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高中时代，开始读七堇年的东西，和同时期的落落，笛安相比，七堇年的《大地之灯》有一种宏观的悲悯情怀在，宗教，命运，救赎，这些隐秘而深奥的东西，被她以一种时而俯视，时而长驱直入的方式一点点解剖，拓刻，而那个时代的青春作者们，还沉浸于自己笔下生造的校园爱恨情仇无法自拔，并力图把这些虚假的东西硬套上命运或者人性的外装。
我觉得七堇年是独特的，她的笔有一种善良的清傲，很能着力于一些微小而具有情怀的人与物，但透过纸面，又弥散着一种熟悉的孤独感，好似炉香沾染在衣服的夹袖里，是一种浸入骨子里的味道。
那一年，我十四岁，留着男孩子的平头，读着自己不喜欢的理科重点班，因为不喜欢写物理作业，总是被严厉的班主任责骂和罚站。
我一点也不快乐，除了成绩很好，年龄很小，我几乎毫无亮点，试卷像冬天的雪花一样越来越绵密沉重，只有文字能给我一口清新的呼吸，而这些，都被班主任视为不务正业。
我像一只花木偶，在毫无感情的领域机械地动作着，直到三年以后，考入中国最自由的一流大学，我有晚报上的满分作文和无懈可击的高考分数，却继续读着这所大学的理工科，做了几十年文科教师的父母觉得理工科才能给我一碗饭吃。
父母替我选了专业，但我并不喜欢。艰深的理工专业的学习令我感到窒息而厌烦，理性思维是很珍贵的东西，它让经济，社会，历史这些需要耗费文科生大量精力的东西对我们异常简单，抽丝剥茧的理解和顺藤摸瓜地寻找矛盾都能够轻易地水到渠成，唯有与情感、浪漫和想象有关的东西，让我逐渐体会到一种力不从心的隔膜。
要命的是，我对神秘主义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对解决现实问题的兴趣。
大一那年，我遇上了一个姑娘，她读着学校里最好的工科专业，对电影和西方文学的了解深刻而独到，对政治与社会的理解也与我不谋而合，我们曾经在深冬的星空下漫步于寒冷荒凉的街头，谈论海明威，张爱玲，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谈论我们深入阅读过的一切作家，谈论文学发展的过程与流派，谈论技巧与内容孰轻孰重，谈论魔幻现实、后现代的解构，卡夫卡的荒诞与讽刺，我们曾经作为一个初创诗社的第一批发起者参与了一场只有七个人的私密茶会，又因为在谈论政治历史时察觉到新闻系和外语系几名同学的野心与功利性而先后退出，那时文学于我们，是一根隐藏的契线，我们的口才会忽然变得滔若奔流，从花鸟风月到圣人凡夫，每一处的风物人情都变得活灵活现起来，电光石火的思想碰撞是一种如同漫天烟花一样美丽的体验，而使文字从乡野艳史整饬为墙头马上的戏文艺术，更是一段升华的乐趣。
我们醉心于文字本身的力量，以此来抵御现实世界的理性，无趣与孤独。
转眼七年又过去了，我们早已天各一方，我经历了种种大的挫折，而我在这些关口的摇摆选择，又让我的人生充满了痛苦与不确定性。那个记忆里有一双深邃忧郁的眼睛的姑娘，早早地靠自己的能力进入一家所有人都会羡慕的央企工作，直到今年，因为现实的令人窒息的工作环境，罹患抑郁症入院治疗。
她写过一部二十万字的书，用一场夏日海边的情欲来隐喻和展示创作者的心理状态，细致入微的魅力，像蛛丝渔网黏住了细碎如尘的思触，也打捞起了鲜活如鲤的大块头的文艺主张。她拿给我看，真是一本好书，只可惜现在没有人会愿意好好读这样题材的文字，大家只喜欢成功学，心灵鸡汤和假文艺，真青春故事。于是她把这部书寄往出版社，不出意外地石沉大海。
离开学校的庇护以后，如同里尔克的诗所写，我们的灵魂失去了庙宇，冰冷的雨水开始滴在心上。世俗对于我们的人生有简单粗暴的设定，父母亲友亦然。我遵循这一切，把目光从朝暾夕月转移到并不喜欢的读硕攻博，谈情说爱上，而那个姑娘，则强迫自己待在高压变电站，在深山老林和一群谋求稳定的男人一样忍受着枯燥的倒班和值守，忍受着他们对她孤傲性情的指指点点和当面荤俗无忌的无聊笑话。
我们像花木偶一样，忍受着完美主义者难以忍受的现实的一切，不断地给自己涂上斑斓美丽的色彩，于我这色彩是越来越高的学历，假意温柔乖巧的性情，于她这色彩是体面的工作，稳定又不错的薪水，成长仿佛就是这么一码事，哪怕我早已烦透了胡说八道故弄玄虚的论文项目，哪怕她早已烦透了草包领导颐指气使的乱指挥和罗里吧嗦无穷无尽的会议。
我以为情爱可以是这苍凉背景上的一点灵动的姿态，于是我谈恋爱，他们无一例外都有不错的学历，也无一例外比我年长一些，一岁或者两三岁，然而他们像熟谙这世情一般，对于尽快结婚生子有着浓烈的兴趣，对于买房买车并以此作为谈判价码驾轻就熟，至于灵魂伴侣或者柏拉图式的爱情，在他们看来是一种笑话，我厌恶他们没有逻辑的思维，厌恶他们令人乏味的自说自话一样的关心，厌恶他们以看待弱者的眼光看待我又在发现无法推倒我的时候企图用精神洁癖，装纯洁这种字眼来使我让步，我仿佛置身事外，看着他们自我表演一样妄图感动自己感动我，我很难从他们眼里看到自己的倒影，也很难看到理想主义的倒影，只有在我坚决离开的一刹那，能看到他们眼里一闪而过的泪光，然后是悲愤的谴责，谴责我天性凉薄，践踏爱情。而我心里明白，他们口中的爱情，其实并不是爱情，这是婚姻的谈判桌，而没有爱情的婚姻，面目可憎。
他们也是木偶啊，他们是快乐的木偶。
她和我讲，她母亲托人安排的一次相亲，急不可耐地要将她嫁出去，对方是一个三十多岁公务员。那男人和她讲权力的好处，譬如自己虽然只是税务部门的小小公务员，工资也比她低上几千块，但公务员是可能会得到权力的，在权力面前区区几千块的月薪算不得什么。她鄙夷那样的嘴脸却不露声色，而她母亲却捡了个宝贝似的夸对方条件好，问那男人会不会看不上她的女儿。她说到这里，忽然嗤笑了一声，说当时简直惊讶，以为对方是哈佛毕业的呢，不然怎么当得起青年才俊这样的称呼，结果一问，竟是我们的校友。
于是她落荒而逃，于是我们都陷入了越来越深的孤独和绝望。
我开始整天整天地睡觉，开始不在意许多事情，每当醒来的瞬间，梦境消散，蚊帐低垂，窗外有烈日或者雨声，而我总是恍惚，不知道身在何处，绝望慢慢涨上来，浓烈得像雨后泥土的气味。
我不停地做着奇怪的选择，比如继续升学，强迫自己接受那一套熟悉又憎恶的把式，比如继续恋爱，冷眼旁观三月的荷尔蒙褪去后，从心底里泛起来的厌倦和冷淡。没有一件事能够让我坚持许久，偶尔我想起我们以为万能的文字，又重新找出《安娜·卡列琳娜》来读，和她说:托尔斯泰写得真好，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仍像安娜一样困在现实的矛盾里耗尽期待与热情。遇到虚伪无趣的婚姻时，悲哀地以为炽热的爱情可以解脱，然而爱情就是最大的迷障呀，你一头栽进去，惊喜可能是幼稚和自私的爱人。文字这样好，几乎写尽了我们的矛盾，可是有什么可解脱的办法呢？我们几乎不得不循着年龄的轨迹与亲人的期待，不咸不淡地走入名校，读着不甚喜欢的专业，做着没有激情的螺丝钉一样的工作，嫁给无趣的自己并不期待能够为自己遮风挡雨的男人，像美丽的花木偶一样，扮演着一个人人喜欢的角色。
旅行到丽江的时候，想起第一次看七堇年的文章，她写的《春别》，铃溪那样的古镇我已经去了很多个，从西塘到周庄，从木渎到小洲村，从靖港到芙蓉镇，再从大理到丽江。身边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有我青梅竹马倾心爱过的少年，有青淮那样刻骨铭心的知己闺蜜，也有后来真实的恋人，但他们大多都离开了，异国或者异乡，岁月是这么残忍的一把刀。陪在身边的是漂在香港的大学闺蜜淇，我们彼此回忆着一些陈年往事，那些年的春水冬雪，南腔北调。她说香港的生活很孤独，外企的人事倾轧她也并不擅长，技能虽无大的提升，但这么多年的工作让她有了一次一次跳槽的资本，虽然依旧是最底层的码农，到底工资随着工作时间涨起来了，加上家境也不错，所以一个人落得一个自在。只是惧怕中年以后失去了出路，也迟迟遇不到合适的那个人，却又不愿意丢了眼前的自由自在，回到大陆自己的家乡。
我听她诉说泯然众人的恐惧，又惊异于她日渐缜密的思维，那一年夏天，我们在宿舍楼前的浓荫下告别时，她还是个娇生惯养，没心没肺的小女孩。
淇和我说，现实与理想的差距，真的只有到社会上才看得到。我开始越来越习惯逃离现实的生活，到最荒远的地方去旅行。我怀疑我所在的世界的一切，如同不辨蝴蝶与真身的庄周。也是那一日，在泸沽湖畔的妖冶的篝火的光下，那个热爱文学的姑娘发给我一张微信照片，照片上她手背发青，密布针眼——她已经因为抑郁症入院治疗两周了。
回来以后，我翻开七堇年15年出的书《灯下尘》，看到她在序言里写着:“然而醒来的时候，窗外多数时候有霾，偶尔有风，我困在斗室，盯着外面昏黄的天，一时想不起这是在那儿。”“一些拥抱曾经在夜里温暖如被，覆盖孤独，几乎令我感到生有可恋，但那幻觉消失之际，我就已谅解，那仅仅是幻觉。”“人对抗自身弱点的方式，往往是愚蠢而且不自量力的。一次次走入同一种困局，寻找同一种快感，接受同一种失落。在一次次被那种失落剥夺得体无完肤之后，人会变得温和，蜷缩。接受长夜有尽，白昼有终。只能用下雨的梦境，润滑生活的干燥。” 多么熟悉的场景与心路，一眼就知道出自抑郁症患者的笔下。
我想起被油腻的藏民客栈老板表白的时候，他说我看起来真像不到十八岁的姑娘。我说你可能得叫我一声姐姐，然后背起行李，和淇向湖边走去。淇笑我从大学时代开始就特别容易招惹烂桃花，虽然长得并不美，可是看起来真是比实际年龄小许多。我说你看我，像只花木偶一样。
像一只美丽的花木偶，她不快乐，无用，她的衣服却很漂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