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现代是一个两极分化的词语。一方面,儒学代表了古代文化的辉煌与灿烂,成为中华文明在全世界的代表;另一方面,儒学在两千余年的发展中逐渐沾染了许多愚昧的思想与扭曲的解读,从而使儒学变得面目全非,孔子再生可能都不理解自己的学说为什么会这么发展。而我们今天不论儒学的对与错,而是要简单的论述有关于儒学对中国的最大贡献。
中国历史上的大帝国以及世界历史上的大帝国都有着旋起旋灭的历史,有的国度都绵延了三、四百年之久,甚至有些国家的存在时间并不比中国历史上的王朝短。但中国的王朝断续在历史上有一个很奇特的特点,任何的外族入侵、农民起义、地方割据等动乱都没有改变中国的历史底色,反而在一次次的动乱中中国文化中吸收了许多外族的历史文化特色。并融入到中华民族的发展中,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奇迹。
但中国的这种奇迹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与一种中国自古就诞生的特殊阶层有关,这就是“士”。早在春秋末期,士就已经出现在了各国的人才储备当中,尤其在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群象争霸时期,史的地位被各诸侯国重视。当时就有句话这样描述士的作用的作用“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士成为了各国诸侯的座上宾。
而在秦汉第一帝国时期,由于中央集权的初步实行,期间还出现过两次地方割据的回潮。一次为楚汉争霸、另一次为七国之乱,都成为了中央集权在初步推行时的阵痛。但是,在西汉以后,除非外族入侵导致的权力真空从而出现地方割据意外,自发性的像春秋战国一样文化上不尽相同的地方割据势力反而变得销声匿迹,这是为什么?
最为主要的,就是儒学的作用。有人说秦始皇在中国文明史上有着巨大的功劳,没有他甚至我们可能会像现在的欧洲一样。这样的话我基本认同,但是我认为,秦始皇这功劳里面起码要加上汉武帝一半。汉武帝的武功不仅在帝王中少有可比,而且为了帝国的统一,他极力推动的儒学成为了古代华夏文明的粘合剂,塑造了中华文明的悠久韧性。
在汉武帝后,儒学通过帝王的搭建起一条罕见的上升通道一跃之间影响力突破了天际,而整个帝国体系也在这条为儒学人才搭建的天梯中获得了更多的收益。在现实中,由帝都贯穿帝国的大小道路连接了帝国内部的大小地区,而在文化或意识形态上,以儒学为核心意识形态的被选拔出来的官吏成功的联系起了整个帝国。
在帝国体系中,文化的联系是最为重要的,因为地理上的联系可以被认为的切断,但文化上的联系不是可以被轻易的抹除的。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整个中华文明地区内涌入了大量的外族时,以儒家官僚为首的意识形态代表就会牢牢地巩固住文化的基本盘,从而不会被轻易的动摇,反而可以通过为异族统治者提供实际的管理服务从而使儒学在统治者眼里变得有吸引力使其主动地融入到入学意识形态中来,成为中华文化的一分子,而北魏孝文帝激烈到背弃自己鲜卑族的汉化改革也不免有上述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