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休谟问题”之后，因果律和人类的理性受到了空前的质疑。柏拉图思考的“理型”、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都在柏克莱的质疑下被丢进了虚空。我最喜爱的哲学家康德看到了理论的裂隙，像泥水匠一样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重新糊在一起，在承认经验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又强调了人的主观理性世界的价值。同时康德也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也即哲学的“哥白尼革命”，用由于二律背反问题和人类的理性无法认知“物自体”的论证，彻底断绝了人类对形而上学问题的千年追问。

在哲人去世2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又一次地追问形而上学的问题：人类是否能够参透宇宙的奥秘与准则，彻底地理解我们这个世界? 康德虽然伟大，但在科学理论和思想不断发展的今天，重新审视他的理论仍然是有必要的。实际上，康德的那句流传最广的话(“有两样东西，愈是经常和持久地思考它们，对它们日久弥新和不断增长之魅力以及崇敬之情就愈加充实着心灵，那就是我头顶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在本质上就是错误的。康德之所以崇敬这两样东西，是因为他认为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是永恒的东西。现在的宇宙学发展已经证明，我们所处的宇宙正在不断的膨胀，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康德认为不变的道德律，被认为是将上帝赶出去，又将他从后门请进来。黑格尔用历史辩证法说明了自由意志随时代而变，只有通过辩证不断发展；马克思则进一步论述了在不同人类历史阶段物质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影响作用。

这些事实使我们对质疑康德的“二律背反”和“物自体”不可知论增添了底气。但是，自从康德和黑格尔之后，哲学界确实放弃了对形而上学问题的继续追问，近代的哲学家更多的关注人应该怎样活或存在，或者深入到词语的分析中，因此从哲学思辨角度去驳倒“休谟问题”、“二律背反”和“物自体”不可知论似乎越来越难。在近代科学的发展之下，哲学与科学也越来越脱节。就像霍金所说的那样，哲学似乎越来越跟不上科学前进的脚步，现代的哲学家很难去理解现代物理学的前沿进展，并发展出新的哲学了。因此，现在非常有必要基于现代科学的进展，重新审视形而上学的问题。从我个人的角度，我深深的觉得不能因为“二律背反”和“物自体”不可知论无法驳倒，就放弃对形而上学问题的思辨。

近代科学研究已经承认了休谟的经验主义观点，将科学研究看成是一种证伪的过程：即科学理论无法去证实，只能认为是在未出现违反观测结果下对现实世界的一种描述，直到出现新的无法解释的观测结果，从而建立新的理论。如根本就无法用科学去证明转基因无害，也无法用科学去证明全球气候变化主要是由人类活动所导致的。普罗大众根本就没有理解休谟问题的要害，继而要求科学去做种种无法实现的证明。从实际操作的角度，我赞同IPCC的做法，即给出各种理论判断的概率(可能、极可能、非常可能)来说明理论的可靠性。

       近现代的科学发展已经说明，广义相对论、进化论、认知和生化科学操控这这个世界，而量子力学又将这个世界变成一种充满概率和不确定性的过程。不确定性原理、不完全定理和湍流问题等又使得这个世界变得难以准确观测和预测。这一切似乎将问题引入一个悲观的结局，人类似乎无法准确、完全的观测、预测、认识和理解这个世界，在休谟问题的进一步推理下，所谓真理和自然规律是否存在呢？

在此，我希望给出一个光明一些的结论，虽然历史已经证明各种乐观和悲观的观点无非都来自于宗教性情感。在此理解的基础上，我希望能够将scientology发扬光大，成为新时代的圣奥古斯丁和圣托马斯。

虽然我赞同休谟的观点，但是我猜测这个世界确实存在着自然规律，而对自然规律存在的信念来自于数学。我认为数学理论是这个世界自然规律的投射。而对这个世界来说存在着唯一永恒的东西：自然规律(虽然这种永恒也很可能会发生改变，但对于我们这个世界来说已经算是永恒的)。在存在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我们也有很大的可能可以得到这个世界正确的自然规律，虽然这再一次违反了休谟的论断。对于这种乐观的论断，我给出一种扑克牌局假设：人类好比置身于一个扑克牌牌局，在初始阶段不清楚规则，但随着局数的增多，人类对规则的理解也越来越透彻。虽然在这个牌局中我们无法在开局阶段预测对手的牌(对方手牌多的时候难预测，对方手牌少的时候可以预测)，也无法确知我们完全彻底地理解了规则，但我们终究可能会在一点，无限趋近于完全理解了这个牌局的规则。也即虽然规则的变化有很多，但是基于数学法则的限制，我们能够将规则限定为有限的几种，进而猜到牌局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