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金融的逻辑》
作者：陈志武
成书时间：2020年
出版信息：中信出版社，2020年第1版
文化和经济，无疑是相互影响，中国经济的样貌，尤其在家庭、家族等小范围内，其处处皆透着传统文化的“巧思”。
我们从作者这句话展开：“中国文化实际上是为了确保隐形金融合约的执行。”P248
“金融合约”，我们并不陌生，最熟悉的，诸如保险、股票，其主要特征：我今天做了投入（投资），未来就会有相应的收益，这个过程的实现，必须依赖文字合约，依赖金融体系和相关法律制度。
那么，何谓“隐形金融合约”？
在中国式的家庭生活中，“养儿防老”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文化特征，这其中的经济逻辑，便正体现了一种“隐形金融合约”。父母今天之所以愿意投入，无论是钱财、时间、乃至生命的大半，当然有着各种“动机”，生物本能、慈爱之心、理性责任……这当中一定还会有对于子女将来“回馈”的期许，或多或少而已。这些“回馈”的具体体现，无外乎金钱上的返补、生活上的照护、感情上的慰藉等等。
这一过程的实现，正体现了一种“合约”的精神——今天的投入，是为了未来的获得。只不过，这种“合约”并无白纸黑字，也没有明确的法律保护，所以称其为“隐形金融合约”。
除了“养儿防老”，类似能体现以上金融逻辑的情形有很多。比如大事小情上的红包、彩礼往来，我今天给出去这500元的红包，便暗含了未来我能收回至少不低于500的红包这一“预期”。不难发现，中国式的家庭、家族，乃至所有亲朋好友之间的各种互动模式，处处体现着各种各样的隐形合约。
既然是“合约”，那就必须有配套的制度体系来保证合约的履行。不用担心，我们庞杂的文化体系，自然都已经做好了最为精妙的安排。
还是回到“养儿防老”，父母如何保证子女在成年之后的“回馈”，没有白纸黑字的“合同”的硬约束，可以靠“文化”的软约束。
“孝”，在中国讲了数千年，今天那更多属于文化的范畴，但在传统社会，在很多朝代，不孝是明文规定的违法行为——属“十恶不赦”，罪及杀头。“孝”文化，便是以上我们所说的“合约”——“养儿防老”，它的“制度保障”。不孝，在今天虽大概率不涉及违法，但那看不见的文化的力量，会迫使你继续履行这份“合约”，这些力量以各种形式的道德约束，而发生作用，作者提到一点：“这些隐形的金融合约都是靠内疚来执行的……后代能不能有内疚感又恰恰是文化的东西。”P248
由此观之，中国传统文化，尤其长期占主导的儒家文化，在她所构建的以“伦理纲常”为经纬的社会秩序当中，有意无意地便形成了各种“隐形金融合约”及其配套的制度保障。可以说，中国社会在还没有出现现代金融之前，便通过以血亲为核心的文化体系，间接构建出了一套相对完整的金融体系。这一体系，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主导了大部分人，尤其普通百姓，他们一生中几乎全部的金融交易。
我们再来观察这一体系，它的正常运转，毫无疑问的严重依赖于亲朋，再扩大一点，“熟人”，或者换个词：“关系”。正是那些千丝万缕的或近或远的“关系”的存在，才使得传统金融交易能够顺利进行。即便离开了家庭、家族的内部关系，传统社会外部，同样依赖于这套法则在运转。书中举例，以前的票号行业，虽说已经是比较晚近的金融业态，但由于当时的司法、制度体系不完备，其运转同样离不开各种非正式的“关系”：“……必须依赖亲戚血缘‘关系’来缓和票号内部和外部都存在的‘委托-代理’道德风险与契约风险。”P113
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关系金融”（书中也称“人格化的金融”）逐渐乏力，原因之一：“非正式的契约执行制度无法支持越来越长的‘委托-代理’链条。”P113通俗来说，生意越大，交易链条越长，当这一链条上的每个人，互相不熟悉，甚至完全陌生时，缺少了“硬约束”的合约，就很难保证其履行。于是，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和经济模式的转变，现代金融及其配套的制度、法治体系逐步建立，“人格化的金融”逐步让位于“非人格化的法治”P112。
时至今日，“改革开放”都已进行了几十年，传统中国的那些“关系金融”、“隐形合约”，是否还存在？答案是肯定的。
虽然在今天，当有金融需求时，我们可以去找银行、保险公司等各种金融机构，但亲戚朋友、熟人关系，依旧在各处，以各种方式产生影响，发挥作用。“关系金融”的或隐或现，或大或小，视不同文化区域，不同经济发达程度，各地区间有着巨大的差别。
既然有了大量的正规“产品”，“关系金融”为何还会存在？一方面确有现实考虑，比如更低的交易成本，更便捷的方式，但更重要的，不得不感慨，我们传统文化的强大基因。
作为一个从“农耕文明”成长起来的社会，中国人的传统是重视家庭，也依赖家庭。长期以来，家庭（家族）是经济互助和利益交换的几乎唯一的场所。在一种称为“差序格局”的中国式关系的主导之下，“关系”有如水中涟漪般推而广之，一张张“人情”网络的铺展，在看不见的地方左右着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方方面面。
在作者看来，随着现代化的先前发展，金融关系，必然的，也应当，从内部的家庭关系中剥离出来，而转向外部市场。家庭内过多的利益纠葛,限制了人格独立和自由空间的扩大，亲情也被异化为利益交换，“由市场取代家庭的经济功能才是最好的药方。”P202“家应该是情感的天地，是精神上安身立命之所，而不是利益交换场。”（老版序言）
至此，作者的观点已然非常清楚，但我从另一角度思考。
现代化的益处毋庸置疑，但在今天，尤其在高速发展之下，包括金融业在内的各种新产品、新业态伴随着各种新思想、各种亚文化，它们打乱了家庭成员之间很多原本固有的合作模式和依赖关系，而随之生出新的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便是代际之间的认知差异和交流障碍。
作者的设想，是将利益同情感做一切割，将经济属性从家庭生活中完全剥离，使家庭成为一个纯粹的、只谈感情的“心灵港湾”。反观我们的家庭现状，似乎是“旧的”经济关系被打乱，而新的情感链接尚未完全补位。今天的中国，很多方面仍在“转型”期，如何处理好这些关系，需要相当的阅历和智慧。我想，中国老话：“过犹不及”，在转型的过程中，每个家庭都应该努力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个度，建立内部的利益和情感的动态平衡。
最后，提一点个人对于本书内容的不同意见。
书中从所谓“关系金融”对于家庭情感和外部市场金融体系构建的影响着眼，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其中的“家文化”，阻碍了“发展”。作者的逻辑：“发展就是使个人自由”P203，正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强烈的束缚个人自由的观点和结果，所以她便阻碍了“发展”。
进而，作者还举例梁任公、辜鸿铭，他们百年前的言论——用改良后的中华文明去拯救当时他们所看到的西方文明的危机。作者嗤其为“难以找到学理基础”P204。用中国文化去“救他国的命”，真的就那么“不靠谱”吗？
我想，若谈及自由，究竟什么是我们应当追求的所谓“良善”的自由？在完全摆脱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束缚之下，那样的自由选择路径是否一定是指向良善的？
另外，被尊奉为“现代”的西方文明，在为世界“祛魅”的同时，因为分工、算法等的兴起，工具理性在人类世界中极度膨胀。“诸神之战”下，价值虚无、意义消退，等等这些由“现代”所带来的人类精神世界的危机，百年前已为韦伯等社会学者所深深地担忧。二十世纪初，梁任公们就意识到，东方的传统文化与古老智慧应该能够，至少部分地可以，为这场文明危机提供一种解决思路，一种“中国方案”。
中国传统文化，在建立社会稳定和人情纽带的同时，也提供心灵安放和价值指引。这套文化体系的运转，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夹带着诸如“关系金融”等“副产物”的产生。若如作者所言，将经济和情感在家庭中做完全的切割，我觉得无法实现，也无此必要，各家找到适合各家的方式和尺度，或许更为重要。
完
202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