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六十年代的胶东半岛。
有人会说，那是好地方啊，不错，是好地方。但是在生产队那会儿，我们村的经济也不怎么样。因为后来在上海，我问过天南海北的同龄朋友，她们小时候都没有像我吃得那么差。那时候，我们常年吃不到一次白馒头。如果我说，十四岁之前，我几乎是吃地瓜过活儿的，你们也许不信，但事实就是这样的。当然啦，也有我个人的一半原因一一挑食儿。
那时候，我们那边有这么一句顺口溜：地瓜饼子，咸菜梗子，不吃肚子等着。地瓜，玉米，是我们当地的主粮；缸底的一点点面粉，妈妈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舍得去动它。
虽说玉米饼子可以畅开吃，可是于我却是无论如何咽不下去的。它的硬和粗，令十几岁的我还深恶痛绝，更别提幼年的我了！所以每年秋天，爸爸妈妈总是把队里分来的地瓜，小心翼翼地撂在炕上。他们平时也不怎么舍得吃，这样希望我能多吃些日子。事实上，每年清明节前后，地瓜就开始发芽了，纵然沒吃完，也干瘪得不能吃了。
于是清明节到中秋节，这四个多月就成了我最难熬、也是妈妈最痛苦的日子，毕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
年幼的我，面对一日三餐千篇一律的饼子咸菜加白开水，常常暗自伤心，半天咬不上一口。我的这个样子，难免不让每天疲于劳作的母亲生气上火，我为此挨了不少打。
不过有一天，妈妈拾出刚贴好的饼子，顺手从锅上揭下一块薄薄的锅巴递给我。我看着它烤得细细的，有点焦焦的，十分诱人，我忍不住用牙齿轻轻地咬下一块儿，嚼了嚼，哇！一股香气立刻弥漫心间，我情不自禁地把剩下的通通塞进嘴里。记得那天，妈妈开心极了，她把所有饼子贴锅的一面全揭下来了。
于是，春寒料峭的暮春，大清早，爸爸妈妈锁门下田了，长我四岁的哥哥（他虚岁8岁）也上学去了，我和弟弟缩在门口的草垛边，象两只小狗一样等着太阳公公出来。在这里，我要感谢老天，他赐给我一个弟弟，让年幼的我在那无聊寂寞的日子里，没有感觉到孤单痛苦。我们的身边放着一包用手绢包着的东西，打开那洗得发白的粉红色手帕，里面是几块从饼子上揭下来的玉米锅巴，厚厚的，有的焦，有的糊。因为早饭吃的早，吃的少，妈妈特意为我们准备了干粮。
自从那天妈妈看到我吃了锅巴后，就喜出望外。那个年代，柴火也珍贵，不是随便能烧的，平时要节约些以备寒冷的冬天用。为了能贴出锅巴来，妈妈每次不惜多烧点柴粗点火。事实上，妈妈每天放工回家，根本没空儿好好贴饼子的，她要一边烧火一边和面，还要不时照顾一下围着她转的我和弟弟；还有圈里的猪也拼命叫的让她分神。哪里容得下她坐下来好好烧火？！可想而知，妈妈很难贴出那种焦黄色，薄而脆的锅巴了。面对厚厚的半焦半糊的东西，我自然又没有了胃口。但是年幼的我，似乎也明白妈妈的难处。疲惫的妈妈眼神里刚刚有了喜悦之色，我不想让她又失望了。
四岁多的我，望着门前的流水沟，那里的土有些湿润，我突然灵机一动，跑过去就用小手挖了个坑，然后把手绢里的锅巴，一古脑儿地倒了进去。然后培上去，用手使劲拍了拍，又站起身用脚跺了跺。
这样不知过了几天，有一天下雨了，院子里的水显然流不出去，爸爸就拿着铁锨到门口疏通流水沟。这一疏，那些锅巴全被挖出来了。
爸爸回家告诉了妈妈，妈妈立刻明白了，不过她那天并沒有打我。
接下来的十年，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来的。反正清晰地记得十二岁那年，初夏的一个中午，这时已经没有地瓜了，我放学回家，看到饭桌上只有干巴巴的玉米饼子和一碗咸菜丝，天又热，我一丁点儿食欲也没有。坐下后，我低着头，眼泪又不争气地流了出来。妈妈见此情景，又采用打的手段让我免免强强咽下了几口。为了让我活命，也是恨铁不成钢，性急的妈妈只能采用这种方式。不过我也活该，谁叫我挑食呢？！人家哥哥弟弟怎么就吃得下去呢？！
呜呼，十四岁那年，这个恶梦般的生活终于结束了！当时我还惊讶，怎么天天有馒头吃，后来才知道，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的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