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时候我在上海，跟在大人屁股后头看世博会。早上六点半起来，在廉价早餐店吃馒头喝淡得像水一样的稀饭，大头菜咸得齁了，但如果不吃完，下一顿饭又要捱到十二点，也就只能吃完。
在路边摊花十块钱买了塑料板凳，因为每个馆排队动辄几个小时，沙特馆尤甚，中国馆更是想都不要想。官方给每位游客发了临摹护照的红色小本，到一个馆，戳一个章。我的本子上大大小小戳满了章，前阵子清洁房间，翻出来那个本子，还我见犹怜地用一页蓝色壳子包好，以防损坏。看着看着，抬手就触摸到那个汗流浃背的夏天，就笑出来，笑自己实在可怜。
大巴车上，导游拿着喇叭喊，“大家看左边这排公寓喔，对就是这排，一平米两万块”。我捧着十块钱的小板凳，排队，把非洲各国的展馆排了个遍，日头毒辣，展品和宣传画上的对比参见康师傅方便面，但还是要排，搞什么特殊化，大家都排队啊。
期间接到英语老师的电话，说开学要办一场英语演讲，他推荐了我，让我好好准备稿子。于是那一整个暑假，没有mp3的我就在家里的客厅，用老旧电视重复播放那一篇课文，嘹亮的嗓子，混杂着电流，“lesson one，in the garden”。
后来那个看起来铁律如山的演讲居然不了了之了，老师不提，我也就不讲。看上去对我没有造成任何恶劣影响，唯一稍稍困扰的是脑海里偶尔会哐啷一下，砸下来一句抑扬顿挫的“in the gardon”。
再后来，就集体主义地念到大学。
跟男孩子第一次约会，提前饿了自己两个星期，瘦到九十二斤，洗干净头发，换上最体面的一身裙子，搽五十块买的透明润唇膏，坐在夕阳下面等他的班机，从六点等到九点。
对方过来，高出我25cm的男孩子，第一句话是“啊昆明这么冷你都不穿外套的吗”，然后把外套给我，自己冻个半死。
我知道很冷啊，可我没有好看的外套。
接吻的时候他问“跟你想象中有区别吗”，我好认真想了想，说“跟电影上不一样，他们不伸舌头”。他大笑出声。
为什么会突然想到这些事呢，因为今天下午我收到一个值乎提问，是个高中小女孩儿，她说，我成绩一直不错，但最近有些下滑，被学习搞得彻底崩溃了，特别焦虑，极端抗拒去上学，现在家里人商量着让我出国留学，我该怎么办呢？
先前的私信里，不下一千个人问我：该怎么办呢？
学习成绩不好，跟室友相处不来，一段背叛，一次糟糕的性体验......
该怎么办呢？
那些小小的事情，变成了一根一根牙签，把天生生戳漏了一个大窟窿，我们坐在原地痛哭，发现全世界只剩下自己，找不到一个一齐完蛋伙伴。
为什么焦虑会让人如丧考妣？
因为从来没有人跟我们讲过，没关系。
没有人讲，大家都是第一次当人，都很紧张，像突然接到通知要临时出演一幕话剧。没有人讲，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完整的人生，有的只是一段接一段小小的快乐，和破绽。没有人讲，其实没必要强迫自己变得优秀哦，没必要很坚强，想哭的话，坐下来哭一哭会好些哦。
没有人告诉十二岁的我，站着很累的话，可以回旅馆睡大觉而不是排五个小时队去看一场自己根本不感兴趣的展览。没有人告诉十九岁的我，长椅上很冷的话，可以去宿舍取一件丑兮兮的厚外套。
所以收到这些私信的我，想的是，原来大家都是这么紧绷绷长大的啊。
柴静在《看见》里提到，年幼的她曾经打碎了一只碗，那一整个下午，她都悬着一颗心等妈妈回家，等那一顿未知的，劈头盖脸的叱责。但是妈妈回来后，只是笑她过于紧张，跟她说，“没关系啦”。
当你看到这一篇的这一天，我正好二十二岁了。
这十年里，我没有学会什么新的东西，只是学会了不断告诉自己，“没关系”。耗尽全力没能考上心仪的大学，写出两万字无法被采纳的稿件，三四个怎么都爱不到的男孩子，没关系，真的没关系。
那些原子弹一样嗖过去的负能量，幻化成一根小小的肉刺，给人以萎缩的疼痛，还伴着一点点痒。
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从来不是房地产广告上描述的那个样子。
扼住命运咽喉的那个魔鬼也不是贝多芬或者谁谁谁，而是你自己。搞清楚自己的定义，不要变成被消费主义和精英主义荼毒的蠢蛋，放过你自己。
手臂太短捡不到地上的六便士的话，抬头看看月亮也不错哦。
End.
文/田可乐小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