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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人是怎样炼成的 》
文/黎峰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
孔子是“天纵之将圣”吗？就其一生来看显然不是。可是子贡为什么说“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呢？答案恐怕就在上面这一句话里。了解孔子的圣人修炼之路，可以明辨什么是人生的正途。
“志于学”是以学明志，也可以说是学以致用、学以致志。孔子的“学”有三个层次。一是糊口之学，也可认为是打底之学，即谋生手段。孔子讲“吾少也贱，故能多鄙事”（《论语·子罕》）出身不好，学点生活技艺可以糊口。“吾不试，故艺。”（《论语·子罕》）没有官职，没有俸禄，所以学习一切谋生的手艺来养活自己，这一阶段是寒门子弟不能超越的，也是起飞之前的原始积累；二是谋士之学。也就是传统的儒业，包括礼、乐、射、御、书、数等，这是走上仕途的必要准备。作为士族子弟的孔子通过自学传统儒业有了为政的资本。但这一时期孔子只作了委吏、乘田之类的小官，所以当时别人的看法是：“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论语·子罕》）三是大学。即把自己的人生目标、人生理想定义在追求学问、做学术的研究、做道义的研究和探讨上。《大学》中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钱穆先生的《孔子传》中也说明：“惟自孔子以后，而儒业始大变，孔子告子夏‘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可见儒业已先有。惟孔子欲其弟子为道义儒,勿仅为职业儒,其告子夏者即此意。”孔子追求的“大学”，乃是在六艺之中，找寻其道德意义，明了其渊源流变，发扬其道义精神，并由此建立人生的道德价值基础。自此而后，儒就由职业技术，进而至于学术流派，学术从此有了独立的价值和地位，追求终极真理，体现终极关怀的形而上的学问在孔子的学习实践中诞生了。
孔子言“三十而立”，表示这一时期他已经有了独立的主张和独立的人格，有了自己的声望和地位，他是怎么“立”起来的呢？首先，他创办了私学，解放了教育，使教育走向民间。他凭着自己渊博的学识和独到的教育方法，有教无类地培养社会英才，树立起一个职业教育家的典范形象，受到了普遍的尊重。《左传》记载，连鲁国的老牌贵族孟僖子在去世之前，也遗嘱自己的两个儿子跟着孔子学习，这说明孔子立学、立教是非常成功的。其次，孔子找到了自己独特的人生道路，那就是保持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通过参悟和涵养自己来推行主张，宣传思想，传承文化，实现理想，形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的“立定”境界。第三，孔子的政治立场也立起来了。最可贵的是他敢于表达自己的政见，从人性的角度和道德的标准来坚持自己的政治原则和政治立场，形成了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观点，如：“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论语·八佾》）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论语·八佾》）当三桓逼走昭公，孔子也出鲁走齐，途中遇到一个妇女在新坟前痛哭，经了解是她的公公、丈夫、儿子都被老虎吃了，但她仍不愿搬家，原因是这个地方“无苛政”，这个事情记载在《礼记·檀弓》里，引出了孔子一句惊天动地的教导：“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在齐国两年里，他对管仲、晏婴等政治上的大人物都独到而深刻的客观评价，对齐景公也敢于直言教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论语·季氏》）可以讲，孔子的“行仁政”思想就是在这期间形成和“立”起来的。
“不惑之年”，孔子开始以豁达平静的心态来看待世界，找到了快乐的源泉。孔子自37岁离开齐国重回鲁国，一直到他50岁重新出仕前，有十四年的时间。这是孔子一生中第一个重要的十四年。第二个十四年，是五十五岁到六十八岁，孔子在外周游列国。第一个十四年是坐而论道，第二个十四年是寻找“得君行道”理想的过程。孔子何以“不惑”？一是这段时间是他私学的蓬勃发展时期，一大批非常杰出的学生随侍左右，他们天天在一起学习、明辨，优哉游哉，其乐融融，志趣、理想皆已定型，故而不惑；二是“文化大餐”的滋养使他们“不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敏以求之”（《论语·述而》）的孔子沐浴在传统文化的雨露之中，发出了“学习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的由衷慨叹。三是人生志向的坚定使他们“不惑”。四十岁时的孔子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治长》），已经了解了自己的道德使命：“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他和弟子们都在为“以天下为己任”蓄积力量。四是他们找到了真正的快乐。快乐为做人之本，没有快乐，做人大打折扣，也谈不上“不惑”。因为不惑，所以快乐。有了快乐，不惑自消。这真是两全齐美的事。孔颜乐处，修炼出“贫而乐”的大境界。孔子认为“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乐观向上、乐观放达、心怀沧生未济远，孔子在乐观中走过了不惑之年。
知天命，是孔子人格境界中一个很高的境界，指的是人对自身所处的自然、历史与社会环境的认同，孔子强调“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论语·宪问》）天命难违，乃是道义使然。他主张“知天命”不仅要有敬畏心（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语见《论语·季氏》），还要有进取心，即替天行道，“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孔子的天命观使得他的人生总有一种使命感，他必须走出书斋，在修身、齐家之后，继续担当治国、平天下的大任。当时的鲁国，在平息阳货叛乱、结束“陪臣执国政”之后，百废待举，求贤若渴，孔子毅然站出来，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参与到治理国家的政治洪流中，他先后任中都宰、小司空、大司寇，进而荣升代理丞相，在每一任上都做得有声有色，赢得了良好的政声，如果不是齐国的一场离间计，孔子的“天命之政”不会草草结束。不过，这也给了孔子更多的思考和更深的认识，他用三句话忠告世人：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 这三句话放在了《论语》的最后一章，作为全书的总结性的话，孔子的深意是；要知天命，就是知天道，知自然，了解自己的使命；要知礼，就是知人道，知社会，知文化；要知言，就是知人物，知贤愚，知交友处仁。三句话概括起来，就是做人必须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三大关系。这是天命之年孔子阐述的儒家学说的核心所在。
六十而耳顺，意思是说一个人到了六十岁，修养才能达到通达的境界，任何事情都不能动摇自己的心智，对世事褒贬、是非功过都能淡然处之。这正是孔子周游列国的时期，说其为一场政治漂泊或文化苦旅也不为过。孔子是如何做的呢？一是继续追求“得君行道”的理想，以做到“吾道一以贯之”的目的。这时的孔子，“内圣”已成，力求“外王”，不是追求政治待遇，唯求天下己任的实现；二是不忌恶言，在实践中追问内心、探求真理，用道义来要求自己，而用人性来观察别人。途中遇隐者责备，首先想到的是责任，是担当，是“天下有道”。三是树成了律己的最高境界：恕。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强调“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打造圣人的亲和力，塑造温柔敦厚的特别气质。这时的孔子，已没有明显的人性弱点，宠辱不惊，自信宽容，人情练达。
孔子人生的最后阶段，是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它包含着一种很深刻的辨证论的哲理，从心所欲而又能够做到不逾矩。其从心所欲大致为：热爱自然，以山水寄人文情怀。所谓“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他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如果“道不行”，则希望“乘桴浮于海”（《论语·公治长》）；热爱艺术：“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跟师襄子学古琴，学一个曲子，只进不止，能通过演奏音乐把作曲者的形象想象出来。整理《诗经》，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史记·孔子世家》）热爱文化：“好古，敏而求之者也。”（《论语·述而》）孔子以前数千年的文化，赖他而传；孔子以后的文化，赖他而开。孔子“述而不作”的背后，是五经六艺的继承和创新，是由“文化”而“文明”的根本转变。其不逾矩大致为：克己（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焉）；自讼（见其过而内自讼，即内辩是非的过程）；自省（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孔子保留了“不逾矩”的欲，克服了不当的欲，抛弃了低级的趣味，成为一个纯粹的人，做到了“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状态下的“从心所欲”和“不逾矩”的完美平衡。
纵观孔子一生，他志于学，志于道，依于仁，据于德，立于礼，成于乐，游于艺，厚重的人生实践，清醒的人生目标，顽强的社会责任，悠远的家国情怀，铸就了他迭宕起伏的人生，也成就了他丰满的圣人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