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豫让的荒唐之举
司马迁在《史记·剌客列传》中分别为曹沫、专诸、豫让、聂政和荆轲立传，写得都十分精彩。豫让是五位刺客之一。
豫让曾经在晋国六卿之一智伯手下当差，智伯很看重豫让，视其为知已。智伯策动韩、魏两国一起攻打赵襄子，没想到韩、魏两国反而被赵襄子策反，临阵变卦、掉转枪口消灭了智伯。赵襄子憎恨智伯，把智伯的头盖骨做成了饮器。开始的时候，豫让逃亡在深山之中。有一天，不知是过够了逃亡生活，还是突然良心发现，要干点什么。他发出这样的感叹——
“嗟呼！士为知已者死，女为悦己者容”。
唉！大丈夫应当为知己而死，女子应该为喜欢自己的人而梳妆打扮。这样东躲西藏怎么能对得起“知己”呢？于是，他开始了一系列的报复行动。豫让改名换姓，化装成一个服苦役的刑徒潜入赵襄子宫中，假装涂刷厕所，想趁赵襄子如厕的时候行刺，结果被赵襄子识破，豫让被捉。赵襄子称赞豫让是“义人”“贤者”，并放了他。
很快，豫让又开始筹备第二次刺杀行动。他全身涂油漆，让皮肤上长满令人恶心的脓疮；吞下木炭，使嗓子变哑。目的是让人认不出他。他化装成乞丐，继续寻找机会行刺赵襄子。既便如此，他的行刺行动还是失败了。结果，豫让再无活着的理由，在赵襄子面前自杀了。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两个信息：一是豫让报仇的缘由。赵襄子杀了智伯，还残忍地将智伯的头骨做成了饮器；二是报仇的动机。也就是豫让提出的“士为知己者死”，即为了报恩。可是不论是报仇，还是报恩，豫让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智伯、范氏、中行氏与韩、赵、魏是晋国的六卿。智伯攻打赵襄子，属于“内斗”，而且，是智伯联合韩、魏在先，也可以说有过在先。如果要恨，韩、魏二王比赵襄子更可恨，可是，豫让何以完全不考虑智伯的过失，不考虑韩、魏的背叛，而独独怀恨于赵襄子。换言之，赵襄子有过，但过不及豫让之诛。而豫让仅仅因为这点恩怨便要致赵襄子于死地，未免太狭隘，更与忠义毫不刮边。
而从报仇的动机上看，豫让的举动也让人难以赞同。在行刺赵襄子失败后，赵襄子曾经质问过豫让：“你也曾在范氏、中行氏手下干过，智伯把他们二人都杀死了，你怎么不替范氏、中行氏报仇呢？”豫让回答说：“范氏、中行氏把我当作普通的臣子对待，我也就以普通的臣子待他；智伯以国士待我，所以我才会以相同的规格报答他。”豫让的话看似有理，实则是诡辩。按照他的话说，普通的臣子就可以不忠不义，就可以怀有二心。如果这样，天下又能有多少“国士”？没有“国士”、只有普通民众的国家就可以不守忠义之道吗？而就算按照豫让的说法，智伯对他实在是太好了，他才会以死相报。这种报恩思想完全不考虑正义与否，其忠义不也是大打折扣了吗？
在豫让第二次行刺赵襄子失败后，他曾说了一段令人肉麻的“奉承话”。他说：“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义。”当着赵襄子的面称他是“明主”，自许为“忠臣”。试问，既然认为赵襄子是“明主”，还要去刺杀他，这难道是“义举”？而就算是“忠臣”，也只是忠于一个名声并不甚好的主子，是“愚忠”。而豫让之所以卑躬屈膝、甚至低三下四地奉承赵襄子，为的是一个不情之请：“既然不能杀了你为我的主人报仇，那么，就请你允许我用剑砍你的衣服几下，了却我一个心愿，这样我也就死而无憾了。”赵襄子面对这个无理请求，淡然一笑，竟然答应了豫让。豫让在用剑砍了三下赵襄子脱下的外套后，便自杀而死，他的魂魄就这样“无愧”地去见智伯了。
豫让的种种行为，实在让人不敢恭维，让人无法把他与“壮士”“勇士”联系起来。
（二）息侯的“冲冠一怒”
春秋时期，蔡国的哀侯和息国的息侯分别娶了陈国的姐妹俩，成了连襟。息夫人长得比蔡哀侯的夫人漂亮得多。有一次，息夫人回家探望父母，路过蔡国，自然要见见在这里的姐妹，还可能结伴回家也未可知。可没想到，蔡哀侯见到息夫人便神不守舍，开始以言语挑逗并动手动脚。息夫人也顾不上再约姐妹一起回娘家了，为了摆脱蔡哀侯的纠缠,她便急急地起身离开了那个是非之地。
后来，息侯知道了这个事，心中不免大怒：“我们好歹也是连襟，你竟然非礼我的夫人，真是岂有此理。”是可忍，孰不可忍，息侯越想越气，决定发兵攻打蔡国。但他考虑到自己的实力有限，没有必胜的把握，便向楚国求援——
息侯怒，请楚文王：“来伐我，我求救于蔡，蔡必来，楚因击之，可以有功。”楚文王从之，虏蔡哀以归。
息侯知道后大怒，便派人给楚文王送信说：“请楚国来假装攻打息国，然后我派人向蔡侯求援，蔡侯一定会来帮忙，到时候，楚国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攻打蔡国了，那样，一定会有收获。”楚文王本来有扩张的野心，苦于没有好的借口。这回息侯来求援，正好顺水推舟。于是就答应了息侯，派兵假装攻打息国。一切按息侯设计的进行，蔡侯不知是计，派兵增援连襟之国。结果楚军大败，蔡侯成了楚国的俘虏，息侯借刀杀人，报了“一剑之仇”。
息侯的冲冠一怒，灭掉了一个国家，但是，他自己也成了牺牲品。蔡侯成了俘虏后，多次向楚文王夸赞息夫人如何漂亮，最终让楚文王动了心。楚文王发兵攻打息国，把息夫人抓到楚国，逼其就范。息夫人虽然三年没有跟楚文王说过一句话，成了“哑巴”，但并没有保全自己的清白之身，她为楚文王生了两个儿子。
自己的媳妇遭到人非礼，这个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的“连襟”，这口气确实难咽。但是，蔡侯只是对息夫人“不敬”而已，并没有实际的伤害。息侯如果觉得面子上过不去，断绝亲戚往来也就罢了。可是，息侯却冲冠一怒，借刀杀人，实在有点过分。虽然息侯报了“仇”，但是，息侯自己也吞了苦果。本来想保护夫人，维护自己的尊严，却落得个陪了夫人又折兵的下场。
蔡侯理亏在先，但在大义上并未失原则。当息侯向他求救之时，他没有犹豫便派出援兵，与强大的楚国为敌。可见，他的心中还是有“亲戚”观念的，还没有坏到头顶长疮、脚底流脓的程度。但最终，蔡侯还是选择了以牙还牙，给楚文王出了个馊主意。
两个冲动的人，就像是互相争斗的鹬和蚌，楚文王成了“渔翁”，可怜无辜的息夫人成了牺牲品。冲动是魔鬼，说的就是他们这种人吧。
（三）郭解因小怨而杀人
郭解是汉武帝时的一位游侠，轵（今河南省济源县南）人，他的外公是著名的相术家许负。他的父亲也是一位侠客，汉文帝时因触犯法律被判死。郭解年轻时十分阴险残忍，稍不如意，便动手杀人，可谓干尽了坏事。但是后来，他却改过从善，以替人解危济难为己任，赢得了“侠客”的好名声，远近人有解不开的“结”，都会找他帮忙。
但是，郭解还没有完全摆脱冲动的毛病。汉武帝时期，出台了一项政令，要求全国之内的家有资产超过三百万的人家，都要迁徙到长安茂陵去。这样做目的是要加速国都长安的城市化。郭解的家不算富裕，家产不到三百万，但是，当地的官吏都希望迁走这个“眼中钉”。郭解便派人找到大将军卫青请他帮忙，卫青因此向汉武帝求情。汉武帝认为，连大将军都能替他求情，说明这个人很有能量，他的家不可能贫穷，这样的人非迁来不可。郭解不得不准备搬家，远近的人得知郭大侠要搬家了，纷纷给他送“盘缠”，没想到这个“搬家费”收得太多了，达到了一千万。
同乡人杨季主的儿子是县里的一个小吏，他向官府举报了郭解收“礼金”千万的事。这下惹恼了一个人——郭解哥哥的儿子，他一怒之下杀了杨季主的儿子，并砍下他的头，从此杨家与郭家结下仇怨。就在这事发生不久，郭解又杀了杨季主。杨季主的家人到京城告状，郭解一发不可收，又杀了告状的人。虽然，这些事都发生在汉武帝大赦之前，但是，郭解的情况却在京城传得沸沸扬扬。尽管很多人并不是郭解亲自动手杀的，可这个账依然要算到郭解身上。御史大夫（专门负责监察的官员）公孙弘说——
“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当大逆无道。”
郭解只是一个普通百姓，却假托行侠仗义而触犯法律，因为很小的事就杀人，即使郭解不知道，比他知道还要严重，应该以大逆无道的罪名处罚他。就这样，郭解被灭门九族。
郭解号称“大侠”，做了不少扶危济困、杀富济贫、解人急难的好事，但是，他也有一个致命的缺点——以睚眦而杀人，就是因为一丁点小恩怨便动手杀人。杨季主的儿子是县椽（辅佐县令的官员），有一定的监督职责，举报郭解收受“礼金”至千万，这是他的职责所在。
郭解的侄儿因此杀死杨季主之子，已是草菅人命，足见郭氏家族在当地飞扬跋扈。郭解应该严斥其侄儿的行为，如果到杨季主家道歉，拿出巨额资金怃恤杨季主，或许就不会有以后的事情发生。而这样的举动才更符合一个侠客之所为。可惜，郭解没有这样做，而是一错再错。先杀了杨季主，又杀了其到京城告状的家人，挑战法律的权威，挑战汉武帝的底线。最后，以满门抄斩落幕，实在可悲。
侠以武犯禁，儒以文乱法。虽然，郭解之死是时代的必然，但是，他性格冲动，因芝麻小事便杀人的性格，也是他悲剧的重要原因。
冲动是魔鬼，冲动受惩罚，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司马迁多次提到这个观点——“士为知已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这句话，乍听起来很有些忠义之意。但是，纵观刺客的言行，却几乎谈不上任何忠义，司马迁客观地记录刺客的言行，让人从字里行间体会其爱憎，以启发后人。
是的，“士为知己者死”这个命题本身并没有错。但是，关键是如何理解这个“知己”。当我们国家面临外侮侵略时，当我们遭遇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时，当别人的生命正在受到歹徒的不法侵害时,无疑,需要我们挺身而出……可见，让我们为之献身的“知己”应该是伟大而崇高的理想，是国家、民族的利益，是正义的事业。当然，人与人之间交往也要讲义、讲诚、讲信、讲友善、讲奉献，但是，这些都不能是狭隘的“哥儿们意气”，豫让那样的义气并不可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