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势利——读胡兰成
历史总是在势利中展开，它以忽略、删除为代价。文学的历史也是一样，即使我们面对的只是一小段历史。
时下胡兰成《今生今世》、《禅是一枝花》两本书的热销，便印证了文学的势利。
首先不能否认的是，《今生今世》华美阴柔的文风以及《禅是一枝花》对佛理独到的阐释，确有吸引读者的地方。两部书的出版，从一个角度说明我们这个社会正变得越来越宽容，也表示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或多或少作到了不因人废言。不是有句话吗？我虽然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力。
但问题是，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对构建一个时代的人文精神有着重要的作用。在历史的长河中，一定的人文精神汇入时代精神，构成一定的民族文化的实质内核。换句话说，作家是镜子，同时又是灯，要揭示，还要指示，要照亮黑暗。而胡兰成的《今生今世》，我们看到的只是他与几个女子间缠绵不清的情感纠葛，如果说作家是镜子，那么我们倒是看到了胡兰成风流浮浪，才子无行的一面；如果说作家是灯，那么胡兰成又为我们指示了什么，照亮了什么呢？
这里牵涉到人品与文品的问题。世人常说“文如其人”，“文品即人品”，把“文品”与“人品”相联，但两者既可能一致，也可能大相径庭。钱钟书对此类说法作了深入的分析和辩证，他列举历代文人言行不一或言言不一的种种事实，说明“以文观人，自古所难”。他精辟地指出：“所言之物，可以饰伪：巨奸为忧国语，热中人作冰雪文，是也。其言人格调，则往往流露本相；狷急人之作风，不能尽变为澄澹，豪迈人之笔性，不能尽变为谨严。文如其人，在此不在彼也。”钱氏的意思很明白，写什么容易作伪，而怎么写却不易作伪，所以“文如其人”主要不在内容而在形式，如言语的“格调”、行文的“笔性”等。具体到胡兰成的文章，一位学者一针见血指出：胡兰成的文章有气韵而无气度无风骨，正像他做人有灵气而无灵魂。
胡兰成1940年代有汪精卫“文胆”之称，兼任汪伪《中华日报》总主笔，后又到武汉任《大楚报》社长，撰写了大量汉奸卖国社论，为屠杀中国人民的日本“皇军”效力。铁的事实表明，胡兰成是一个货真价实、不折不扣的汉奸。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汉奸文人的作品，如今却在国内文坛热销。在一个崇尚文以载道的国度，不能说不是对文学的一种讽刺。
如今是一个困惑的时代，各种思潮令人无所适从，人们在困惑中感觉到前路的迷惘，所能看清的只是来时的路。怀旧情结便应运而生，这是胡文之所以热销的大背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出版社打着“不因人废言”的口号猛吹胡兰成，甚至不惜为这个汉奸文人文过饰非——从林语堂、梁实秋、钱钟书直到余秋雨，才子散文，胡兰成堪称翘楚；从张爱玲、周训德、范秀美直到余爱珍，薄情寡义，胡兰成情债累累，这是《今生今世》一书封套上的两行似贬实褒句子。不知道出版社如此恶意抄作的目的何在？在自己腰包装的满蓥满钵的同时，出版社欲把社会的文化精神指向何方？
如今是市场经济，出版社势利，难道我们的文学也变得势利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