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的冬天，安徽省安庆市望江县华阳镇，长江边上的一个小村庄。
七岁的何小禾蹲在灶台后面烧火，干稻草在灶膛里噼啪作响，火光照得她脸颊通红。堂屋传来表弟何天赐的哭闹声，那声音像一把锯子，来回拉扯着她紧绷的神经。
“小禾！天赐的奶瓶呢？你是不是又给藏起来了？”
大姨周兰芝的声音从堂屋炸过来，何小禾浑身一抖，手里的火钳差点掉进灶膛。她慌忙站起身，膝盖撞上了灶台的砖角，疼得她龇了牙，但不敢出声，踉跄着跑进里屋去拿奶瓶。
奶瓶就放在床头的柜子上，她早上刚洗过，用开水烫了三遍。何天赐今年三岁，是大姨的老来子，金贵得不得了。每次何小禾给奶瓶冲奶粉，大姨都要在旁边盯着，水温高了低了都要骂。
“死丫头，磨磨蹭蹭的，天赐都哭成什么样了！”
周兰芝一把夺过奶瓶，粗壮的手臂把何小禾带了个趔趄。何小禾退到墙角，看着大姨把奶嘴塞进表弟嘴里，那哭声像被掐住脖子的鸡一样戛然而止。何天赐靠在母亲怀里，含着奶嘴，一双眼睛斜过来看着何小禾，嘴角带着一种与年龄不符的得意。
何小禾低下头，盯着自己脚上那双露了脚趾的解放鞋。这双鞋是去年妈妈在镇上买的，花了八块钱，现在已经破得不成样子了。而何天赐脚上那双小皮鞋，是大姨夫从温州带回来的，一百多块，何小禾偷偷摸过一次，皮面光滑得像镜子。
“还愣着干嘛？把地扫了！你看看这屋子乱的，跟猪窝似的。”
何小禾又蹲下去拿扫帚。其实屋子不脏，地上连个瓜子壳都没有，但大姨说她脏，那就是脏的。在这个家里，大姨说的话就是圣旨。
母亲周兰香从菜园子里回来，手里提着一篮子刚拔的萝卜。她站在门口，看着何小禾跪在地上用抹布擦水泥地，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也没说，低着头进了厨房。
何小禾知道妈妈不会帮她的。在何家，妈妈是老二，上面有大姨周兰芝，下面有小姨周兰萍。外公去世得早，外婆偏心大姨，什么好的都先紧着大姨家。妈妈性子软，从小就是被欺负的那个，嫁了人之后更是如此。爸爸何德茂是个老实人，在镇上砖瓦厂搬砖，一个月挣八百块钱，回来还要被大姨夫数落没出息。
何小禾是家里的老大，下面还有个妹妹何小苗，今年四岁。在这个重男轻女的家庭里，两个女孩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罪过。大姨每次来都要说：“生两个丫头片子，以后老了谁养你们？” 妈妈说这话的时候眼圈红红的，但不敢顶嘴，因为大姨说的是事实——在这个村子里，没有儿子的人家，就是绝户。
冬天过去了，春天来了又走，何小禾上了小学。
华阳镇中心小学是一排红砖灰瓦的平房，操场是泥地，下雨天踩一脚下去能没过脚踝。全校只有六个班，每个年级一个班。何小禾被分在一班，班主任是个姓马的女老师，四十多岁，留着男人一样的短发，声音洪亮得像打雷。
开学第一天，马老师让每个人自我介绍。前面几个孩子说完，轮到何小禾的时候，她站起来，嘴巴张了又合，合了又张，像一条被扔上岸的鱼。
“叫什么名字？” 马老师的粉笔在黑板上敲了两下。
“何……何小禾。”
“大点声！没吃饭吗？”
“何小禾。” 她的声音大了一些，但还是像蚊子叫。
马老师上下打量了她一眼，目光在她露脚趾的鞋子上停了一下，嘴角微微撇了撇，在花名册上打了个勾：“坐下吧。”
何小禾坐下来，手心全是汗。她旁边的男生叫周洋，是镇上开小卖部的周胖子的儿子，穿着一身干净的校服，脚上的运动鞋白得像刚拆封的。周洋看了她一眼，鼻孔里发出一声轻哼，把凳子往另一边挪了挪，好像她身上有什么传染病。
何小禾把胳膊收回来，紧紧贴着身体，尽量不让自己碰到他。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何小禾的成绩不好也不坏，中等偏上，属于那种永远不会被老师记住的学生。她每天放学后要赶回家做饭、洗衣服、带妹妹，作业只能等晚上妹妹睡了再做。有时候写着写着就趴在桌上睡着了，醒来的时候油灯已经灭了，窗外天都快亮了。
二年级上学期，发生了一件事，让何小禾的人生轨迹发生了第一次偏移。
那是十一月的某个下午，天阴沉沉的，北风从长江上吹过来，冷得刺骨。最后一节是马老师的语文课，马老师让大家默写生字。何小禾昨晚哄妹妹睡觉，自己先睡着了，生字没来得及背。看着黑板上那些歪歪扭扭的汉字，她脑子里一片空白。
“何小禾，你写了吗？” 马老师走到她桌前，低头看了一眼空白的田字格本。
“我……我忘了背。”
“忘了？你怎么没忘了吃饭？” 马老师的声音忽然拔高，全班同学都回过头来看她。何小禾的脸烧得像着了火，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哭什么哭？你看看你写的什么字？狗爬一样！” 马老师一把抓起她的本子，举到全班面前，“大家都看看，这就是你们班长的字？还不如一年级的小朋友！”
何小禾不是班长。马老师叫的是另一个女生的名字，那个女生叫何小禾，但不叫何小禾。马老师记错了名字，或者她根本就没记住任何人的名字，她只是需要一个出气筒。
何小禾张了张嘴想说“老师我不叫何小禾”，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她不敢。她从来就不敢。
马老师把本子摔在桌上，粉笔灰扬起一小片：“放学留下来，把生字抄二十遍。抄不完不许走。”
放学后，同学们像鸟雀一样叽叽喳喳地散了，教室里只剩下何小禾一个人。窗外天色越来越暗，她趴在桌上一个字一个字地抄，手腕酸得抬不起来。走廊尽头传来马老师跟隔壁班刘老师的说笑声，她们在说周末去县城逛街的事。
“何小禾，写完了没有？” 马老师推门进来，手里已经拎着包准备走了。
“还差……还差三遍。”
“行了行了，拿回家写吧，我要锁门了。” 马老师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何小禾收拾好书包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听到马老师跟刘老师说：“现在的农村小孩，一个比一个笨，家长也不管，光靠我们老师有什么用？”
刘老师笑了：“你也别太较真了，这些小孩以后还不是出去打工的料？你指望他们考上大学？”
何小禾低着头从她们身边走过，那笑声像针一样扎在她背上，一直扎进了骨头里。
走出校门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通往村里的土路两旁没有路灯，只有远处人家窗户里透出的昏黄灯光。何小禾攥紧了书包带子，加快了脚步。这条路她走了无数遍，但每次天黑走的时候还是害怕。路边的水沟里曾经淹死过一只野狗，她每次走到那个位置都要屏住呼吸跑过去。
快到家门口的时候，她听到了妹妹何小苗的哭声。
那哭声不对劲。不是饿了要奶瓶的哭，不是摔了跤的哭，而是一种尖锐的、带着恐惧的哭嚎，像是被什么东西吓到了。
何小禾推开院门，看到妹妹小苗站在院子中间，裤子被脱到膝盖，光着两条细腿，鼻涕眼泪糊了一脸。大姨周兰芝站在一旁，手里拿着那根竹篾条，竹篾条是她专门从竹园里砍的，细长而韧，抽在皮肉上会起一道红印子，又疼又不留痕迹。
“怎么回事？” 何小禾冲过去，把小苗挡在身后。
“你这个死丫头还敢问？” 周兰芝的篾条指着何小禾的鼻子，“你妹妹偷吃了天赐的饼干，三块钱一包的奥利奥！你们这两个赔钱货，吃什么都吃不够！”
何小禾低头看了一眼地上散落的饼干碎屑。那包奥利奥她见过，是大姨夫从温州带回来的，黑色包装，上面印着英文。何天赐拆开吃了一口就不吃了，丢在堂屋的桌上。小苗才四岁，她不懂什么叫“别人的东西不能拿”，她只知道那是吃的，而她已经一天没吃过什么东西了。
“大姨，小苗还小，她不懂事……”
“啪！”
篾条抽在何小禾的手臂上，火辣辣的疼像被烫了一下。何小禾咬着嘴唇没有躲，把妹妹抱得更紧了。
“不懂事就该打！你们这两个有娘生没娘教的东西！”
堂屋里传来妈妈周兰香的声音：“大姐，你别打了，小孩子不懂事……”
“你闭嘴！” 周兰芝扭头冲屋里吼，“你还有脸说？你看看你养的这两个东西，一个比一个没出息！你要是有本事生个儿子，我至于跑到你们家来受这个气？”
屋里安静了。何小禾听到妈妈压抑的抽泣声，像老鼠在角落里发出的窸窣声。
爸爸何德茂今天在砖瓦厂值夜班，不在家。就算他在，也不会说什么。何小禾记得去年夏天，大姨夫喝醉了酒来家里闹事，把家里的热水瓶砸了两个，爸爸站在一旁搓着手，嘴里说着“姐夫你消消气”，最后还倒了一杯茶递过去。
那天晚上何小禾在被窝里问妈妈：“妈，大姨为什么总欺负我们？”
妈妈沉默了很久，最后说：“因为妈没本事，生不出儿子。”
这个答案何小禾不懂，但她记住了。她记住了“没本事”三个字，也记住了“生不出儿子”五个字。她后来用了很多年才明白，在这个村子里，一个女人没有儿子，就像一棵树没有根，风一吹就倒了。
篾条又落了下来，这次抽在何小禾的背上。她闷哼了一声，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但咬紧牙关没有出声。她知道如果她哭了，大姨会打得更狠。如果她不哭，大姨打着打着觉得没意思，就不打了。
这是她七岁就学会的道理——沉默，是最好的盾牌。
何小苗在她怀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小手紧紧攥着姐姐的衣服，指节发白。何小禾拍着她的后背，嘴里轻轻哼着妈妈平时哼的那首老歌，声音小得只有小苗能听见。
周兰芝又抽了两下，大概是打累了，把篾条往地上一扔：“明天去镇上给我买一包新的奥利奥，不买我饶不了你们。”
她转身走了，臃肿的身影消失在院门口。何小禾蹲下来，把妹妹的裤子穿好，用袖子擦干她脸上的泪。小苗抽抽噎噎地问：“姐姐，疼不疼？”
何小禾摇了摇头：“不疼。”
她低头看了看手臂上的红印子，两道篾痕已经微微肿了起来，像两条蜈蚣趴在皮肤上。她把手缩进袖子里，不想让任何人看到。
妈妈从屋里走出来，手里端着一碗红薯粥，粥已经凉了，表面凝了一层薄皮。她把碗放在何小禾面前，嘴唇哆嗦了半天，只说了一句：“吃了吧。”
何小禾把粥喂给小苗，小苗吃了几口就不吃了，在她怀里睡着了。何小禾把剩下的粥喝完，舔了舔碗底，站起来把碗拿到厨房去洗。
水缸里的水冰凉刺骨，她的手伸进去的时候冻得打了个哆嗦。借着灶台上那盏油灯的微光，她看到自己手臂上的红印子在水里像两条红色的水蛇，游动着，扭曲着。
她没有哭。哭是没用的，她早就知道。
窗外传来几声狗叫，远处长江上的汽笛声隐隐约约地飘过来，像是一个遥远的世界在呼唤。何小禾抬起头，透过厨房那扇破了一个洞的窗户纸，看到天边有一颗星星，亮得像一颗眼泪。
她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离开这个地方。但她隐隐约约地觉得，总有一天，她会走得很远很远，远到再也听不到大姨的骂声，远到再也看不到篾条的红印子，远到这个村庄变成地图上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点。
但那一天还很远很远。
远到她不敢去想。
二
三年级那年，何小禾的大姨周兰芝做了一件让全村人都觉得“理所当然”的事。
她把何小禾家的两亩水田占走了。
事情是这样的：何小禾的爷爷在世的时候，分家时分给了何德茂三亩水田，位置在村东头，靠近长江大堤，土质好，引水方便。后来爷爷去世，奶奶跟着大儿子何德胜家住，大姨周兰芝就以“老太太归我们家养”为由，说何德茂应该多出一些田地来“孝敬母亲”。
何德茂不敢说什么。他是个连杀鸡都不敢的人，更别说跟姐夫家争田地了。周兰香试图说了一句“那是孩子爷爷分好的”，被周兰芝一个眼神瞪了回去：“你一个外姓人，有什么资格插嘴何家的事？”
这句话戳中了周兰香的痛处。她确实是外姓人，嫁进何家十几年，连族谱都没上过。在这个以宗族为纽带的村庄里，外姓女人的地位甚至不如一条看门狗。
两亩水田就这样被划走了。何德茂在砖瓦厂的工资本来就低，少了两亩田的收成，家里的日子更难过了。何小禾那年的学费是七十块钱，妈妈东拼西凑借了三家才凑齐。
开学那天，何小禾攥着那七十块钱走到学校，在缴费处排了半天的队。轮到她了，她把钱递过去，会计数了一遍，抬头看了她一眼：“何小禾？”
“嗯。”
“你上学期还欠了十五块钱书本费，补上才能报名。”
何小禾愣住了。她不知道这件事，妈妈也没跟她说过。她拿着钱站在那里，身后排队的同学开始不耐烦地催促。
“快点啊，磨蹭什么？”
“不报名就站一边去，别人还要报呢。”
何小禾把钱收起来，转身走出了队伍。她没有回家，而是走到学校后面的小树林里，找了一棵大槐树坐下来。秋天的阳光透过稀疏的树叶落在她身上，斑斑驳驳的，像一件打满补丁的衣服。
她把那七十块钱掏出来，一张一张地摊在腿上。五块的，两块的，一块的，还有几张五毛的。都是皱巴巴的旧票子，有一股霉味，是从邻居家借来的时候压在米缸底下好久的。
她想起妈妈昨天晚上的样子——敲开邻居家的门，陪着笑脸说“他婶子，能不能借我点钱，孩子要交学费了”，邻居犹豫了一下，说“我们家也不宽裕”，妈妈赶紧说“不多不多，就七十块，下个月德茂发了工资就还”。最后邻居还是借了，但关门的时候说了一句“你家两个丫头，读那么多书干什么”。
何小禾把那些钱重新叠好，小心翼翼地塞进书包最里层的夹层里。她靠在槐树上，看着头顶的天空。天很蓝，蓝得不像话，蓝得让人想哭。
后来是班主任马老师帮她解决了这个问题。不是马老师好心，而是学校在催缴率，每个班的欠费人数不能超过五个，否则班主任要扣工资。马老师自己垫了那十五块钱，但事后当着全班的面说了一句让何小禾记了很多年的话：
“有些同学，家里穷就不要念书了，念了也念不出什么名堂，早点出去打工给家里减轻负担不好吗？”
全班哄堂大笑。何小禾低着头，盯着课本上的一篇课文——《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那些字在她眼前渐渐模糊，变成了一团团黑色的墨渍。
那天放学后，她没有直接回家，而是绕了一段路，走到了长江大堤上。
大堤很高，站在上面能看到长江像一条灰黄色的绸带，无声无息地往东流去。对岸是看不见的远方，是另一个世界。何小禾在大堤上坐了很久，看着江面上的货船缓缓移动，船尾拖出一条长长的白色浪花。
风很大，吹得她头发乱飞。她把被风吹到脸上的头发拢到耳后，忽然想到一个问题：这条江的水，最后流到哪里去了？
她想起地理课上老师说过，长江从青藏高原发源，流经十一个省，最后在上海流入东海。上海，那是地图上一个她用手指摸过无数次的名字。老师说那里有很高很高的楼，有跑得很快很快的火车，有很多很多的人。
何小禾站起来，朝着东方望了很久。天边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条灰蒙蒙的地平线。
但她觉得，总有一天，她要去那个地方看看。
三
四年级那年夏天，何小禾十岁。
那一年发生了两件事，一件很小，一件很大。小的事是她在期末考试中数学考了满分，全年级唯一一个。大的一件事，是她差点死了。
先说那件小的。
期末考试发榜那天，何小禾的数学卷子被贴在了学校的公告栏上，红色的100分在黑白色的卷面上格外刺眼。全校只有她一个人考了满分，连镇上那些在补习班上课的孩子都没考过她。
她站在公告栏前，看着那张卷子，心里没有开心，只有一种奇怪的陌生感。那些工工整整的算式和答案像是别人写的，跟她没什么关系。
“何小禾，你是不是抄的？”
周洋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到了她身后，手里拿着一瓶可乐，用吸管搅着里面的冰块，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
何小禾没理他，转身要走。
“我跟你说话呢，” 周洋伸手拦住了她，“你一个农村丫头，能考满分？骗谁呢？”
何小禾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周洋比她高半个头，白白胖胖的，一看就是营养很好的样子。他身后还站着两个男生，都是镇上的，穿着干干净净的校服，脚上是带钩的运动鞋。
“我没抄。” 何小禾说。
“你说没抄就没抄？” 周洋笑了，把可乐吸管拔出来，往何小禾的校服上弹了几滴褐色的液体，“你要是能考满分，我就能考一百分。不对，我考一百零一分。”
那几个人笑着走了。何小禾低头看着校服上那几个深色的圆点，用手擦了擦，擦不掉。这件校服是妈妈从镇上买的二手货，原主人的名字还缝在领口里面，被妈妈用黑线打了个叉盖住了。
她回到家，把成绩单放在桌上。妈妈正在择菜，看到数学那一栏写着一个“100”，愣了一下，然后把成绩单翻过去扣在桌上，像是怕被人看到似的。
“别让你大姨看到，” 妈妈小声说，“她家天赐这次语文考了六十分，你考这么好，她又要不高兴了。”
何小禾把成绩单收起来，塞进了书包最底层。她想起去年她考了全班第三，大姨来家里的时候看到了墙上的奖状，阴阳怪气地说了一句：“唷，考了第三名就贴奖状了？天赐上次考了第五名我都没好意思贴，丢人。”
从那以后，何小禾再也没在家里贴过奖状。那些写着“三好学生”“优秀少先队员”的纸片，被她叠得整整齐齐，压在了床垫底下。
再说那件大的事。
那年七月，长江发大水。
安庆地处长江中下游，每年夏天都要防汛。但1999年不一样，那年上游的雨下得格外大，三峡大坝还没建好，江水一天一个样地往上涨。大堤上的防汛人员二十四小时轮班，村里的大喇叭每天都在喊“各家各户做好转移准备”。
何小禾对洪水最早的记忆，是那种让人窒息的潮湿。空气里全是水汽，被子摸起来黏糊糊的，墙根返潮返得长了绿毛。蚊虫多得吓人，每天晚上睡觉前要用艾草熏半天，熏得满屋子都是烟，呛得人直咳嗽。
七月十七号那天傍晚，天边堆着铁青色的积雨云，长江的水位已经超过了警戒线。何德茂那天没有去砖瓦厂，在家里把值钱的东西往高处搬——其实也没什么值钱的，就是几床被子、一口铁锅、一个电饭煲。
晚上九点多，雨开始下了。不是普通的雨，是那种铺天盖地的暴雨，像有人在天上把一盆一盆的水往下倒。雨声大得吓人，何小禾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感觉屋顶随时都会被砸穿。
“德茂，德茂！” 妈妈的声音从堂屋传来，带着一种何小禾从未听过的恐惧，“水漫进来了！”
何小禾从床上跳下来，赤脚踩在地上的那一刻，一股冰凉的水没过了她的脚踝。客厅里，浑浊的黄水正从门缝下面汩汩地往里灌，速度比想象中快得多。何德茂手忙脚乱地用麻袋堵门，但水太大了，麻袋刚放下去就被冲开了。
“上房顶！都上房顶！” 何德茂大喊着，把何小苗扛上肩膀，一手拉着周兰香，跌跌撞撞地往后院跑。何小禾跟在后面，水已经漫到了她的小腿，每迈一步都像在水里跑步，又慢又费力。
他们家的房子是砖瓦结构，只有一层，后院有一个木头梯子可以爬上屋顶。何德茂先把小苗顶上去，然后把周兰香推上去，回头一看，何小禾还站在水里。
“爸，我的书包……”
“不要了！快上来！”
何小禾犹豫了一秒钟。那一秒钟里，她想到了书包里那个藏着的成绩单，想到了床垫底下那些奖状，想到了妈妈压在米缸底下那七十块钱。但梯子上的水太滑了，她爬了两步就滑了下来，膝盖磕在梯子的横木上，疼得她眼前一黑。
何德茂一把抓住她的胳膊，把她拽了上去。三个人趴在屋顶上，雨水劈头盖脸地砸下来，砸得人睁不开眼睛。何小禾低头一看，屋里的水已经漫到了床沿，她养的那只芦花鸡在浑浊的水里扑腾了两下，就不动了。
那一夜，他们趴在屋顶上，像三只落汤的鸟。小苗在妈妈怀里睡着了，何小禾蜷缩在爸爸身边，冷得浑身发抖。雨一直下到第二天凌晨才小了一些，天亮的时候，何小禾看到了一幅她这辈子都忘不了的画面。
整个村庄变成了一片汪洋。房子像蘑菇一样从水面上露出来，树木只露出半截树冠，远处的长江大堤已经看不见了，水天相接的地方是一片灰蒙蒙的白。有一些人在水里划着木盆和门板，喊着什么人的名字。
他们家的房子还算是高的，水漫到了窗户上沿，但没有淹过屋顶。隔壁王奶奶家的房子矮，只露出半个屋顶，王奶奶坐在屋脊上，怀里抱着一个包袱，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像。
后来是镇上的民兵开着冲锋舟来救的人。何小禾被从屋顶上接下来的时候，浑身已经冻得发紫，嘴唇没有一丝血色。民兵把她抱上船的时候，她看到水里漂着很多东西——衣服、鞋子、锅碗瓢盆、一只死掉的猪，还有一个书包。
那个书包是蓝色的，跟她的一模一样。她张了张嘴想喊，但声音被风吹散了。
大水退去以后，何小禾回到家里，看到了一幅末日般的景象。墙壁上留下了一条黑色的水痕，在离地面一米多高的位置，像一条丑陋的伤疤。地面上的淤泥有十几厘米厚，踩进去拔不出来。所有的家具都泡坏了，床散了架，柜子倒了，锅碗瓢盆散落一地。
她在淤泥里找到了那个书包。书包被水泡得鼓鼓囊囊的，拉链已经拉不上了。她把书包倒过来，里面的东西哗啦啦地掉出来——课本全毁了，纸页黏在一起，字迹模糊一片。那张数学考满分的卷子变成了一团纸浆，什么都看不清了。
她蹲在淤泥里，把那团纸浆捧在手心，看了很久。
妈妈在身后喊她吃饭，她应了一声，把手里的东西放下，站起来走了。
那天晚上，她做了个梦。梦里她站在长江大堤上，面前不是江水，而是一片望不到头的大海。海面上什么都没有，没有船，没有鸟，只有无边无际的水。她站在大堤上，风吹着她，她觉得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轻，像要飞起来一样。
她不知道这个梦是什么意思。但她知道，从那天起，她心里有什么东西变了。那个东西像一颗种子，被洪水泡过之后，反而发芽了。
四
五年级的时候，何小禾开始自己挣学费了。
十岁的她长得瘦小，但手很巧。村里有妇女在镇上做十字绣的活计，按件计酬，一幅小一点的绣品能挣五块钱。何小禾跟着学了半个月，很快就上手了，而且比那些大人绣得还快。
每天放学后，她不跟同学去玩，直接回家坐在窗前绣花。一绣就是四五个小时，绣到眼睛酸了，手指被针扎得全是窟窿，也不停下来。一幅绣品她两天就能绣完，一个月能挣七八十块钱，刚好够学费。
妈妈心疼她，说你别绣了，眼睛要瞎了。何小禾说没事，我不累。妈妈转过身去，偷偷抹眼泪。
何小禾知道妈妈心疼她，但她更知道，在这个家里，没有人能替她扛起什么。爸爸在砖瓦厂搬砖，一个月挣的钱刚够一家四口吃饭。妈妈身体不好，常年吃胃药，干不了重活。妹妹还小，需要人照顾。如果她不自己挣学费，那就真的没书念了。
她不想没书念。她不知道为什么不想，但她就是不想。学校里虽然也有马老师那样的老师，也有周洋那样的同学，但教室里有课本，课本里有字，字里有另外一个世界。那个世界比华阳镇大，比望江县大，甚至比安庆市都大。那个世界里有长城，有黄河，有天安门，有她从没见过的、只在电视里看到过的东西。
她想亲眼看看那些东西。
十一岁那年冬天，何小禾做了一件让她大姨暴跳如雷的事。
那天是腊月二十三，小年。大姨一家来何小禾家吃晚饭，何天赐带了一盒巧克力，铁盒装的那种，超市里卖三十多块钱。何天赐把巧克力打开，一颗一颗地吃，吃到最后一层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少了一颗。
“谁偷了我的巧克力？” 三岁的何天赐已经长到了六岁，说话清晰得很，但脾气比以前更坏了。
何小苗站在一旁，嘴唇上沾着一点褐色的巧克力渣。何小禾看到了，心里一沉。
周兰芝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扫过来，一下就锁定了何小苗。她两步跨过去，一把揪住小苗的耳朵：“又是你这个死丫头！上次偷奥利奥，这次偷巧克力，你是不是天生就是个贼？”
小苗疼得哇哇大哭，何小禾冲过去把小苗护在身后：“大姨，是我给小苗吃的，你要打就打我。”
“你以为我不敢打你？” 周兰芝一巴掌扇过来，何小禾偏了一下头，巴掌落在了她的肩膀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声。
何德茂终于站了起来。他站起来的时候，动作很慢，像是一个被什么东西压了很久的弹簧终于弹了起来。他嘴唇哆嗦着，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大姐，你……你别打孩子。”
“你说什么？” 周兰芝转过身来，眼睛瞪得像铜铃。
何德茂又缩回去了。他缩回去的动作跟站起来一样慢，像是一个泄了气的皮球。他退到墙角，手插在裤兜里，低着头，什么也没说。
何小禾看着爸爸的样子，心里忽然涌起一股从未有过的感觉。那不是愤怒，不是委屈，而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是一种失望，一种替爸爸感到的深深的、无法言说的失望。
她把小苗拉到身后，抬起头，直直地看着周兰芝的眼睛。
“大姨，那颗巧克力是我吃的。我跟你道歉，对不起。但你不应该打小苗，她才六岁，她不懂事。”
周兰芝愣住了。不是因为何小禾说的话，而是因为她的眼神。那不是一个十一岁女孩应该有的眼神——那里面没有恐惧，没有怯懦，只有一种沉静的、像冬天的江水一样冰冷的东西。
“你瞪什么瞪？” 周兰芝的声音尖了起来，“你个赔钱货还敢瞪我？”
何小禾没有再说话。她牵着小苗的手，走进了里屋，把门关上了。
那天晚上，她听到大姨在堂屋里跟妈妈说：“你家这个老大，早晚要出事的。你看看她那个眼神，跟她老子一点都不像，不知道随了谁的种。”
妈妈没有说话。何小禾躺在被窝里，睁着眼睛看着黑暗的天花板。
她想起白天在课本上学到的一句话：“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她不太懂这句话的全部意思。但她懂了一个字——苦。她已经够苦了，如果吃苦是成为大人物必须付出的代价，那她觉得自己已经付了很多了。
窗外又传来长江上的汽笛声，呜——呜——，像是一个巨大的动物在黑暗里呼唤着什么。何小禾闭上眼睛，在心里对自己说了一句话：
何小禾，你要走出去。
一定要走出去。
（第一级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