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提及的还有最后一个隐匿的威胁：相比你真正坚信的，更多的是一直不予认可的。在有规律的精神分析过程中，最大的威胁就是这个。假如患者在做事的时候趋向于依照让人信服的见解，那就更加是这样了。不过，在一个人对自己的才能充满自信的时候，或许就会隐藏这种威胁。比如，对于所产生的牵涉他本人的不管什么“坏”的东西，他或许感觉只要承受了，就都是遭到了强迫，假如他不想要承受，就会感觉到一种“抗力”。不过，假如他单纯地将自己的解释视为假想，他所处的地方就会没有任何危险，并且不会竭力让自己对它的明确性表示认可。坦诚是精神分析最重要的部分，这也应当延伸到是否承认他的解释。
假如这种解释是欺骗性的，或者至少是毫无用处的，那危险必然会如影随形，但不应当被它吓住。假如这个人是强壮的，并且还将继续维持身心健康，总有一天会找出一种更加管用的方法，也可以从那个经验中学到一些东西。不然的话，这个人就会发现自己在一条走不通的死路中生活着。比如，在克莱尔尚未开始分析自己的依赖时，当她提到采用自己的生活形式之后，已经耗费了两到三个月的探索时间。我们通过从那显现出来的时间，就可以对她在那方面受到指导的状况进行认识。不过，她在对我进行汇报的时候讲到，在这些意图仍然存在的时候，从未出现一种与她之后觉察到的那些确信的感觉相似的感觉。并且，主要是由于彼得因现有的掌控关系而不停地指责她，她才会更早采取行动。这对上文所讲到的问题进行了证明：任由患者的兴趣进行引导的必要性；对于任何没有十足把握的事情，不予接纳的必要性。不过在另外一方面，在克莱尔这个最早的探求代表着白白消耗时间的时候，这种探求是毫无危害的，慢慢消失了，而且并未对她往后的高度建设性工作进行制止。
克莱尔工作的建设性特点，不只是因为她的解释的基本准确性，还因为一定程度的连贯性在她这一疗程的精神分析中显现了出来。不准备对一个问题集中精力——她在很长时间内甚至不清楚这是怎样的问题——她所做的全部都成为对她依赖的问题的一种贡献。她对一个独立的问题是如此坚定不移地、无意识地集中精力，让她可以不断地从新的角度对它进行研究，这是必需的，不过却鲜少上升到相同的水平。在克莱尔的例子中，我们能够对这一点进行证实，因为她那时候正在重压之下生活着——直到后来，她才彻底了解到它是怎样的强大。所以，她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聚集了所有精神，想要处理好这个问题，为它做奉献。这种情境是强迫性的，绝不会是人为造就的。不过，她越是对一个问题感兴趣，就越是接近类似的精力集中。
对于已经在第三章阐述过的三个步骤，克莱尔的自我精神分析进行了十分恰当的解释：对神经症的倾向予以认可，对它的含意进行认识，把它与别的神经症倾向的关联揭示出来。正如经常会见到的例子那般，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步骤相互之间在克莱尔的精神分析中存在重合：在尚未将自己的倾向彻底弄清楚的时候，克莱尔就对这方面的很多含意有所了解了。所以，在她的精神分析过程中，对于那些明确的步骤，她并未想要竭力隐藏：她并未刻意宣称要探寻神经症倾向，也没有刻意对她的依赖和强迫性的谨慎两者之间的关联进行分析。与之类似，两种倾向之间的关联的环节正如精神分析工作的过程那般，几乎自动变得愈加显著。换言之，克莱尔并未对这些问题进行选择——起码没有刻意选择——不过，这些问题却找上了她，而且在它们展开的过程中将一个有机的连贯性展现出来。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更加关键的连续性存在于克莱尔的精神分析中，有更多能够效仿的可能性：一直以来，以孤立或者分离状态产生的顿悟是不存在的。我们关注发展的是一种结构形式，而并非一个个顿悟的堆砌。就算在精神分析过程中，患者获得了所有准确的独立领悟，不过，假如它们仍是一些凌乱的顿悟，那在工作上，他就可能无法享受到自己的最大利益。
如此一来，在克莱尔坦诚自己是由于模糊地坚信将自己置于痛苦之中可以获得援助，所以她才这样做之后，她或许已经将造成自己童年性格的原因彻底挖掘出来了，而且还把它看作一个永远不会发生改变的初期信念。对于她来讲，这或许是有利的，因为在没有恰当理由的前提下，任何人都不会真正对痛苦有需求。下一次，在意识到自己正向痛苦妥协的时候，她就会减少自己发作的时间。不过，对于这个顿悟的掌握她最多只是将这一时期里密集的、太难解决的发作次数减少罢了。这些复发也并没有体现出最关键的特性。抑或，她或许并未将下一步骤再向前推进一步，也就是将她的发现与她事实上对自我决断的缺乏相互联系，她也没有积极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她坦承它已经被对神奇帮助的信任所取代。尽管这是不充分的，不过或许已经施加了很多援助，因为对于消除这个信赖背后的没有任何帮助的整个蒙骗态度，它已经有一个新的刺激形成了。然而，对于神奇援助的信念，假如她还未将之与她的依赖性联系起来，并且还未看到这个恰恰是另外一个的主要部分，她就绝不会将这个信念彻底征服，因为她一直想要将一个无意识的限制建造起来：假如她一心想要把永恒不变的“爱”发掘出来，获得帮助是轻而易举的。这只不过是因为那个关联展现在她面前，并且，还由于她对这种期望的错误认识，她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对于它所造成的这些结果，顿悟完全能起到解放它的作用。
对于一种人格特性，假如一个人想要发觉它是如何用各种理由与结果而深植到他的结构中的，那这就不只是纯粹的理论方面的兴趣问题，还有更加关键的医疗问题包含在里面。可以用更加熟悉的动力术语来表述这一必要性：人们一定要先对人格特性有一个清晰的认识，然后才可以改变其态度。不过，这种话或许已经变成了一枚残破的小铜币，因为长时间的使用而变得不再厚实。并且，我们经常会因为它而联想到驱动力的概念，而在这里，或许会被认为人们不管是在早先的幼年时期，抑或是如今，都完全应当去获得这种力。动态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就会让人困惑，因为相比对一种人格的存在进行局限的因素，它加诸所有性格上的影响是同样重要的。
不只是在心理学问题方面了解结构上的关联具有必要性。比如，对于器质性病变的问题，我着重提到的这些问题有着相同的必要性。心脏病不会被任何一位优秀的医生视为一种独立现象。对于肾、肺等别的器官是如何对心脏产生作用的，他也要进行思考。他还一定要认识身体的别的机体是如何反过来受到这个心脏的影响的，比如，它是如何对血液循环或者肝脏机能产生影响的。他的这种影响的知识将会对他认识心脏病的强度有所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