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好看吗？武王伐纣、屈子投江、重耳复国、毛遂自荐、负荆请罪、完璧归赵……《史记》写了那么多精彩的故事，成了流传千年的经典，塑造了如此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怎么会不好看？比小说还要精彩很多倍！
很多人都对《史记》有着深深的迷恋，现代文学大师沈从文在1952年的一封家书中，就这样写《史记》的迷人之处：在四川农村里参加土改工作队的一个难眠之夜，他从垃圾中翻出一本残破不全的《史记》选本，在灯下读了李广、窦婴、霍去病、卫青、司马相如的传记，“不知不觉间，竟仿佛回到二千多年前的社会气氛中。”
然后，他感慨评断：“《史记》列传中描写人物，用笔不多，二千年来犹如一幅幅当年人物的肖像画，个性鲜明，神情逼真。通常重要之处，三言两语即交代清楚，毫不黏滞，而且准确、生动、形象，可谓大手笔是也。”
可是，这么好看的《史记》，普通人读起来，却感到有些难懂。
一方面它是用文言写成的，一般人读起原著来，在文字语法方面会有太多障碍，似懂非懂；如果去看白话翻译本吧，偏偏又失去了司马迁古文优美、简洁、准确的韵味。
另一方面，在文字这个层次之上，更难理解的是本书的整体架构。《史记》共有52万多字，130篇，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个不同的部分是司马迁特别规划的。因为，三千多年的历史，写谁不写谁，重点写谁，同一时期的人，谁放在前面，谁放在后面，他依据什么样的标准来安排……这些，都展现了司马迁的独特史观，要研究整本书才能弄明白。
但是，市面上流通的大多是节录选本，这些版本的《史记》往往只拣“好看”的选录，还有一部分被剔出来，扔掉了。这就造成了这些节录扭曲了《史记》的原貌，让我们很难看懂司马迁写作的意图和目的。
事实上，司马迁写《史记》，从来不只是要写一本“好看”的书，他有更广阔且深刻的动机及目的。如果我们只拣好看的部分来读，不但愧对付出了生命和尊严，为我们留下这部巨著的司马迁，也是对这本书的一种莫大浪费，限制了我们能从书中得到的领悟和启发。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原则，也应该成为我们阅读时时刻关注的标准。
在多重时间维度的观念中，《史记》中的“表”和“书”可以突出显示司马迁的突破性创意；而本纪和列传的布局谋篇中，也可以看出在司马迁眼中谁才是值得载入史册的典范，哪些价值才是让他耗尽全部心血写完《史记》的动力所在。
所谓“究天人之际”，是说看待历史事件，我们要注意区分哪些是天的因素，哪些是人的因素。哪些是人力可以改变和控制的，哪些是无能为力依赖运气的。只有把天的部分和人的部分彻底分开，在人事的判断上才不会受到干扰。
作为一个史学家，司马迁从历史资料里看到了许多人，他整理这些资料时发现，天不可能公平。人能决定要不要做好人，可是，结果却与决定无关，人不能决定这一切。
之所以要“究天人之际”，是因为如果看到那些偶然，就不相信原则，就会看不到人事的教训，也不会相信人事的道理。所以，司马迁清楚地告诉我们，写历史的人要分清什么是天，什么是人。
所谓“通古今之变”是说，不能孤立地看待历史人物和事件，要从更长远的时间周期上，以及更丰富的案例中发掘出潜在的模式，这样才会有启发和现实意义。从古到今的种种变化，会有很多有趣的东西，但这不是历史的主要任务。历史不只是告诉我们朝代的兴亡、皇权的更迭，以及战争、饥荒、婚丧嫁娶……这些都是古今之变，但不是历史的真正核心。我们要超越表面的变化，挖空历史背后的通则－－什么样的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依照什么样的信念，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因而产生什么样的变化――这才叫通古今之变。
所谓“成一家之言”，是说史家对历史要有态度，不能只是记录和叙述。我们读历史，往往有一个误解，以为最好的史学家是应该不带个人感情，尽可能客观公正地还原历史的真相。可事实上，一个历史学家绝不是把手上的材料，按时间顺序编排在一起，背后必然有一种精神和价值观灌注到他的历史里。
作为一个优秀的史学家，司马迁对不同类型、不同阶层的历史人物都有着独到的看法，无论王侯将相、游侠刺客，还是神医相士、酷吏商贩，他的记录都是有所取舍，又有所表达。他的写作不是历史的定论，更不是标准答案，而是在历史的记录和探究中，挖掘出一些智慧，让读者可以通过对历史的理解和思考加以吸收。这才是“成一家之言”的意义所在。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耐心、有勇气走入整部书，去了解这本书的内容与安排，去接近远比我们要博学、聪明、深思的司马迁的伟大心灵，去探触书中所形构的复杂的历史世界。不但要通读、细读，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要不断追问：为什么司马迁要这么写？为什么要这样分配相关内容？为什么要如此安排篇章与行文顺序？
我们在读《史记》时，应该跨越两千年的时空，与伟大的司马迁进行一种历史式的心灵对话。
