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获得诺奖有三个后果：对于中国作家来说是扬眉吐气的；对于群众来说是充满争议的；对于莫言本人来说；不幸是要大于幸运的。
国人对于诺奖的埋怨是很重的，一是在于为什么民国大家们拿不来诺奖，由此形成了一股民族气节，觉得诺奖的认可是“西方”的认可，中国人要走自己的文学路线。
二是在于莫言的文字带有批判性，可以作为一种把柄被国外敌对分子利用。国人在文学批判性上很是偏激，在时代差异面前，民国大家的批判性之所以被认为是可行的是在于时代不同，在那个时代，我们用得最多的词便是“黑暗”，黑暗是要去批判的，光明是要去歌颂的，所以到了现在，任何带有“批判当代”性质的文学，都有了很重的争议。
而莫言的文学在西方也并不像我们想象的路人皆知，在获得诺奖前，莫言的作品在西方也只是一种教学文学，是值得研究琢磨的文学。诺奖像是一种推销手段，立刻就让西方读者群体读到并接受了莫言的作品。而莫言的获奖，同时也为他带来了如同帕斯捷尔纳克①一样的质疑，那就是“诺奖究竟要不要给一个阶级立场不同的作家？”尤其是放到了Z时代②人群占据主导的时代，当网络媒介快速传播时，对于莫言来自中西的层层质疑让他几乎销声匿迹，直到去年才出了一本《晚熟的人》③，而我也第一时间看了这本书。
相比于《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来说，新世纪的莫言仍然是莫言，他不曾改过自己的批判，但耐人寻味的却是，莫言的批判还是来自五十年前70年代，那是一个被默许的错误时期，是一个可以批判的时期，也是一个任何错误的承担时期。今年余华的《文城》④出版后，文学家们批判的时代更早了，又回到了周树人们批判的年代。兜兜转转百年后，中国文学忽然止步在了上个世纪，再也无法向前迈进了。
这可以委婉地说是莫言们不比年轻人们更了解21世纪，也可以委婉地说莫言本身依旧在维系他的山东高密东北乡。没有一个晚熟的作家可以愚蠢到将自己的文学帝国盲目转移，为了保住自己的声誉，为了保住自己作品的质量，莫言也只能接受晚熟的结果。但时过境迁，中国年轻的纯文学家们像是被包裹了一样。中国开始走了自己的文学道路，开始更加琼瑶与金庸，甚至剔除了琼瑶与金庸。文学性被贬乏、摒弃直至泯灭，文学也娱乐了起来。到现在，对于文学的意义居然又回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开始讨论“文学究竟有没有用”。鲁迅呕心沥血所构建的中国现代文学，却正在被网络文化所瓦解。
莫言为此也发过言论，在获得诺奖之后他曾去东京参加了东亚文学论坛，演讲了一篇题目为《哪些人是有罪的》，有人说，仅凭这篇演讲，莫言就注定要获得诺奖。确实如此，这篇演讲的批判性是极其尖锐的，也是很露骨、不加掩饰的。国内只有少数媒体和自媒体去报道了这个事情，原因多半也是因为如此。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本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但到了现在，莫言得奖的争议远远盖过了他的意义，这无疑是可悲的。
将文学还给文字，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往上衍生，便是“艺术与政治的对立”。艺术从业者们整日高喊艺术是全人类的，《格尔尼卡》⑤是全人类的，《La campanella》⑥是全人类的，《悲惨世界》也是全人类的，但一旦与政治挂钩，艺术的真实与现世的对错便不是最重要的了。在这个维度上，即便我文字的语气偏爱艺术，但也不能感性到用简单对错来判定艺术与政治的关系。我只能带有个人喜好的赞同艺术门派，便呼吁希望把文学还给文字，把艺术还给艺术。
但其实，如果没有政治背景下，艺术也便失去了魅力。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人类社会的对立赋予了艺术除娱乐外的功能。所以言语中对于文学艺术的尊重，还是在于适度地归还文学自主权。让更多的人敢于去用理智与才智去写一些真正的文学，而不是麻痹的文字、充满谎言与毒药般的文字。
最后引用一段《哪些人是有罪的》里的话。在“潜移默化”的影响力中，任何一种艺术都是可悲的，现在我们着力于把艺术喂到人们嘴里，让他们急功近利地去感受艺术，便更为可悲。
“我们的文学真能使人类的贪欲，尤其是国家的贪欲有所收敛吗？结论是悲观的。尽管结论是悲观的，但我们不能放弃努力。”
“因为，这不仅仅是救他人，同时也是救自己。”
by 佐也.
注释：
①：诺奖作家。苏联作家、诗人、翻译家。
②：是美国及欧洲的流行用语，意指在1995-2009年间出生的人，又称网络世代、互联网世代，统指受到互联网、即时通讯、短讯、MP3、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科技产物影响很大的一代人。
③：系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首部小说集。
④：是作家余华创作的长篇小说，该小说讲述的是关于一个人和他一生的寻找，以及一群人和一个汹涌的年代。
⑤：是西班牙立体主义画家帕勃洛·鲁伊斯·毕加索于20世纪30年创作的一幅巨型油画。
⑥：是李斯特为献给德国钢琴家克拉拉、舒曼而作的钢琴曲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