加征丁赋（人头税），
蔡襄《端明集》卷二六谈到，福建“泉州、漳州、兴化军，人户每年输纳身丁米七斗五升”。《淳熙三山志》卷十载，三山地区（今福州）“咸平初，夏税及身丁钱总二万九千七百有余，大中祥符四年，诏放身丁钱，独夏税七千六十九贯有奇”。身丁钱高达夏税的三倍之多。《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四说，南宋初期，荆湖南路（今湖南一带）“道州丁米，一丁有出四斗者”。朱熹《朱子语类》中也说到，两浙地区“丁钱至有三千五百者”。可见宋代的各色人头税花样百出，沉重不堪。蔡襄接着说：“南方地狭人贫，终年佣作，仅能了得身丁，其间不能输纳者，父子流移，逃避他所，又有甚者，往往生子不举。”范成大也说：“处州（今浙江丽水）丁钱太重，遂有不举子之风。”《宋会要辑稿·食货》也载：“湖州丁绢最重，至生子不举。”赵善燎《自警篇·济人》云：“浙民岁输身丁钱绢，民生子即弃之，稍长即杀之。”江南东路的太平州（今安徽当涂），“民生子必纳添丁钱，岁额百万，民贫无以输官，故生子皆溺死”（《生生四谛》）。
宋朝统治者残酷的人头税压榨，是民众生子不育的重要原因。统治者一方面立法想制止这一风俗，一方面又以超强剥削法推动这一风俗，连皇帝都承认，“民为身丁钱，至生子不举”（《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二），但宋朝统治者根本不会有改变这一赋税结构、来“救救孩子”的念头。
“西湖虽好莫吟诗”，宋朝的“特务”，文字狱等，
“熙宁五年（1072）春正月，置京城逻卒。皇城卒七十人，开封府散从官数十人，巡察谤议时政者，收罪之。”[103]
早在宋仁宗末年，司马光就抨击逻卒：“妄执平民，加之死罪，使之幽絷囹圄，横罹楚毒。”[104]
熙宁年间，退居洛阳的司马光又上奏宋神宗，极力反对：“潜遣逻卒，听市道之人谤议者，执而刑之。又出榜立赏，募人告捕诽谤朝政者。臣不知自古圣帝明王之政，固如是耶？”[105]但并未产生任何作用。
元祐元年（1086），御史中丞刘挚上疏弹劾道：“（领皇城司石）得一恣残刻之资，为罗织之事，纵遣伺察者所在棋布，张阱而设网，家至而户到，以无为有，以虚为实，上之朝士大夫，下之富家小户，飞语朝上，而暮入于狴犴矣。”一旦入狱，“凌辱棰讯，惨毒备至，无所求而不得，无所问而不承，被其阴害，不可胜数。”
[101]《司马光奏议》卷7《皇城司廵察亲事官札子》，第58页。
[10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4大中祥符三年三八月庚午，第1687页。
[103]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19熙宁五年正月，中华书局2006年版，许沛藻等点校，第451页。
[104]《司马光奏议》卷7《皇城司廵察亲事官札子》，第59页。
[10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2熙宁七年年四月甲申，第6162页。
[106]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63《百官门·内待下·上哲宗弹劾王中正等四宦官之罪》，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校点整理，第697-698页。
[107]《宋史》卷473《奸臣三·秦桧传》，第13765页。
宋代文字狱较多，诸如奏邸之狱、乌台诗案、同文馆之狱、车盖亭诗案、胡铨奏疏案、李光《小史》案、《江湖集》案等等，几乎尽人皆知。
宋代的文字狱以宋高宗一朝最多，据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5《秦桧文字之祸》考述，不下20起。宋代禁书、焚书的事件不时发生，私史往往是禁毁的主要对象。如崇宁二年（1103）四月，“诏毁刊行《唐鉴》并三苏、秦、黄等文集。”[109]诸如《东斋记事》、《湘山野录》、《刘贡父诗话》、晁补之文集以及程颐的著述都在禁毁之列。又如绍兴十四年（1144）四月，禁私史，其理由所谓“私史害正道”。十九年十二月，再度明令“禁私作野史，许人告”。在朝廷的压力下，司马伋言不由衷，公然说“《涑水记闻》非其曾祖光论著之书”。其后，“李光家亦举光所藏书万卷焚之”[110]。再如嘉泰二年（1202）二月，禁行私史。李焘《续通鉴长编》、王称《东都事略》等书特许“存留”，但“不许刊行。其余悉皆禁绝，违者坐之。”[111]因文得祸者往往贬往远恶州军，并株连甚广。如绍兴二十年（1150），原参知政事李光因“妄著私史，讥谤朝廷”罪，远贬昌化军（治今海南儋州），“前从官及朝士连坐者八人”。[112]“其弟宽亦被罗织，除名勒停。长子孟传、中子孟醇皆侍行，死贬所。仲子孟坚以私史事，对狱掠治百余日，除名编管。”其季子孟津“亦抵罪。田园、居第悉皆籍没，一家残破矣。”[113]因文得祸者还有被处***死的。如绍兴年间，“进义副尉刘允中坐指斥谤讪，弃市。”[114]原宰相赵鼎远贬吉阳军（治今海南三亚），他对其儿子说：“（秦）桧必欲杀我。我死，汝曹无患，不尔，祸及一家矣。”于是“不食而死”[115]。
绍兴十四年（1144），“太学生张伯麟尝题壁曰：‘夫差！而忘越之杀而父乎？’杖脊刺配吉阳军。”[116]张伯麟触痛了宋高宗内心深处的疮疤，惨遭严惩。这与后来清人将“陛下”笔误为“狴下”，即被视为对皇上“大不敬”之类，并无根本不同。
宋代文字狱的罪名大致均为“谤上”。元丰二年（1078），乌台诗案，苏轼的罪名便是：“凡上所施为，皆作诗诋訾，无所不至。”[117]庆元年间的所谓“伪学之禁”，以专制手段禁止一种学说和学派，并迫害学者，更是典型的文化专制。
由于宋代文祸较多、惩罚较重，苏轼在熙宁年间前往杭州时，其表兄文同告诫他：“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盖深恐其贾祸也。” 苏轼后来仍不免“乌台之勘、赤壁之贬”[118]。难怪宋代有这样的俚语：“闻事莫说，问事不知，闲事莫管，无事早归。”[119]
[109]《宋史》卷19《徽宗本纪一》，第367页。
[110]《宋史》卷473《奸臣三·秦桧传》，第13760-13761页。
[111]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6《嘉泰禁私史》，中华书局2000年版，徐规点校，第149页。
[11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1绍兴二十年三月庚寅，第2608页。
[113]《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8绍兴二十五年四月己丑，第2747页。
[114]《宋史》卷30《高宗本纪七》，第574页。
[115]《宋史》卷360《赵鼎传》，第11294-11295页。
[116]《宋史》卷473《奸臣三·秦桧传》，第13759页。
[11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1元丰二年十二月庚申，第7336页。
[118]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4《诗祸》，中华书局1983年版，王瑞来点校，第188页。
[119]胡仔：《渔隐丛话》前集卷54《宋朝杂事上》，四部备要本。
缠足开始于宋朝。 宋朝的缠足伤害骨骼，并且造成巨大痛苦。
历史研究著作《缠足史》考证众多史料证明，宋朝之前的任何朝代都没有缠足，五代李煜的窅娘也不是缠足，北宋初期也没有缠足，但是北宋中后期出现缠足。缠足开始于宋朝。宋朝缠足已经造成很大痛苦，“受无限之苦”。 而且缠足习俗在南宋兴起，南宋妇女缠足已经不是个别现象，“小脚”已经成为妇女的通称之一。
北宋欧阳修表彰过被陌生的男人拉过手就砍掉自己手的寡妇。
北宋后期程颐主张“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认为寡妇饿死也不应该改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