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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就是从那时起，我非常地害怕了“我们”，有“我们”在轰鸣的地方我想都不如绕开走。倒不一定就是怕“我们”所指的那很多人，而是怕“我们”这个词，怕它所发散的符咒般的魔力，这魔力能使人昏头昏脑地渴望被它吞噬，像“肯德基家乡鸡”那样整整齐齐都排成一股味儿。我说过我不喜欢“立场”这个词，也是这个意思。“我们”和“立场”很容易演成魔法，强制个人的情感和思想。“文革”中的行暴者，无不是被这魔法所害——“我们”要坚定地是“我们”，“你们”要尽力变成“我们”，“我们”干吗？当然是对付“他们”。于是沟堑越挖越深，忠心越表越烈，勇猛而至暴行，理性崩塌，信仰沦为一场热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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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下乡”已经三十年，这件事也可以更镇静地想一想了：对于那场运动，历史将记住什么？“老三届”们的记忆当然丰富，千般风流，万种惆怅，喜怒悲忧都是刻骨铭心。但是你去问吧，问一千个“老三届”，你就会听见一千种心情，你就会对“上山下乡”有一千种印象：豪情与沮丧，责任与失落，苦难与磨炼，忠勇与迷茫，深切怀念与不堪回首，悔与不悔……但历史大概不会记得那么详细，历史只会记住那是一次在“我们”的旗帜下对个人选择的强制。再过三十年，再过一百年，历史越往前走越会删除很多细节，使本质凸现：那是一次信仰的灾难。
并没有谁捆绑着我们去，但“我们”是一条更牢靠的绳子。一声令下，便树立起忠与不忠的标识。我那时倒没有很多革命的准备，也还来不及忧虑前途，既然大家都去，便以为是一次壮大的旅游或者探险，有些兴奋。也有人确是满怀了革命豪情，并且果然大有作为。但这就像包办婚姻，包办婚姻有时也能成全好事，但这种方法之下不顺心的人就多。我记得临行时车站上有很多哭声，绝非“满怀豪情”可以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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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现在也还是相信，贫困的乡村是需要知识青年的，需要科学，需要文化，需要人才。但不是捆绑的方法，不能把人才强行送过去，强行一旦得逞，信仰难保不是悲剧。很可能，人才被强行送过去的同时，强行本身也送过去了。贫困的乡村若因而成长起几个强徒，那祸害甚至不是科学能够抵挡的。
方法常常比目的还要紧。比如动物园里的狼，关在笼子里，写一块牌子挂上，说这是狼，可谁看了都说像狗。狼不是被饲养的，狼是满山遍野里跑的，把狼关在笼子里一养，世界上就有了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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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有一年，奥运会上传来一阵歌声，遥远却又贴近：我们是世界，我们是孩子……这下才让我恍然而悟“我们”的位置，这个词原来是要这样用的呀，真是简单又漂亮！我迷上奥运会，要紧的原因其实在这儿。飘荡在宇宙中的万千心魂，苍茫之中终见一处光明，“我们是世界，我们是孩子”，于是牵连浮涌，聚去那里，聚去那声音的光照中。那便是皈依吧，不管你叫他什么，佛法还是上帝。
所以，“我们”的位置并不在与“他们”的对立之中，而在与神的对照之时。当然是指第三位神，即尽善尽美所发出的要求，所发出的审问，因而划出了现实的残缺，引导着对原罪的领悟，征求忏悔之心。这是神对人的关切，并没有行贿受贿的逻辑在里面，当然不是获取实惠的方便之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