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元旦学校只放了一天假，这让那些家住在远镇上的寄读生没有充裕的时间回家过节，而我刚好也是其中一员。我们便约着出去逛街，吃饭，就权当过节了。
那天撇开节庆带来的欢腾，其实是个平平常常的日子。冬日里的天总是灰蒙蒙的，淡薄的浮云像被撕碎的乌布皮，这儿一块，那儿一块，看了使人心情压抑得很。一路上我和几个朋友在张灯结彩的大街上东窜西转，互聊着娱乐八卦，暂且就把学习上的压力和生活上的烦恼抛之脑后了。
经过一个路口时，我忽然被一股熟悉而久违的味道吸引。那是股暖烘烘的香味，像越过千山万水，穿过记忆陈旧的狭廊，隔着十年无法触忘的人生距离，轻轻地，缓缓地飘进了我的心里。我顿住脚步，有点儿恍惚的立在那儿。
迫近傍晚的冬日特别寒冷，路边，大家都匆匆忙忙地收拾摊子，准备回家吃饭，过节。这时，我却意外地发现一个置身寒风中的老人。她约半百年纪，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大棉袄，低着头，缩着脖子坐在一张小凳子上，面前摆着一个烤红薯的摊子。刚才那股香味儿就是从她那里飘来的。
我对身边的朋友说:“走，去买个烤红薯吧。”
几个人纷纷表示:“别了，太贵。”我想了想，一个烤红薯便宜的也要七八块呢。对于我们这种毫无经济来源，天天花着父母血汗钱的农村孩子来说，的确太奢侈了些。
他们正要拉我走，我说:“要不我请你们吧？我上个月的零花钱还没用完呢。”
“啧，看不出来你还是个小土豪......”
其实我哪里是土豪，我早就穷得吃土了。
也许他们永远不会知道，那天我为什么坚持要吃烤红薯。并不是一时嘴馋，我只是想起了故去的外婆。
十年前我七岁，在那个不知天高地厚，刚学会和长辈顶嘴的年纪，我被父母从省城送回农村外婆家，变成了留守儿童。外婆家是当时农村标志性的土房瓦屋，光景并不好。而我还残留着些许城里孩子的娇气，时不时抱怨着这抱怨那，经常和外婆吵嘴。吵得最多的莫过于餐前饭后必见的红薯了。
第一次吃红薯，外婆从灶炉的烫灰里陶出来剥了皮，把那热腾腾，香喷喷的黄芯儿递给我，笑咪咪道:“趁热吃吧，孩子，这可是好东西哩。”我嫌弃它是从灰里出来的，半响才接过手小心翼翼地咬了一口，发现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吃，味道还蛮好的。当我渐渐地对红薯产生好感的时候，某天我看见外婆在煮猪食，便抱着好玩儿的态度过去帮忙，当时外婆正拿着一把大铲子在锅里使劲儿地搅拌，锅里粘乎乎的全是浆，稠得很。我一看，这不是红薯做成的浆吗？从那天起，我就再也不吃红薯了。春耕秋收比较繁忙的季节里，外婆经常没时间做饭，出门前便在煮过猪食的烫灰里埋几个红薯，回来就当午饭吃了。可是我拒绝那样的午饭，我对外婆说:“这红薯明明是用来煮猪食的，你怎么能跟猪吃一样的东西呢？”
这话不巧被严厉的外公听见了，我即将挨一顿打，外婆却将我护在身后，说:“童言无忌，你这老骨头咋跟孩子一般见识呢！”
后来我慢慢地长大成人，才越发谴责当时自己竟说出那样大逆不道的话。我想弥补当年的无知任性，但上天让我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同时也剥夺了我认错的机会。
我来到外婆家的第二年，外婆就去世了。一种临时诊断出的疾病，荒唐而匆忙的带走了她。那天我紧紧地跟在送葬的队伍后面，哭得漫山遍野的石头都为我落泪。我兜里偷偷藏了几个烤红薯，红色的皮儿，黄色的芯儿，暖烘烘的香味儿挡也挡不住，我相信外婆只要闻到这香味儿就会醒来，因为这是她生前最喜爱的食物。可外婆终究是去了，她再也不会醒来。
十年过去了。家乡贫穷的村落已发展成小镇，人们的生活条件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初被当作家常便饭的红薯已经没有人种了。我不知不觉爱上的那个味道已经慢慢淡出生活，偶尔只能在城里的某个路口或转角遇见，然后欣喜。记忆里的红薯是苦涩的，它很不争气地象征着我成长滋生的叛逆;记忆里的红薯也是香甜的，它包涵了太多外婆对我的爱。
天飘起了小雨，寒风迭起，我和朋友各自握着手中滚烫的烤红薯，向远处雾蒙蒙的彩色霓虹灯飞奔而去。红薯的香味漫过万人空巷，我仿佛看见外婆和蔼的笑脸在说:“孩子，天儿凉了，不会有比这更暖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