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的时候，每天中午回家第一件事是打开收音机，拨动旋钮，调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边吃午饭，边听《体育节目》。我最爱吃炖红烧肉。每次吃红烧肉，我都喜欢拌在米饭里，那是我童年心中的极品美食。那时，我第一次萌生了摆地摊的想法。
我构想以后开个小摊，卖红烧肉拌米饭。爸妈系着围裙，一锅锅炖肉，我负责把炖好的肉拌在米饭里，然后端到客人的小桌上。
为了操练红烧肉拌饭的技能，每次中午吃红烧肉时，我一次往碗里夹3、4块肉，然后从碗里划出一块米饭，浇上汤汁，把红烧肉和米饭拌在一起。随后把自己想成是一个顾客，美滋滋吃完，再感慨一番，好吃。然后再夹肉，再拌，再品。
无论肉多肉少，我总能精准的保证盘子里的最后一块红烧肉就着最后一口饭吃完。我想好了，以后一份红烧肉拌饭就卖2块钱。遇到我喜欢的女同学小花花来吃，就多给她盛两块肉，再多加点汤汁。总欺负我的小草草来吃，就少给丫盛两块肉。
初中的时候，我爸给我了一本学校前两年出的《中学生优秀作文汇编》。当时总是为编故事想破头，为赋新词强说愁。有了这本书后，我模仿过很多以前的高分作文，骗了不少高分。
我模仿过的其中一篇叫做《卖报》，作者写的是想参加社会实践，就去邮局批发《北京晚报》买。其中有一个细节印象很深，作者说他推着自行车上街卖报，可怎么也张不开嗓子喊，报纸也卖不出去。后来他克服了心里障碍，终于把报纸全卖出去了，假期得到了锻炼，算是成长的收获。原作的指导教师是当时我们的年级组长，也是我家的邻居。
上高中时，每天中午边听单田芳的评书《三侠剑》，边翻《北京青年报》。北青报每周三会出一期《汽车时代》的副刊，16-32版的。但我只看其中一版，就是有车辆报价那版。当时出现在报价上最贵的是奔驰S320，大概130多万。我想以后买车就是它了。
2000年，有一家电子商务网站在上海成立，叫做易趣网。可以在上面卖东西，无论新旧。大概就相当于今天的咸鱼吧。01年的寒假，我注册了易趣的账号，易趣还从上海给我寄来了会员卡，然后就开始在上面卖闲置东西了。
我卖过1979年版的《新华字典》、盗版的王菲《只爱陌生人》专辑的磁带、还有黎明的海报。那会歌星的海报特别好卖，因为常去音像店，和老板熟，每次买磁带和CD时都和老板要一张海报，然后挂在易趣上卖。赚了点零花钱，考虑到和奔驰S320的目标差的有点远，就把钱全花在买金庸的武侠小说上了。
2003年非典，在家待着没事干，琢磨着能不能在网上卖点什么。当时Linkin Park在国内特别火，但是除了北上广，国内其他城市想买到正版CD很困难，正版的《Hybird Theory》专辑还送纹身贴纸。于是我就批了些Linkin Park的CD，在易趣上往全国各地卖。每张赚五块钱，等7月份开学时挣了几百块钱。
开学后边上课边继续卖CD。8月的时候，有一个在崇文区某中学上高二的叫田烨的男孩，在网上下单了一张《Hybird Theory》和一张《无聊军队》的合辑。因为他住的离我们学校比较近，就约好在劲松面交。
见面后，田烨和我说，他知道比我拿货价格更低的渠道，他哥哥就是专门做唱片生意的。但既然已经成交了，他还是决定从我这买下这两张盘。
随后田烨说国内正版CD利润太低了，问我想不想卖打口碟，他哥哥认识人，可以直接拿货。我说考虑考虑。田烨和我说了大概的拿货价格，原盘、打口和扎眼混配，一箱900-1000张，一箱3000元。
当时周边同学的生活费普遍在300-500元每月，3000元差不多相当于半年的生活费。我小学三年级就在银行开了账户，到大学时还是攒下些钱。虽然不多，但攒个电脑、买个CD机什么的还是不需要和父母要钱的。我准备拿出3000元小试一把，心里想着再不济也能卖个4、5000吧，卖好了1万也不是没有可能的。要是能卖一万块，虽然距离奔驰S320还是比较遥远，但可以送喜欢的姑娘一台东芝笔记本电脑了。
于是，我和田烨联系，决定干一票。8月末的一个周六下午，田烨和他女朋友推着一辆自行车，驮着一个大纸箱，把CD送到了我的宿舍。当即开箱验货，一共9个小盒子，每个盒子100张CD左右。田烨和我说盘都是随机配的，也就是现在流行的盲盒。他还拿了一个盒子随便拿出几张给我看，我感觉货还可以，就付了钱。田烨走时和我说，如果不好卖，他可以帮我找渠道卖。
等田烨走后，我把整箱盘清点了一下，一共860张左右，和事先说的少了差不多100张。而且真正算得上“还可以”的，只有他给我看的那一盒。整箱盘，原盘很少，绝大多数都是扎眼，需要我自己拿小刀修盘，修好了才能卖。“还可以”的标准，是单张可以卖到10元以上的，这个标准已经很低了，然而绝大部分都是“糟泔”。
打口盘和任何一个买卖一样，都是有门道的。作为买家还没完全摸门的我，就这样成了卖家。
最初的投入还不止3000元，因为批来的盘没有包装，我又花了200多在学校周边的市场买了包装。
最开始我还是在易趣上卖，但易趣已经不是两年前的易趣了，各品类有资源的都已经在上面卖货。因为缺少尖货，我挂的单品鲜有人问津。只能走整盒批发，一盒90-100张，每盒300-350元。如果按盒批发，连成本都收不回来。前后我一共批发出去三盒，一盒房山，一盒天津，一盒山东。
除了对货源完全一无所知外，对于市场的偏好同样没有概念。最好卖的风格是朋克和重金属，而我手里的盘大多都是流行、乡村、R&B、Hip-Hop。
因为发愁盘的销路，上课经常心不在焉。个别感兴趣的同学，不时拾掇几张，我也不好要价，基本是半卖半送，杯水车薪。
网上也卖不动，线下也不没法杀熟，没办法，只能去摆地摊了。在吃红烧肉拌米饭时冒出摆地摊念头十年后，我终于付诸了实践。只不过卖的不是红烧肉拌米饭，而是打口碟。
我不打算在学校里丢人，于是决定把摊儿摆到离我们学校不远的首经贸红庙校区。每周三下午没有课，我就骑着车，背着书包去首经贸门口卖盘。我把报纸铺在地下，把能卖上价的平铺，剩下的放在盒子里。
当我第一次摆地摊儿时，我才体会到初中作文选中那个卖《北京晚报》的作者为什么喊不出来。对我这种连当众讲话都发抖的人来说，在街上吆喝出第一嗓子确实需要克服很大的心理障碍。窗户纸一旦捅破，后面就自然多了。
每周三下午我都骑车去首经贸卖盘，好的时候能收入百八十，不好的时候就二三十。一次，一个打扮得很精致的姐姐在我摊儿前翻了一会，和我说挺喜欢听欧美音乐的，但不是很懂，让我帮她挑4、5张。我问她上大几了，她说研三。也许是没想到她大我那么多，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我问她是不是该工作了，她说还要接着读博士。
之后，我每周都盼着那个姐姐能再来光临。不知道是还想看看她好看的面孔，还是希望她能再这么爽快地帮我清理库存，应该是两者都有吧。可是再也没有见过她。
虽然没在自己学校摆摊儿，避开了熟人，但毕竟首经贸还是有我以前的同学和校友。一个同学问我是不是在他们学校门口摆摊儿来着，他说另外一个同学在他们学校门口看到我了，但是没敢认。
在首经贸摆摊期间，班里有两个同学和我一起去过。一个是什么热闹都想凑，图个新鲜，就去了一次，知道路数就没兴趣了。另外一个家里条件不太好，一度想退学回去复读考不收学费的师范专业，让我给劝回来了。他跟着我出摊儿心里还是盼着我多少能意思意思，每次我都管他晚饭。吃完，我这天也就没什么利润了。可他应该是想要更直接的回报，但又不好意思说，去了两三次也就没热情了。
首经贸的潜在消费者消化的差不多了，每周的收入越来越少，我准备转移战线。去广院（传媒大学）和二外找同学玩的时候，我寻思着在京通快速路的过街天桥上是不是有机会。结果发现，那个过街天桥上摆满了各种学生开的小摊儿，光卖打口的就三、四个，人家尖儿货还多，我毫无生存空间，念头就此打消。
地坛公园每年冬天都会举办书市。03年初冬，地坛书市举办的那个周日，我和两个同学约好一起去逛。逛书市前，其中一个同学陪我在地坛西门门口摆了会摊儿。
我那箱盘里，有20多张Bon Jovi的《Bounce》专辑，虽然都是扎眼，但好歹Bon Jovi在国内有知名度，一张能卖超过10元。因为是回血主力，所以修盘时都是小心翼翼，可还是修坏了一张，CD机读不出盘了。
因为值钱，这张盘我没舍得扔。就在逛地坛书市前摆摊儿那次，做了一个一锤子买卖，卖给了一个中学男生，他爸爸替他付了10块钱。我至今还记得他挑到那张盘时的喜悦和我当时内心的波澜。不但我记得，陪我一起摆摊儿的同学也记得。前一段微信聊天时，他还揭了我的伤疤。
那天逛完书市回学校，在宿舍看丰田杯AC米兰和博卡青年的比赛时，我把坏盘卖给小朋友这事被他讲给了其他同学。
04年春节，地坛庙会时，我又去地坛西门外的牌楼下摆摊。刚摆了10分钟，两个警察就站到了我面前。也许看我是学生，也学听我说的是北京话，他们对我的态度很客气。告诉我这里不能摆摊，要摆就去临近的通往地坛体育场的小道去摆。我看条小道也没游客，天气又冷，就直接坐车回家了。
那是我最后一次摆摊儿，收入为零。
这时候易趣也不再免费让卖家卖货了，卖家要交商品上架费，无论成交与否都要交，成交了还要再交一定比例的成交费。不知道易趣是不是急于求成变现把自己玩儿死了，反正我是没再在上面卖过东西。剩下的盘，除了很少一部分我自己留下听，还有价值的已经不多了。大部分都是圣诞歌曲、灵歌、舞曲、电影原声。我也不想再干坑人的事儿了。
剩下的盘，卖废品的卖废品，送人的送人。最后结算，大概亏了1000块钱，算是交了学费。这样的结局和当初的构想云泥之别。
摆地摊儿是我儿时的一个闪念，但闪念只是起点，从0到1，想法落地，距离得很远。
世界上从来不缺高估自己的人，我也经常如此，但挨过市场的铁拳，至少可以清醒一点。
过去很多年，每当朋友说起开超市、咖啡馆、书店、小酒馆时，都没能燃起我的热情。
和摆地摊儿一样，这些都是生意，是生意就没有容易的事。干勤行能吃苦吗？能吃苦就能做出好产品吗？做出好产品就能挣钱吗？能挣钱了能持续的挣钱吗？市场的需求有多大？谁是目标消费群体？他们有什么特点？他们怎么了解你的产品，他们为什么选择你的产品？
这些还只是最基本的问题，细化的问题还非常非常多。供应商怎么解决？成本怎么控制？工商税务消防对付的了吗？售后服务怎么办？媒体公关怎么搞？
你说我就摆个地摊用得着想那么多吗？老子以前在公司也是独挡一面，牛逼着呢。可在公司上班都是有着明确的分工，你只是机器上的一个部件。摆地摊儿再小的买卖也全得你自己上，更何况你可能还是个新手。是新手就有试错成本，在公司试错成本不用你自己担，摆摊儿什么错都得你自己扛。没有过市场实战经验的人，光跳出自己的井底灭掉自己眼高手低的幻觉就够费一番功夫的。
也许你会说：不就投机倒把亏了1000块钱吗，你丫装什么大尾巴狼啊？放心，只要你有颗不安分的心，在市场上，你早晚会亏掉第一个1万，亏掉第一个一百万，亏掉第一个一千万。
5月28日，两会结束后，李总理在答记者问时亲自为“地摊经济”点赞。总理特地举了成都的例子，从3月中旬成都市政府出台允许文明占道经营的政策后，新增3.6万个流动摊位，解决了10万人的就业。
6月1日，总理在考察山东烟台芝罘区一处老小区时，再次明确表示“国家是人民组成的，人民好了，国家才能好。靠每个人的奋斗，大家都好了，国家就更好！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是人间的烟火，和‘高大上’一样，是中国的生机。市场、企业、个体工商户活起来，生存下去，再发展起来，国家才能更好！我们会给你们支持的。“
地摊，对一些人是多了一个渠道，对另外一些人则是保留一条生路。
那些在地摊上兴风作浪的，大多是从前有关相关经验，熟悉市场的人。幸存者偏误，让你在媒体上看到的往往都是成为宣传范例的成功者。大多数摆摊儿的都是什么状况你未必清楚。
以现在媒体的那副节操，用不了多久你就会看到类似这样的标题，《月薪五万程序员辞职摆地摊变网红，残存的头发终于保住了》、《金融女疫情期间遭解雇，离京回家摆地摊月入十万，她把生活过成了诗》。
李总理在六年前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提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国内掀起了创业的浪潮，谁身边还没一两个蠢蠢欲动想创业的朋友？创业甚至变成了一种宗教。
现在的“地摊经济”和六年前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有什么不同吗？没有，都是解决就业问题。
那么，有多少当年创业失败的今年去摆了地摊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