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式英语层出不穷。而所谓中式英语就是指带有汉语词汇、语法、表达习惯的英语。从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和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的恶搞到aad oil和qi gong的正式进入牛津英语词典，中式英语取得了极大的发展。而中式英语的出现又与中国的民族、人口特征以及经济、政治、教育息息相关。
当代的中国无疑是一个多民族的人口大国，并且奇迹般的实现了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团结、互助与和谐。但中国目前良好的民族关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今天中国的56个民族多是在本国形成或是在本国生活了很长时间的。几千年来各民族共同生活，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贡献而又各具其特性的民族文化，各民族文化又组成了具有强大包容性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在古代汉唐体现为佛教的传入以及中国对佛教的改造、始于明代的西学东渐等。在现代则表现为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间的求同存异，兼收并蓄。这是以时间为基础，文化交流与融合为手段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说，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在一种文化的出现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由此我们可以说，中式英语的出现不是偶然，而是中外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结果。
当代的中国，无疑是一个经济大国。在我看来，所谓中国是经济大国，不仅仅局限于中国经济总量之大，发展速度之快，更在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的提高。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提出到亚投行的建立，再到一带一路经济带的发展，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与世界各国的经济交往日益密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进了中外文化交流，有利于中式文化现象的产生。但我认为在经济方面，对中式英语的出现影响更大的是中国目前还是农业大国的定位。当然这主要是受历史和地理因素的影响。
在古代，中国的经济以具有持续性的农耕经济为主，而农耕经济的持续性又造就了中国文化的持续性，这让中华文化没有在动乱和分裂阶段消失。可以说是农耕经济的持续性赋予了中华文化延续力，使其具有巨大的承受力、愈合力和凝聚力，从而使中华文化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占据优势地位，并且在无形之中影响了英语，催生了中式英语。
另外，我认为政治对中式英语的出现有一定的影响。一方面，从现代中国的政治作为来看，中国于1953年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提出“求同存异”方针，1978年作出进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80年代提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以及新世纪以来的积极参加国际维和行动和裁军等的政治作为，促进了世界和平发展，为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使得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发生了摩擦碰撞，推动了中英合体的中式英语的产生。
另一方面，从古代社会政治结构来看，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结构又有宗法型和专制性两大特征。第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完备而系统的宗法制度和严密的专制主义对中式英语的产生也具有重要影响。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我们知道周朝正式建立了分封制，其主要旨意是将同姓子弟亲属封为地方邦国，以血缘纽带联系起来，作为周王室的屏障。尽管春秋战国之后分封制名存实亡，但这一制度的主要思想，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次，中国法制制度十分强调尊祖敬宗，由此衍生出宗庙祭祀制度。宗庙祭祀制度作为保证宗族团结的重要手段，塑造了世世代代中国人团结对外的思想模型。分封制和宗庙祭祀制又体现了社会结构的宗法特征，使得中华文化形成了伦理型范式，大大增强了中华民族凝聚力。所以当现代人们面对英语强势的渗入他们的生活时，这根植于中华人民血液中的凝聚力便迸发出强大的力量，团结人民对英语进行反抗，并为英语增添中国色彩。
第二，以武力为先导，控制宗教势力，主张对人生进行严密控制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对下层民众强烈的控制欲。国人在这个控制欲的影响下，形成了“权威不可侵犯”的思想。在当代中国人的眼中，汉语是千百年来流传发展下来的，具有很强的权威性，他们不允许英语轻易侵犯汉语的权威，而尝试着把汉语融入英语之中，试图掌握语言的主动权。而且，封建君主专制体现了古代社会的专制性特征，专制性特征又导致了中国文化形成政治型范式。这一范式带来了中华民族的整体观念，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造就了民族心理上的文化认同等正价值，这些正价值坚定了中国人民保护中华文化的决心，他们希望在英语中也能看到汉语的影子。
以上是民族、经济、政治三个方面对中式英语出现的影响。但我认为，除此之外，教育对其发展也发挥了作用，其影响甚至比民族、经济、政治三者更大。随着国家间经济文化的交流需求的日益强烈，选择一门通用语言就变得十分迫切，所以英语作为全球应用范围最广的一门语言，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为了人们的首选。当然也不排除经济地位对英语成为通用语言的影响，毕竟当时的中国不是如今的中国，当时的中文影响力也没有现在的大，不过这不是我要讨论的重点。我要讨论的是英语成为通用语言之后中国教育界对此作出的回应，以及这些回应对中式英语产生的影响。
其实如果要追溯英语在中国教育界的发展历程，大概要从18世纪中叶的地理大发现讲起。特别是鸦片战争后，英国将中国视为其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英国商人不断来华进行商品贸易，英语开始在中国的商界上流社会及高等教育界开始流行。但是关于英语在中国的这段发展历程我不想多说，下面我想谈的是中国改革开放后英语在中国教育界的发展。
改革开放后，中国与西方英语国家的交往更加密切，我国对外贸易也因此得到了迅速发展。加之我国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推行积极的开放政策，更是吸引了外国企业进驻中国。所以为更好地适应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社会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英语。对此，中国教育界做出了把英语作为学生学习科目中的主科的重要决定，借教育的手段来扩大英语在中国的影响力，试图培养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人才。这就大大促进了英语在中国的传播，也为中式英语的出现提供了条件。
我们不可否认当代国家教育政策对中式英语的出现的推动作用，但我认为古代教育思想对其产生的影响也很大。哲学上说，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古代教育思想作为一种正确的意识，对古人的学习产生不可忽视的指导作用。而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也流传了下来，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学子。
古代教育思想主要有三大特色:一是综合观，即大教育观;二是辩证观，即对立统一观;三是内在观，即强调启发主体的内在道德功能和自觉性。首先，从综合观的角度来说，许多教育问题实际上是社会问题，所以英语在中国的发展必定要受到种种中国社会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上面论述的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的现状和历史渊源。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产生了中式英语也就不足为奇了。其次，根据辩证观的说法，教与学、师与生之间存在着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也就是说，教学不只是教一些现成的知识，而且要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在我看来，中式英语可以说是学生在学习的基础上进行思辨创新的结果。再者，从中国古代教育的另一些特点来说，它不是师生脱离、教育与人生实践脱节的，而是教学相长寓教育生活于实践之中的。虽然目前中式英语多应用于人们的口头调侃，但是我们不可否认它也是一种生活实践。
当然，现在中国社会上流行的不少中式英语都是部分国人恶搞的结果。它们虽有英语单词基础但没有经过人们认真的思考，只是单纯的翻译。所以，如果要让更多的中式英语获得外国人的认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五个步骤缺一不可。另外，如果这些中式英语没有掌握好度，也极易造成“文化专制”。我这里说的文化专制与古代中国秦朝的焚书坑儒，明清的大兴文字狱与崇正宗，灭异端不同。我所说的中式英语的文化专制是指为强制抵制英语在中国的发展而破坏英语本身的词汇、语法、表达习惯等的极端行为。这样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我们希望中式英语能够更多地得到外国友人的认可，而某些中式英语进入牛津英语词典也更加增强了中国人民发展中式英语的信心，所以中式英语的发展在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停止。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应该不加思索地创造中式英语，因为只求数量但没有质量的中式英语有害无益!我们要做的是坚持文化间的平等交流，不盲目自大，也不妄自菲薄，让中式英语少一分感性的戏谑，多一份理性的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