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窗外，一棵又一棵法国梧桐闪过。当我迷迷糊糊地抬起头，从后座坐起，午后的斜阳早已透过茂密的枝叶，无声地散落在我脸庞。这是我第二次经过这条林荫路，也是第二次去见一个人的最后一面。
记忆中，也是一个午后，父母载着我去了南京最大的医院。对于那天的印象，只剩下了在医院前广场玩耍，捡黏糊糊的树叶的时光。后来，当我渐渐意识到每次回老家都看不到那个满载零食，兴高采烈赶来看我的年轻二爷不在了，我才开始懊悔那个没有踏进病房的我。
记得上次见到大奶奶，还是在过年。她睡在厚厚的棉被里，头被枕头高高垫起。大爷爷拉开了窗帘，阳光照在了她憔悴的面容上。她的头发一边白，一边黑，却没有一点光泽。大爷爷把稀粥端在手上，一口一口喂她喝下。等她喝完，才缓缓抬起头，看到了围着一圈的我们。她脸上的肌肉似乎抽搐了一下，想说什么，眼神却又暗淡下去。我们拜了年，见她不愿意开口，就陆陆续续走了。后来，大爷爷说她有点不高兴，因为那年全家福没有带上她。
我有点错愕，大奶奶的变化实在太快了。记得一年暑假，油菜花还没有凋谢。我在田埂上偶遇了她。她那时穿着一件花衬衫，戴着草帽，正扛着锄头大步往家走。我问了好，她突然表现出惊喜的样子，说我居然还记得她。太阳如此毒辣，把她的皮肤晒得黝黑，可她异样地精神，脸上是止不住的笑意。她往后走去，我回头去看。短短一段路，她却时不时停下和村里人闲聊。阳光打在她的背影，头发黑得发亮。
短短一年，她从田间到了床上，又从床上到了医院。刚刚到病房门口，大爷爷就出来接我们了。我第一时间居然没有认出他。一向健康的大爷爷，竟在一个月间冒出大面白发。他让我们在外面等一会，说医生还在里面检查。在这狭窄的走廊，他无力的和我们讲述他这一个月的生活。大奶奶病情恶化得重，于是他在医院旁边租了间小房子，每天一大早就买了早餐，五点准时送过去。可这几天，大奶奶连吃也没法吃了，必须要用管子直接把八百一瓶的营养液输进肚子里。说完，他揉了揉疲惫的眼睛， 无力地靠在椅背上。十分钟后，两个医生走了出来。他们简单交代了两句，便迅速地去了另一个病房。大爷爷急匆匆带我们进去。我忐忑地搓掌，但室内没有想象中的阴暗，反而有个一个宽敞的大窗户提供光线。我渐渐松了口气，随着柔和的阳光转过头去。我想，也许大奶奶依旧健康，笑着和我们打招呼。可我只看到了宽大床位中的、如同干尸的她。我不敢直视，慌忙看向窗外。我倒吸一口凉气，在那短暂的几秒，我瞟到她肚子那一层绑着大大小小的管子的绷带。大爷爷却拉过椅子，忧伤地摸着这五十年伴侣的手。床边是放了许久的稀粥，大大小小的果盘，以及整齐的一排营养液。大奶奶如同昏死过去一般，让室内笼罩了一层死亡的阴影。离开时，我最后回头看了一眼，那些大大小小的管子，究竟是救命的绳索，还是折磨人的刑具。
出了医院大门后，我们看到了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马路边，里面下来了一个慌慌张张的中年人，是大爷爷的儿子。妈妈刚想打招呼，可他已经跑进了医院，没有认出我们。妈妈只是叹了口气，说他这些日子几乎是一有空就来，完全不同于过往的一年一次。上车后，爷爷奶奶小声说着话，在夸大爷爷的儿子。奶奶说他对母亲很是孝顺，几十万的医药费说砸就砸。爷爷附和着，说这么多年才改观。
回行的路上，我先在后座躺着睡了两个小时。等我慢慢睁开眼，外头已是暮色苍茫。爷爷奶奶早已下了车。妈妈和我说，太爷爷二十年前确诊了癌症，当时只有了半年了。可他却他死活不愿住进医院，依旧每天骑着电动车在乡间串门。就这样过了一年，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他笑着在躺椅上睡去了。
这一天终是到了，是过年的前夕。我感到可惜，却早已明白，去年的大奶奶，已经不在全家福上了。当车子开进村口，我便看到了远处密密麻麻的人群，听到了逐渐变大的哀乐。我们来到大奶奶家的门口，里面人满为患。棺材前，有人在抱头痛哭，有人在擦拭眼泪；有人麻木的呆愣，有人无奈的叹息。一群和尚坐在大奶奶生前吃饭的桌子前，把上面摆满了符文，经书，一刻不停地敲着木鱼，念着经文。我们磕了头，交了挽金，走出了以前只有两个人的破旧小屋。屋外，是一大片的帐篷。没到饭点，于是我在周边晃荡。我看到了不远处巨大的纸房子，它一会就要被烧掉。一个角落里，叠着数不尽的纸钱和纸元宝。吃完席后，根据习俗，要抬着大奶奶的棺材绕着村子走一圈。我举起一杆长长的白旗，走在大部队的后面。当我们走过我和大奶奶那次见面时的田埂，天空突然变得明亮。我想，一定是她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