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奏折三（1）【762】2024-3-30（2）
原折：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
奏为敬陈圣德，仰赞高深事。
臣闻美德所在，常有一近似者为之淆。辩之不早，则流弊不可胜防。故孔门之告六言，必严去其六弊。臣窃观皇上生安之美德，约有三端。而三者之近似，亦各有其流弊，不可不预防其渐，请为我皇上陈之。
臣每于祭祀侍仪之倾，仰瞻皇上对越肃雍，跬步必谨，而寻常莅事，亦推求精到，此敬慎之美德也。而辩之不早，其流弊为琐碎，是不可不预防。人臣事君，礼仪固贵周祥，然苟费朝祭大典，难保一无疏失。自去岁以来，步趋失检，广林以小节被参；道旁叩头，福济、麟魁以小节被参；内廷接驾，明训以微议获咎；都通暂署，惠丰以微议获咎，在皇上仅予谴罚，初无苛责之意。特恐臣下误会风旨，或谨于小而反忽于大，且有谨其所不必谨者。行礼有仪注，古今通用之字也。近来避皇上之嫌名，乃改为行礼礼节。朔望常服，既经臣部奏定矣，而去冬忽改为貂褂。衙门常服挂珠，既经臣部奏定矣，而初次忽改为补褂。以此等为尊君，皆于小者谨其所不必谨，则于国家之大计必有疏漏而不暇深求者矣。夫所谓国家之大计，果安在哉？即如广西一事，其大者在位置人才，其次在审度地利，又其次在慎重军需。谨发往广西人员不为不多，而位置之际未尽妥善。姚莹年近七十，曾立勋名，宜稍加以威望，令其参赞幕府，若泛泛差遣委朋，则不能收其全力。严正基办理粮台，而位卑则难资弹压，权分则易致牵挚。夫知之而不用，与不知同；用之而不尽，与不用同。诸将既多，亦宜分为三路，各有专责：中路专办武昌大股，西路分办泗镇南太，东路分办七府一州。至于地利之说，则钦差大臣宜驻扎横州，乃可以策应三路。粮台宜专设梧州，银米由湖南往者，暂屯桂林，以次而输于梧；由广东往者，暂屯肇庆，以次而输于梧。则四方便于支应，而寇盗不能劫掠。今军兴一载，外间既未呈进地图，规划全势，而内府有康熙舆图、乾隆舆图，亦未闻枢臣请出与皇上熟视审计。至于军需之说，则捐输之局万不可开于两粤，捐生皆从军之人，捐皆借凑之项，辗转挪移，仍于粮台乎取之。此三者皆就广西而言，今日之大计也。即使广西无事，而凡为臣子者，亦皆宜留心人材，亦皆讲求地利，亦皆宜筹划国计，图其远大，即不妨略其细微。汉之陈平高祖不问以决狱；唐之房、杜，太宗惟责以求贤。诚使我皇上豁达远观，用苛细节，则为大臣者不敢以小廉曲谨自恃，不敢以寻行数量自取竭厥，必且穆然深思，求所以宏济于艰难者。臣所谓房琐碎之风，其道如此。
又闻皇上万几之暇，颐情典籍；游艺之末亦法前贤，此好古之美德也。而辩之不细，其流弊徒尚文饰，亦不可不预防。自去岁求言以来，岂无一二嘉谟至计？究其归宿，大抵皆以“无庸议”三字了之。间有特被嘉许者，手诏以褒倭仁，未几而疏之万里之外；优旨以报答苏廷魁，未几而斥为乱道之流，是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
自道光中叶以来，朝士风光专尚浮华，小楷则工益求工，试律则巧益求巧。翰、詹最优之途，莫如两书房行走，而保荐之时，但求工于小楷者。阁部最优之途，莫如军机处行走，而保送之时，但取工于小楷者。衡文取士，大典也，而考差者亦但论小楷、试律，而不复计文义之深浅。故臣常谓欲人才振兴，必使士大夫考古来之成败，计国朝之掌故，而立杜小楷、试律工巧之风，乃可以崇实而黜浮。去岁奏开日讲，意以人臣陈说古今于黼座之前，必不敢不研求实学，盖为此也。今皇上于军务倥偬之际，仍举斯典，正与康熙三藩时相同。然非从容召见，今其反复辩说，恐亦徒饰虚文二无以考核之才。目前之时务虽不可妄议，本朝之成宪独不可称述乎！
皇上于外官来京，屡次召见，详加考核。今日之翰、詹，即异日至督抚、司道也，甫脱乎小楷、试律之间，即与以兵、刑、钱、谷之任，又岂可但观其举止便捷、语言圆妙而不深究其深学真识乎？前者，臣工奏请刊布《御制诗文集》，业蒙允许。臣考高祖文集刊布之年，圣寿已二十有六；列圣文集刊布之年，皆在三十、四十以后；皇上春秋鼎盛，若稍迟数年再行刊刻，亦是以昭圣度之谦冲，且明示天下以敦崇实效、不尚虚文之意。风声所被，必有朴学兴起，为国家任栋梁之重。臣所谓杜文饰之风，其道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