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踏入社会后，我虽然作为一名大专生，但最终还是被现实压迫的几乎活不下去，不得不进入工厂谋生。

中国的东南沿海，曾在三四十年前首先被改革的春风吹拂。一个又一个工厂拔地而起，也就理所当然的有了一个又一个的工业区，这些工业区也就成为了城市东南西北不可或缺的特有风景线。

工厂里的工作生活，让我认识到一个特别的大姐，一个离婚多年，为一对儿女幸福跟命运做着斗争的女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停劳累的女人，她叫红梅。我为她工作的拼命劲头所佩服，为她那负累前行却散发着特有的幸福所感染，她也就悄悄地进入了我的心底，她的故事也就成为我文字创作的真实素材。

红梅，一头乌黑的长发，长发下夹杂着几乎可以忽略的几根银丝；额头上皮肤松弛着，留下了一个“三”字形抬头纹，显得几分沧桑；她也就刚过不惑之年，却远不如那些同龄的，懂得保养的女人所有的娇嫩。

工厂的机器整整齐齐地摆成两旁，我与她就在这机器中间一米宽的间隙里干活。我们在一条线上，操作着不同的机器，做着几乎相同的工作。

对于工厂的工作，我是十分焦躁也是十分无奈，以混日子态度，懒懒散散地干着活，比起红梅大姐，我们真是天壤之别。

每次看到我这种态度，大姐总是微笑着说。

“小家伙，这活干着咋样？好不好做啊？”

我总是以许多借口来搪塞，告诉她。反正一天就一百块，懒得干，随便混混，把十个小时混过去就算了，管它呢！

“你好好干，能干成计件的，一天能多挣一二十块。”她一边说着话，一边教给我看，让我提高产量。

“哎，厂长那么扣门，把工价压那么低，一天拼死拼活，也就多那个二十来块钱，中午也没有午休时间，不划算，慢慢干就是啦！”我笑着说。

“哪有啥办法，进哪个厂都那样，我们打工的就是这样，不干活没饭吃，不能跟人家当官的比。”她说着就赶紧去忙她自己的活了。

我跟她也就混的很熟，总是有话没话地在工作中跟她聊天，包括生活的细枝末节。

“大姐，发现你也太省了吧，中午才吃五块钱的饭，要对自己好点，人生苦短啊！”我一脸笑着说。

“哪里，我可舍得吃，舍得穿，昨晚下班跟儿子一起吃了顿牛肉火锅，花了一百多块。食堂里菜，没啥好吃的！”她微笑着。

“你上个月发多少工资？五千几？”我问她

“哪里，才三四千块啦，今年不行，去年还拿了一个月五千！”

我用难以置信的口吻说。“不会那么少吧，你每天都没有午休，那么拼命，应该比我多一千块，至少吧。”

“周六周日又没加班，哪里会差那么多！你发了多少？”她问。

“三千挂点，管它呢，混几个月算了，干着没劲，进工厂真的不是长久之计，打一年工也就一两万，我还不抽烟不喝酒不乱花钱，都存不到钱！不改变出路，照这样下去，十年后也就十几万，但需要没有意外发生的情况，再者十年后十几万估计贬值缩水当几万块用啦！！”

她耐心地听着我的倾诉，一边手忙脚乱地忙着自己的活，随后说。

“那你不打工，弄啥？啥都不会，换个新的环境，又要从头开始，刚开始工资也是很低，永远也存不到一分钱。”

我哑口无言地笑着。

像这类大大小小的话题，构成了我们工作中的小片段。

她几乎每一天都是早早起床，为酒店上班的儿子做好早餐，匆匆地带上自己的早餐，骑电车来到厂里。

走进工厂，把机台打开升温，接了杯开水就开始上班。

待我踏着八点的上班铃声走进工厂时，只见她戴上袖套，一只手戴着手套，另一只手拿着馒头或者包子类早餐，一边吃着早餐，一边用另一只手从机台上拿下产品，开始上班。

等到快九点，就赶紧跟儿子打电话，看他吃早餐没；快中午，跟读大学的女儿打电话开心地聊着天，她的脸庞虽然沧桑但依然可以看到她的幸福，笑的像孩子一样，嘴角露出浅浅的酒窝。

遇到周末的下午，总会提前跟儿子打电话，看看他想吃啥，等下班回家给他做或者去外面聚餐。

她每一天就是这样充满阳光，不管工作多么不好做，多么累，不抱怨不放弃，奋力地与命运做斗争。

我总会跟她说。“你也太拼了，人生苦短，要学会享受生活，天天那么拼，我看起来都挺累，佩服你！”

“我闲不住，还有女儿读书要钱还要准备给儿子将来讨媳妇攒钱买房。”她乐呵呵地说。

“你不是已经买了房？买那么多房干啥？！还不如随便挣点钱出去旅行，好好玩玩！”我不解地问。

“我原来买的那个房，有点小，准备再攒点钱换个大户型的好看。旅行，我十年前都去玩过好多地方，那会好几万块，都被我玩没了！等将来儿子女儿结婚成家后，我就可以好好休息了。”她说着。

“哈哈，等儿子结婚了，你还操心孙子呢，不如把握当下！”我开玩笑说。

“那就没办法了，操心的命！”她随口应和着。

就是这样的一个女人，在繁华的沿海都市，挣扎在幸福的边缘，用一个人的力量，为儿女撑起一把保护伞，承担着作为母亲所承担的责任，不怕苦不怕累，努力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